開元十三年，麗正書院更名叫集賢殿書院
書院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形式。它起源於唐代，發達於宋代，至清代達到頂峰，1901年後改制為學堂。書院一般為私人創立，與官學相對應，選址在風光秀麗的名山、清溪、竹林等幽邃佳境，刻意追求“情景交融”的效果，在遠離塵埃“無市井之喧”的地方建立校舍。而後，廣收門徒，講學著書，切磋學術，為國家培育棟樑之材。
中國古代的書院遍及全國各地，數量達7000餘所。據統計目前至少有400餘所書院以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形式留存下來，成為各地的文化教育場所及重要的文化景觀，服務於今人，造福於社會。
書院教育歷時1000多年，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顆燦爛的明珠。可以說，書院是我國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結合得最為完美的地方。走進任何一所書院都能感受到那無法言說的莊重和人文氛圍。那些“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風致趣聞，給人一種舒適、爽朗的感覺。置身其中，拂去歷史的塵埃，古老的書院就會浮現在我們面前。
《中華文物》專版自本期起，特辟“古代書院尋蹤”專欄，介紹中國古代書院，敬請讀者垂注。
說起“書院”名稱的由來，要追溯到唐朝。它是中國士人圍繞著書，開展包括藏書、讀書、講學、著書、刻書、祭祀活動的教育機構。
唐開元年間，國家富庶，經濟和文化空前昌盛，史稱“開元盛世”。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任命學士馬懷素為修書使，專門負責國家圖書，並且組織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編輯國家藏書，又借來民間流傳的異本，派人抄錄，使圖書更加豐富。還委派了官員負責管理，設立了乾元院。轉年，乾元院改名麗正修書院。後來，在京都長安的光順門外、東都洛陽的明福門外，也設立了麗正書院。
開元十三年，唐玄宗召集張說和學士們設宴飲酒，唐玄宗非常高興。當眾宣布：“朕和眾賢士在這裡飲酒歡樂，就叫集賢吧。”於是麗正書院更名叫集賢殿書院。任命張說擔任集賢院學士，管理書院事務。收藏的圖書多達53915卷，唐朝學者自己著作的書，即有28469卷，真可以說浩如煙海，盛況空前。所有的書籍都抄寫正、副兩份，分別在長安、洛陽的集賢書院兩處收藏。集賢殿書院除負責收存圖書外，還向朝廷推薦賢才，並提出政策方面、文化方面的建議。
書院，畢竟是皇家用來收集貯藏書籍的寶庫，是推廣和套用知識的地方，是經常同皇帝打交道的無比榮耀的機構，所以是讀書人非常羨慕的所在。於是，一些私人也把自己的書齋書室誇耀為書院。開元年間曾經擔任過集賢院學士的徐安負，退休後回到原籍浙江龍游，修建了自己收藏圖書、讀書治學的地方，便取名為九峰書院。
就這樣官方的文化機構，逐漸演變成了私人讀書治學處所的名稱。直至唐朝滅亡的一個半世紀的時期中，湮沒無聞的不計，有記載可查的，先後建立的大約有30多所書院。
為什麼讀書人對“書院”情有獨鍾呢？原來從漢朝起，私人講學授徒的地方一直稱為“精舍”，或者叫“精廬”。自從東漢時佛教傳入了中國，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起來，佛教的經師們借用名稱，把傳經授徒的地方也叫做精舍、精廬。這一混起來，弄得僧俗不分，釋儒難辨，不知道精舍、精廬是哪一家的。這種現象令自視為正統的儒學先生們頭疼不已，不情願同僧侶們共用這一名稱。感到用書院來命名治學讀書、講學授徒，比較恰當，於是，最終用書院的稱謂，完全取代了先前的精舍、精廬的稱呼。
“書院”之稱雖然出現了，但並不普遍，也還不是教育性質的場所，只能說書院尚處於萌芽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書院除了文人學士自己在這裡讀書治學以外，還附帶著教授子弟，或收徒講學。有了學生，於是兼有了教學職能。如江西永豐的皇寮書院，本來是吉州通判劉慶霖來到永豐定居之後“建以講學”的。陳袞建立的江西備安東佳書院，收集書籍上千卷，供來學者閱讀，子弟到了弱冠年齡，都來這裡就學。這時候書院已經具備了雛形。
五代十國時期，政權林立，連年戰亂，官方辦的官學受到嚴重破壞，但是，卻為民間私人興辦書院提供了機緣。人們要讀書求學，沒有官學可入，可以進入書院學習，這就為書院發展創造了條件。像河南的太乙書院、江西的梧桐書院、匡山書院、廣東的天衢書院，出現的書院數量雖然還不是很多，規模也不算大，但是已逐漸完成了向私立教育機構的轉型，而且孕育著蓬勃生機，日益顯示出書院在文化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從這時開始，書院在社會不斷展示其魅力，吸引名師講學，吸引眾多的弟子入書院攻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