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士和茶
中國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緣，可以說沒有古代的士便無中國茶道。
此處所說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謀取功名撈得一官半職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個拿一份工資的學差，而不是指范進一類中舉就患神經病的腐儒，嚴監生一類為多了一根燈草而咽不下最後一口氣的庸儒，”那些篤實好學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國的“士”就是知識分子，士在中國要有所作為就得“入仕”。榮登金榜則成龍成風，名落孫山則如同草芥。當然不一定個個當進士舉人，給個“地師級”、“縣團級”官兒做做，最起碼的條件是先得溫飽，方能吟詩作賦並參悟茶道。這便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特點。
中國文人嗜茶沓在魏晉之前不多，詩文中涉及茶事的漢有司馬相如，晉有張載、左思、郭噗、張華、杜育，南北朝有鮑令暉、劉孝綽、陶弘景等，人數寥寥，且懂品飲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後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幾乎沒有，不僅品飲，還詠之以詩。唐代寫茶詩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還有李白、杜甫，陸羽、盧金、孟浩然：劉禹錫、陸龜蒙等；宋代寫條詩最多的是梅堯臣、蘇城、陸游，還有歐陽修、蔡襄、蘇轍、黃庭堅、秦觀、楊萬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晉之前文人多以酒為友，如魏晉名士“竹林七賢”，一個中山濤有八斗之量，劉伶更是拚命喝酒，“常乘一鹿車，攜酒一壺，使人荷鋪隨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後知識界頗不贊同魏晉的所謂名土風度，一改“狂放嘯傲、棲隱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風，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學、留名乾秋。文人作風變得冷靜、務實，以茶代酒便蔚為時尚。這一轉變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文化背景，是歷史的發展把中國的文人推到這樣的位置：擔任茶道的主角。
原因
中國文人頗能勝任這一角色：
一則，他們多有一官半職，特別是在茶區任職的州府和縣兩級的官和吏員近水樓台先得月，因職務之便可大品名茶。貢茶以皇帝為先，事實上他們比皇帝還要“先嘗為快”；
二則，在品茗中培養了對茶的精細感覺，他們大多是品茶專家，既然“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茶中自有“黃金屋”，茶中自有“顏如玉”，當年為功名頭懸樑、錐刺股的書生們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們比別人更通曉茶藝，並在實踐中不斷改進茶藝，著之以文傳播茶藝；
三則，茶助文思，有益於吟詩作賦。、李白可以“斗酒詩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頭腦發脹，手難握筆何以能詩？但茶卻令人思勇神爽，筆下生花。正如元代賢相、詩人耶律楚材在《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中所言：
啜罷江南一碗茶，枯腸歷歷走雷車。黃金小碾飛瓊雪，碧玉深甌點雪芹。
筆陣兵陳詩思奔，睡魔卷甲夢魂賒。精神爽逸無餘事，臥看殘陽補斷霞。
茶助文思，興起了品茶文學，品水文學，還有茶文、茶學、茶畫、茶歌、茶戲等；又相輔相陳，使飲茶升華為精神享受，並進而形成中國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氣候的中國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識分子，以“入仕”的土為主體，還包括未曾發跡的土，有一定文化藝術修養的名門因秀，青樓歌妓、藝壇伶人等。對於飲茶，主要不圖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導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脫俗的境界，於鬧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點什麼。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間，在乎風月之間，在乎詩文之間，在乎名利之間，希望有所發現，有所寄託、有所忘懷。“雅”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詩興
三是以茶會友
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為文人的參與才使茶藝成為一門藝術，成為文化。文人又將這門特殊的藝能與文化、與修養、與教化緊密結合從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響，又形成其它幾個流派。所以說是中國的“士”創造了中國茶道，原因就在此。
雅士茶道
素有“魚米之鄉，花果之地，絲綢之府，文化之邦”美譽的餘杭，是杭州的門戶。餘杭三面環抱西湖，南望寧波，東接上海。歷史上，著名的隋朝京杭大運河的起點就在餘杭。如今，這裡人文薈萃，經濟發達，已成為旅遊勝地。而且，從杭州到餘杭只需10分鐘車程，交通十分方便。
徑山茶的產地徑山，就在餘杭境內。徑山，是天目山之餘脈，因徑通天目山而得名，這裡風光綺麗，有著名的千年佛教古剎--徑山寺;出產優質名茶--徑山茶。
茶史追溯
徑山產茶歷史悠久，始栽於唐，聞名於宋。宋朝的翰林學士葉清臣在他的《文集》中說：“錢塘、徑山產茶質優異”。清代《餘杭縣誌》載：“徑山寺僧采穀雨茗，用小缶貯之以饋人，開山祖法欽師曾植茶樹數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鮮芳特異，即今徑山茶是也”;又據《續餘杭縣誌》記載：“產茶之地，有徑山四壁塢及裹山塢出產者多佳，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
南宋時，日本佛教高僧聖一禪師、大應禪師(即南浦紹明)渡洋來我國，在徑山寺研究佛學。歸國時帶去徑山茶籽和飲茶器皿，並把“抹茶”法及茶宴禮儀傳入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