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
陽湖文派簡介
得名，起自光緒初年張之洞《書目答問》，這本目錄列舉清代古文家文集時，分為“桐城派古文家”、“陽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這時候，陽湖文派的創始人惲敬、張惠言已去世半個多世紀。“陽湖文派”不僅它的名稱是後人“加給”的，而且它的創始人也是後人“推選”的，甚至它的成員也是後人“認定”的。陽湖文派的作家們，他們在世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開宗立派”，並沒有意識到已經“開宗立派”，“陽湖派”的得名，從根本上說，是武進、陽湖籍的一群作家們“自成一隊”的創作實績得到世人的推崇，他們的文學主張得到世人的承認所致。《書目答問》在“桐城派古文家”之外，另立“陽湖派古文家”，這是對世人輿論的一種認可。
較早認識到陽湖古文“別有建樹”的是包世臣。他在《讀大雲山房文集》中論述惲敬的創作時說：
“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為以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邇近。子居（惲敬）歸、方邪許之時，嬌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藝舟雙楫論文》）
包世臣這篇文章，作於道光元年（1821年），距惲敬去世4年。“歸、方邪許”是形容桐城派聲勢之盛。“嬌然有以自植”是說惲敬與歸有光、方苞的觀點、作法不同而別有建樹。也就是說，陽湖古文相對於桐城古文而言，“別有建樹”。
“桐城”稱派，一般都認為始於姚鼐稱“天下文章，出於桐城”一語。這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一文中的話。桐城派作為一代古文的正宗，而陽湖派相對於桐城派而“別有建樹”，所以，近代以來討論陽湖派，總離不開陽湖與桐城兩派的關係問題。一是強調兩派相承的一面視陽湖派為桐城派的旁支別系；一是強調兩派相競的一面，視陽湖派為擺脫桐城派影響的獨立文派。 因為陽湖派的創始人、首領也是由後人推定，所以，創始人、首領究竟為誰？也有兩種意見：一曰張惠言、李兆洛；二曰惲敬、張惠言。第二種看法比較普遍。《清史稿》中的排列，實際上也含有對惲、張兩人地位的一種評價：
《清國史·文苑傳》卷五四《陸繼輅傳》指出：
“是時常州一群多志節卓犖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間。惲敬、張惠言，天下推為陽湖派，與桐城相抗，繼輅與董士錫所為文，亦拔戟自成一隊。”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陸繼輅傳》指出：
“常州自張惠言、惲敬以古文名，繼輅與董士錫同時並起，世遂推為陽湖派，與桐城派相抗。
陽湖派的首領，不是“官封”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他們自己“公選”的。他們是自然領袖，而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是“領袖”，同伴們也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領袖”。他們生而同里，長而同鄉。或近或遠的親從血緣關係是他們深交的天然紐帶；友朋切磋、互相勉勵，則似乎是他們成派的“組織手段”。陽湖文派，有沒有“開宗立派”，誰是首領，排名先後，我認為都不必計較，反正不是“散兵游勇”、“烏合之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其生命所在是風格特徵，是共同的理論主張和相近的創作風格。是體現上述主張和風格的作品，是創作這樣的作品的作家群體。
乾、嘉年間的常州，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被譽為中吳要輔，八邑名都，人心向學，教育普及，科第興盛，其學風尤獨領風騷。
著名學者曹虹先生歸納常州學風的特點為：
第一是融通。常州是多種學術思想交匯之所。如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提到：“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孫星衍，洪亮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莊存與，他進一步發揚光大了常州融通的學風。他是清代今文經學派的創始人，但他的學風兼容並包。不以專治今文經自限，而是“諸經皆有撰述”。他致力於古文經《周禮》的研究，又對偽《古文尚書》的價值給予一定的肯定。李兆洛以通人的眼力，表彰莊存與“融通”的精神：“宗伯公經述淵茂，諸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別漢宋，必融通聖奧，歸諸至當”。而李兆洛自己，也是“融通”學風的實踐者。所以，魏源讚揚莊存與與李兆洛為同出一鄉的“並世兩通儒”。他們不僅消除學術畛域，消除門戶之見；而且也不墨守陳規舊套，寓創新於會通，在他們身上，洋溢著不凡的“通儒”氣派。
第二是致用。常州經世致用的學風要追溯到明代唐荊川。它不僅包括關於世界觀的學說，而且包括一套專業知識。以莊存與為代表的常州莊家繼承並發揚了這種學風。莊存與創清代今文經學，雖然沒有直接論述政治問題，但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了“明天道以合人事”反對和砷集團。李兆洛曾序其所撰《周官記》指出其學說的特點與意義在於：“實能探製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後綴學之徒鉤稽文詞，吹勃細碎，沿傳訛謬之說，一切可以盡廢，有志於治者，由其說，通其變，舉而措之，如視諸掌，非徒經生講解之資而已也。治經者知讀書所以致用，必有觀其會通而不泥於跡者，庶幾六經之在天壤，不為佔畢記誦之所荒，不為迂僻膠固之所竄也夫！”
董士錫在《莊氏易說敘》中揭示莊存與“讀書”與“致用”合一的實學品格說：“不知者為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巨匯也。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深於漢經師之言，而無涵以游雜，其門人為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因其藝精，抑亦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為空言而實學姿肆如是者哉！”
譚獻也極力表彰莊存與“不為空言”的經學。說：“宗伯甘盤舊學，老成典型，經說皆非空言，可以推見時事。乾、嘉之際，朝章圖故，隱寓其中。”（《復堂日記》卷七）
常州學風講求實學，注重致用，對於經學以外各種切合實際的學問專業知識十分重視。子史兵農、刑法、數術之學。以及醫經本草，輿地之學，常州學子無不研習。張琦“自言合則天下懸於掌上，山川險要，道路出入之勢歷歷可畫”。李兆洛則不但精研本國地理，而且對於沿海諸國“所在遠近，海道曲折以及國之大小強弱，風氣厚薄美惡，政令弄禁之大凡”亟予留心，講求河漕、鹽政、錢法、兵制、方誌等經世之務的，不乏其人。甚至連女性也受到感染，如惲珠“相夫子有政聲，訓子以實學”；張琦長女張珊英在病中與友人相見，也“論夷務未平，養癰成患，相對扼腕”，（《名媛詩話》）
第三是多思。常州學風多思的特點，意味著個人的心智得到強調與開發，莊存與治《公羊》學，創今文經學，從根本上注重義理而不是訓詁。《公羊》不同於《左傳》。《左傳》注重記載的歷史事實，《公羊》注重於記載的歷史事實所發揮的義理，是一“種歷史哲學。學者更需要“深造自得”、“探本究源”，更需要“多思”，李兆洛讚嘆莊存與的學說“鴻識卓學，甄宗天人，經緯聖哲”，並把劉逢祿比作“善持論、能文辭”的董仲舒。後章太炎又稱頌宋翔風的學說“其義瑰偉，而文特華妙”。而要做到“舉大義，善持論”必然注重思想，善於思想。惲敬注重諸子學對於開發心智的意義，在文學觀的建樹中汲取禪宗的思辨智慧。這種追求也是常州“多思”學風的體現。
第四是文采。常州今文經學家的著述，以經學與文學的結合顯其特長，經學家而兼擅文翰，如莊存與所撰《春秋正辭》，就是整齊的韻文，文詞之工，令人矚目。劉師培在《南北考據學不同論》及《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中都提到莊存與文詞“深美閩約”。他的侄子莊述祖，學者稱珍藝先生，亦擅創作，能詩善賦。譚獻曾說：“夜誦《珍藝宦文》，琅琅真作金石聲，說《書》、《詩》數篇，風發泉涌，而淵淵髦翠，潛氣內轉”。說經之文而能帶來如此高超的審美愉悅，可見其文才充溢，張惠言的《易義別錄序》雖是說經之文，卻能“以五喻成章……遂使敘經之文而興味洒然”。稍後的劉逢祿與宋翔鳳，被惲敬稱頌為“治經行文俱冠流輩”，無不顯示常州經學家重文的傳統。清代常州美文的發達，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十分引人注目。嘉慶三年選編的《八家四六文鈔》和光緒七年所編的《後八家四六文鈔》兩書入選的16位作者中，常州各占3名共6名。反映了常州驕文創作的實力和優勢。
惲敬曾驚嘆“吾州多異才”。陸繼輅則自豪地說“吾鄉文儒甲天下”。杭州龔自珍更讚美“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陽湖文派就產生於這個學術部落，常州學風則是其產生的學術背景。
陽湖派講究文章的氣勢，筆力雄勁，文氣剛健，以惲敬的風格為代表、為典型。張維屏在分析了清代前期和中期各家散文後認為：“文氣之奇推魏叔子（禧），文體之正推方望溪（苞），而介乎奇正之間則惲子居（敬）也。諸家為古文，多從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惲子居從周秦諸子入，而得力於《史記》。” 李桓《國朝耆獻征初編》卷二四二）。劉師培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中論及惲敬的散文時，以“峻拔”兩字形容惲文的風格。惲敬是陽湖派作家中藝術個性表現得最充分的。
陽湖派諸子繼承了同鄉先賢唐順之發揚《史記》“奇”的精神，因而筆勢矯健，富於力度和變化。惲敬評唐順之《廣右戰功序》一文是“直躪子長、孟堅堂奧，而無一語似子長、孟堅，奇作也”（《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三）。陸繼輅評唐順之此文“為明一代奇作”。唐順之不僅以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影響了常州的後人，而且其散文風格也影響了常州的後人，哺育了陽湖派文士。
陽湖派文士重視文采，首先是由於發揮了《易》教精神，情文相生，文采斐然，說經之文也注重設色用喻。張惠言是著名《易》學專家，他的說經之文就極具文采。惲敬評論他的《易義別錄序》說：“此文以五喻成章，於無可設色用意中為此，遂使敘經之文而興味洒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