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曾在武昌文普通中學堂學習,在日本又先後進過法政大學速成科、早稻田大學預科,相對於宋以前甚至宋同代的一些研究史地的學者,他的知識結構比較新,這影響到他研究邊疆史地時的方法、思路以及史料運用等諸多方面。以下筆者將對宋教仁《間島問題》的特色作一些評述。
以國際法為出發點展開論述
《間島問題》不是一般的史地研究著作,而是專門論證一地所屬的著作。既然“間島”是個國際交涉的問題,而日本人動輒引用所謂國際法進行“論證”,因此,宋教仁便也從國際法出發來論證。宋教仁受過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訓練,如此展開論證恰好能夠展示他的特長。而且以國際法出發來論證,既可以有針對性地駁斥日本人製造的所謂“理由”,也使自己的論證有了比較符合邏輯和當時國際習慣的順序。就邊疆史地的研究思路和論證來說,這恐怕也是宋教仁不同於前人的地方。
世界各國領土與邊界的劃分,情形雖然十分複雜,但還是有一定的規律,也有一些公認的準則,這就是所謂關於國家版圖或領土的國際法。宋教仁指出,國家版圖之取得,有兩種方式,一為本來取得(acquisitionoriginally,英文為宋教仁自注,下同),一為傳來取得(acquisitionderivative)。本來取得,有增殖、時效、先占三者;傳來取得,有交換、贈與、割讓、買賣、合併五者。邊界的劃分,也有天然的境界(如山川、湖海、沙漠、荒原),人為的境界(即條約)。因此,則有三個要素必須考察,即領土主權誰先取得,自然地勢何者便利,境界條約如何訂立。
這三個要素確定,而一地的主權歸屬就確立了。論文即圍繞這三者展開論述。
首先是關於“間島”領土主權的歷史。宋教仁通過大量歷史文獻,尤其是朝鮮方面的文獻,證實“‘間島’之領土主權,自唐中葉迄於明末,即屬通古斯人之傳來取得者,不特與朝鮮國家絕無關係,即與朝鮮人民亦無絲毫之關係也。”
相鄰兩國邊界的劃分,條約的訂立非常重要,但大都依據大山、大河、沙漠等自然的屏障。因為這是兩國居民的繁衍遷徙及政府控制逐步延伸自然造成的。宋教仁接著論述“間島”自然地勢,長白山、鴨綠江、圖們江為中朝兩國邊界天然的境界,有關邊界的約章也是由此劃分的。日本人強詞奪理,有指海蘭河為圖們江的,有指松花江發源的一源為圖們江的,不一而足,皆為宋教仁駁斥。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天池,即為圖們江源,這正是日本一些遵守科學規範的探險家、測繪家考察後得出的結論。宋教仁正好據以立論,並輔以韓國、中國的文獻。
關於“間島”境界之條約,宋教仁指出,東方各國國際法不發達,缺少完備形式的境界條約,但是,國與國之間劃界之事是常有的,這種劃界,具備國際條約的實質。中韓明確劃界之事,在康熙五十一年(朝鮮肅宗三十八年)。宋教仁特地選了兩種朝鮮方面的記載來說明此事,一為《通文館志》,一為《東國文獻備考》。朝鮮文獻明確記載,當時兩國官員到達長白山,刻立石碑,上有“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等字樣。雙方除官員共同勘界外,還有文書往返。這實質是一種邊界條約。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宋教仁指出,“然則間島當為中國領土,其條件已完全具備矣”。
資料特色———日韓資料的運用
充足、完備的資料是進行歷史學或史地研究的前提,其實又不僅歷史學,所有科學研究都是如此。如果資料不足,或遺漏重要資料,則不僅不能服人,自己的結論也很可能站不住腳。
延邊地區南部,原來文化不發達,比較中原地區,文獻記載要少得多。但宋教仁還是蒐集了非常多的資料,甚至令人驚嘆。據筆者粗略統計,宋教仁注出的資料即達92種。筆者不敢說宋教仁窮盡了關於“間島”的資料,但6萬字的論文,能引證這么多的資料,實在可以當得上“資料豐富”四個字。
與一般考證須儘可能窮盡資料又不同的是,《間島問題》中大量套用了日本、韓國方面的資料,這是《間島問題》的一個基本特色。據筆者初步統計,宋教仁提到或注出的日本資料達24種,韓國資料19種。這又與以往邊疆史地學者的研究論證撰著有很大不同。客觀上,當時日本的公共圖書館已經相當發達,閱覽比較方便,這是宋教仁能夠運用這么多日、韓資料的條件。
日、韓資料的運用,一方面豐富了可資使用的資料,而更重要的在於收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有的資料證據作用十分明顯。如宋教仁在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找到的朝鮮古山子《大東輿地圖》,其中清楚地繪有長白山、天池(闥門潭),以及鴨綠江和豆滿江(圖們江)的源頭。該圖還標有中韓界標。此圖足以證實圖們江以北的“間島”地區為中國領土。此外,上節所說的從國際法的論證,多用日、韓方面的資料,尤其境界條約方面,完全用的韓方資料。這比利用中方資料更能說明問題。
語音學的運用及現代科學和學術理念的引入
中國傳統也有所謂音韻學,但研究發音及標註方法,基本上限於漢語及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語音。因此在研究邊疆史地時,很少能套用語音學。宋教仁通日語,學過英語,在他的日記里,有了解和研究語音學的記錄,在研究“間島”問題時,他套用了語音學的方法。日本人強辯說豆滿、圖們(土門)是兩條河,豆滿(即圖們江)是朝鮮境內的河;土門是界河,在松花江源頭。宋教仁討論所謂“豆滿”江的源流時,他利用滿語(包括女真語)、漢語、韓國語進行對比,又用英語、日語及國際音標的發音做比照,最後指出豆滿、圖們、徒門、土門、圖門,實際都是來源於女真語,即圖們江,也即中朝界河。“豆滿”完全不是什麼另外一條河,譯成“豆滿”是因為韓國語中缺少某些發音元素所致。圖們、圖門是正譯,其他是不準確的譯法。
古人由於時代的關係和研究手段的原始,即便親臨其地,也未必能準確記載。如《大明一統志》記述:“長白山高二百里。”《大清一統志》竟也沿襲其說,宋教仁指出其謬誤:“考天下之山,未有高至二百里者,明志所云,殆出於傳聞。”此不過是根據當時的科學知識對傳統籠而統之的說法的糾正,屬於比較簡單的。
宋教仁在第五章《間島地誌》中,對該地區的沿革、面積人口、地勢山川、地質、氣候、政治、軍備、交通、產業、語言、宗教、民俗、村鎮等,一一做了介紹。其中地質、氣候等部分,吸收了現代科學方法。
不可克服的缺陷
現在分析《間島問題》的缺陷。
筆者對邊疆史地研究是外行。但就一般史學研究規律來說,我以為有三個要素不可缺少:即文獻、實地考察、考古資料。宋教仁的時代,中國的考古還沒有發展起來,世界上的考古專業與20世紀以後的發展也根本不能相比。那么,文獻與實地考察,就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此外,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的套用,都可以作為邊疆史地研究的輔助,宋教仁也在嘗試套用語言學等方法。
因此,我以為宋教仁的主要缺陷是實地考察不足。有回憶說,宋教仁到過延吉,甚至見過任吉林邊務幫辦的吳祿貞,但都語焉不詳。宋教仁在延吉停留的時間到底有多久,目前還不清楚。但是以宋教仁的革命黨重要人物身份,以及經費的限制,要做細緻的考察是做不到的。這導致宋教仁對一些地理的描述,只能依賴文獻資料,甚至是日本人到該地“考察”寫下的記述,雖然他常常向來自所要研究的地方的人去了解,但這比親自考察到底還是不同。比如圖們江的初源問題,《延吉邊務報告》的描述就更細緻、準確。這是因為吳祿貞帶隨從人員在“間島”做過細緻的考察,並有測繪人員一起考察。
第二個缺陷是沒有辦法利用檔案資料。清朝建立全國統治後,延吉一帶雖然僻遠,但該地是清朝發祥地,又是人參等特殊物品的出產地,相信檔案中會有一定的記錄。但這也是宋教仁所無法做到的。
反響及社會評價
《間島問題》問世以後的反響如何呢?
宋教仁去世後徐血兒所作《宋漁父先生傳略》說,宋“精輿地學,曾著《間島問題》一書,清政府得之,間島交涉,得以不敗。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先生不為動”。騷心(于右任)說:“當間島問題發生後,交涉者一無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麗,搜求高麗之古蹟遺史,抵遼瀋,又得中國及日本之史跡足以為此案之佐證者。復親歷間島,考求其地望事實,歸而著《間島問題》。書成,日本東京之有名學者,均欲求先生以此書著作權歸諸日本。先生不允。時袁督北洋,得此書,電召先生歸國。先生……以書付袁,而卒未歸。後間島交涉,因獲此書為輔佐,得未失敗。袁甚德之,電駐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駐日使固強之,先生隨散之留東之睏乏者,且謂:‘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上述兩人都是宋教仁的同志、好友,其文字又是宋教仁剛被刺去世時,可能有誇大的成分,那么鄭孝胥的日記應是當時比較客觀的評價。
為了擴大《間島問題》的影響,宋教仁將書寫成後,就謀求公開印行。同時,他輾轉託孟森請鄭孝胥為之題寫書名,因此,鄭孝胥在印行之前看到了《間島問題》。鄭在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1908年8月4日)的日記中記:“孟蓴孫(孟森)來談,言有宋鏈著《間島問題》一書,求余署其端。”幾天后,鄭孝胥看到了書稿,得出這樣的評價:“孟蓴孫送來《間島問題》稿本,其書頗有意理秩序。”鄭孝胥為當時名士,任預備立憲公會會長,他的評價,可以代表當時名流的看法。
清政府官方的反應也可作為參考。宋教仁將文稿寫好後,便托人轉交清政府駐日公使李家駒,李家駒見書即送兩份回國內,一給吉林邊務督辦陳昭常,一給外務部。陳立即兩次致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希望調宋教仁到吉林襄助邊務。其中說“是書詳於知彼,頗足補邊務報告所不及”。外務部也希望宋教仁回國參加交涉工作,但最後都沒有實現。
《間島問題》自面世後多次印行,也可見其反響。主要版本有兩個:一為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印本,鄭孝胥為之題寫了書名,國家圖書館藏有此版本;一為《地學雜誌》第46—73號所連載。由於1908年中國圖書公司版本錯誤較多,而原稿已不知下落,因此,後來印行都是用的《地學雜誌》的版本。陳旭麓先生主編《宋教仁集》,李澍田先生主編《長白叢書》初集所收錄的《間島問題》,用的都是《地學雜誌》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