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三國演義》是我國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故事經由這本小說的渲染已深入國人的心中，很多人都把小說情節等同於歷史事實。然則，小說與歷史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章學誠評論《三國演義》是“七實三虛”，這樣的比例對不對？作者在構思小說時為什麼要“虛”？又究竟是“虛“ 在何處？哪些地方“虛”得好？好在何處？哪些地方“虛”得不好，為何不好？在“虛”之外，又有哪些地方是“實”的，是從陳志和裴注中取材的？這些材料又有哪些張冠李戴了？所有這些問題，都將在《閒話三分》中得到一一解答。
編輯推薦
《閒話三分》為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發行。
作者簡介
陳邇冬，著名學者，古典文學評論家。一九五四年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出版《蘇軾詩選》、《蘇軾詞選》和普及讀物《蘇東坡詩詞選》等，另有《閒話三分》、《九紋龍》等論著行世。
圖書目錄
看完《閒話三分》的閒話
外行話《三分》
閒話開頭
“桃園結義”與“怒鞭督郵”
蔡邕與董卓
蘇東坡和曹雪芹的觀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董昭教打“皇帝牌”
“衣帶詔”之疑
小霸王孫策
再談孫策
建業與武昌
孫權與台灣
為周郎叫屈
隆中對與出師表
初出茅廬第一計
“諸葛亮舌戰群儒”
“周瑜打黃蓋”及其他
銅雀春深何關二喬
赤壁之戰的尾聲
劉備與孫夫人
曹操的女婿
曹娥碑·曹操·楊修
關於《楊修之死》
關羽愛戴高帽子
張飛妻女與夏侯淵父子
替趙子龍抱不平
魏王殺識魏王者及假魏王
曹丕的武術
再談曹丕
蒲留仙筆下的《甄后》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質疑
從馬謖說到王平
司馬懿裝病
託孤比較篇
吳蜀相互嘰嘲
由魏延說到子午谷
楊儀魏延的衝突
魏延的冤案
姜維“九伐中原”前後
劉禪與孫皓
後記
當論及魏延與諸葛亮兩位歷史人物的時候，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都會閃現出兩個截然對立卻又栩栩如生的形象:前者是“食人之祿而殺其主，住人之地而獻其城”的奸詐小人，其依據來自《反長沙》。後者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名臣賢相，是後世的人臣表率。前者浮躁貪功而常常造成重大失誤；後者一生謹慎小心而終成大事。後者名垂千古並受百代敬仰；前者身首異處遭後世唾罵。
其實，西蜀政權中的這兩個重要人物，並不是小說或戲劇中的那兩個人物。魏延的“那一個 ”形象，是《三國演義》和傳統戲劇的藝術渲染與概括，同歷史上的“這一個”魏延根本不同，與諸葛亮之間的關係，也相去甚遠。“那一個”魏延首次亮相，就是殺韓玄、救黃忠、獻長沙、投劉備，而又被料事如神的諸葛亮喝令斬首……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人頭雖然勉強保留於脖頸，也只是“權且寄放”，如以後再有過失，則要新賬老賬一齊算。魏延已被西蜀當權者目之為不忠不義的異己，僅有一點利用價值。
歷史上沒有魏延反長沙一節。赤壁之戰後，劉備南掠江南諸郡時，韓玄以太守之職獨當一面留守長沙；黃忠以中郎將之職與劉表從子劉磐駐守在湖南攸縣，二人在劉表病逝、劉琮降曹後，已經隸屬於曹魏；魏延則是劉備的部曲。部曲者，忠實的私兵。由於地位低下，故此時名不見經傳。其漸露頭角始於跟隨劉備進取四川的戰爭中。《三國志·魏延傳》第一句即說：“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根據以上史料看，韓玄、黃忠、魏延三人互不隸屬，且根本不在一地，《取長沙》這齣戲不可能上演。歷史事實是，從魏延、諸葛亮先後投奔劉備起，直到劉備白帝城病逝，這兩個在西蜀政權誕生中分別建立了重大功勳的人物，共事於劉備的割據之業，卻沒有機會過從交往，是一對不曾同堂共處的“同堂弟兄”。
諸葛亮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投奔劉備，雖較魏延晚一些，但從“三顧茅廬”後，就成為劉備的股肱。魏延在建安二十四年前，最高軍銜僅是牙門將軍。以魏延低微的身份，不可能同諸葛亮交往，甚至沒有謀見一面的理由。劉備是出名的梟雄，自然十分警惕自己孵化出梟鳥;一生謹慎的諸葛亮，對劉備特性知之甚詳，不會與外臣私交，不可能同一個牙門偏將存在來往。
魏延終因忠誠勇猛和劉備的識人之明，破格地脫穎而出了。建安二十二年夏，蜀、魏定軍山之戰，以夏侯淵被斬，劉備全勝而落下帷幕。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並要返回成都經營後方。由於漢中軍事、經濟地位的顯要，所以“當得重將以鎮漢中”，“公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出乎眾人之所料，“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任命一發，致使一軍盡驚”(以上史料同前)。此前的魏延與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等高級將領比，在劉氏軍事集團之地位則相去殊遠。關羽遠在荊州，其他諸人均在劉備身邊，劉備置張飛情緒和全軍議論於不顧，而破格任用魏延，不僅反映了魏延傑出的軍事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劉備的信任。如果魏延“腦後生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而又焉能不辱使命!第二年，蜀漢政權在成都建立，加拜魏延為鎮北將軍。一夜之間，魏延由牙門偏將成為 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雄踞一方的藩臣，其顯赫地位，可與關羽比肩為貳，應該說這是魏延人生中最為得意時期，雖然在軍事將領中排列於關羽、張飛、馬超、黃忠之後，但能獲得主子的信任和放手繼用，則是下屬最大的榮譽。
劉備之後，表面上，西蜀進入了劉禪時代，實質是諸葛亮時代，“建興元年(公元223 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見《三國志· 諸葛亮傳》)。這時的魏延，也進入人生的尷尬時期，一方面，他的職爵都在大步升遷，在諸葛亮封侯的同時，魏延被封為“都亭侯”。建興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建興八年，魏延與曹魏名將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大戰於陽溪，並獲得全勝。軍事勝利給魏延帶來更多的榮譽，“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即持有皇帝符節，代皇帝出巡)，進封南鄭侯”(見《三國志·魏延傳》)。請注意將軍前邊的一個“大”字，關羽最高的軍銜是前將軍;張飛是右將軍遷車騎將軍;馬超是左將軍遷驃騎將軍;黃忠勉強是後將軍；趙雲，最高軍銜是鎮東將軍，後又因箕谷之敗，被貶為鎮軍將軍。他們的軍銜上均沒有“大”字，生前更沒有侯爵。而在爵位上，魏延的南鄭侯屬於縣侯，高出了諸葛亮武鄉侯一個等級。關羽是漢壽亭侯，張飛是西鄉侯，李嚴雖負白帝城託孤之重，也僅是都鄉侯，黃忠雖立有諸多功勳，爵位僅是沒有采邑之地的關內侯。截至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軍諸多將領中，授“大將軍”銜的，惟魏延一人;獲得“假節”這一殊榮的，也只有張飛、諸葛亮、李嚴、魏延四人;惟關羽遠在荊州，有著相對的獨立性，因之“假節鉞”(即擁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斬後奏的權力)。魏延較之前四個，獲得的榮譽為最高;同關羽相比，互有高低。在之後，蔣琬雖也有過“大將軍”封號，但已是諸葛亮、魏延死後，不可以類比。
然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在任用和精神遭受折壓與排擠。
劉備時，諸葛亮為之贊畫運籌，重大的政治、軍事決策，都由劉備拍板定奪。後劉備時期，政令軍令皆決於諸葛亮一人，劉禪不過一印章皇帝。魏延一再升遷，與其說是諸葛亮對魏延功勞、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獎。莫如說是對他以安撫手段達到排擠疏遠的目的。諸葛亮用人，向以荊州籍為標準，其次則是順從了，劉封就是這兩個標準下的犧牲品。劉備時期，劉封已是西蜀政權中的干城之一，攻打劉璋奪取益州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溯流而上，所在必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見《三國志· 劉封傳》）。在西蜀政權建立後，劉封在鄂西統領著孟達、申耽、申儀等幾支部隊，與關羽俱為封疆大吏。劉封居然是荊州籍但劉備養子。關羽荊州失敗後，孟達等叛降曹魏，劉封斷然拒絕了孟達的引誘，毅然率所部回到成都。劉備曾責備劉封不曾救援關羽，但沒有責罪的意圖。諸葛亮也不認為劉封有罪，但“慮封剛猛，易世之後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見《三國志·劉封傳》）。因擔心以後難以駕馭，於是找藉口提前殺掉，其心胸及駕馭能力實不敢加以恭維！
諸葛亮五出祁山時，“魏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對長安形成兩面夾擊之勢。但“亮以為此縣(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見《三國志·魏延傳》注釋《魏略》）。
諸葛亮與魏延北伐路線的分歧，實質是戰略目標的不同，前者是執行劉備的既定方針，乘虛蠶食魏國防守較為薄弱的涼州。後者是要鯨吞魏國重兵設防的關中，戰略目標是鯨吞司州。司州包括今天陝西的關中，豫西、豫中，及晉南、晉中。由於東漢王朝的東都洛陽和西都長安都在此州，故取名司州，意為司掌全國。該州是魏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中心，豈肯輕易令弱小的西蜀奪取！魏延是夠大膽了，大膽得已有點異想天開。蜀軍偏師從城固、洋縣翻秦嶺，再經寧陝出子午谷直逼長安，確實是一支奇兵，如能實現，必然使關中震動。但是洋縣以西是西城（安康），只要蜀軍敢冒險犯難走子午棧道，側背就會暴露無遺，魏國西城守軍絕不會坐視不理，如果溯旬陽河向西北斜插寧陝、東江口拒險固守，並截斷蜀軍後路，這一萬西蜀兵馬就只能束手待斃了。退一步討論，即令蜀軍（包括諸葛亮所率的十萬主力）能進入關中，則又能如何？關中與漢中在地形上有相似之處，都是江河沖刷而成的梭型平原；但又有很大差異，隔開兩個平原的秦嶺在軍事意義上完全相反。劉備奪取漢中時，六、七百公里的秦嶺棧道成為曹操支援夏侯淵的巨大障礙，而巴山中的金牛道、荔枝道、米倉道不僅距離短得多，而且坡度平穩，相對要好走一些，從成都馳往增援十分方便。正是由於交通的方便，所以在古代，漢中在行政區域上大多都劃歸益州。劉備既占了地形的絕對優勢，軍事上又處於全盛時期，因之能一舉奪取漢中。諸葛亮在西蜀國脈喪失殆盡時，即令能勉強率軍進入關中，立即會東、西、北三面受敵，艱險崎嶇的秦嶺棧道，更成為西蜀支持前線的巨大障礙。假如棧道北端遭封鎖或被燒斷，西蜀大軍就猶如進入瓮城，只能被動挨打，卻無還手之力，而糧食更會成為首要問題。諸葛亮多次否定魏延的進軍路線無疑是對的，但只是軍事方略的才同，並沒有別的含意。不讓錯誤的意見發表，本質上也就堵寒；正確意見，只能養成下級的“面從”。
陳壽把魏延是作為“貳臣”為其立傳的，與劉封、李嚴、楊儀諸人等量齊觀，因之，不存在為尊者諱問題。即令如此，陳壽也未再舉出與諸葛亮之間還存在分歧、矛盾的事例，更沒有魏延貳臣作為的記載。諸葛亮五出祁山時，重用荊州籍、打壓、涿州籍代表人物魏延則比較明顯，第一次出兵北伐時，硬肯破格提撥馬謖“督前部”和不用涿州及益州籍宿將吳壹就是一突出例證。打壓排擠歸打壓排擠，但魏延畢竟是不可多得的軍事幹才，諸葛亮要取得北伐的勝利，還得利用魏延“善待士卒，勇猛過人”（《三國志·魏延傳》）的特點，在此同時，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為參軍後遷長史的綏軍將軍楊儀，此人為諸葛亮“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亮深惜儀之才幹”(見《三國志·楊儀傳》)。但這兩人關係卻十分緊張，“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 (見《三國志·費禕傳》)。鬧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也夠激烈了。諸葛亮雖“常恨二人之不平 ”，但“不忍有所偏廢”(同上)。多虧費礻韋 充當潤滑劑，經常調解勸說，分別利害，以至召開會議時，費要坐在兩人中間，以防變故出於突然。由於此公的作用，才“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同上)。這就有些奇怪了，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雜牌的綏軍將軍、相府長史與大將軍、南鄭侯、涼州刺史的地位相去殊遠，魏延蔑視楊儀有理由，楊儀敢蔑視揚儀沒有理由。正常情況下，即令有不同意見也只能委婉提出，或者在私下講給諸葛亮，何止於爭論得魏延要拔刀殺人！作為三軍主帥的諸葛亮，面臨如此局面竟不置一詞，而只是“常恨二人之不平”！以今天推理，別說是最高級別的軍事會議，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門，兩個副職不顧大局地鬧矛盾，常常使會議炸場子，主持會儀的一把手絕不會漠然置之，他必須私下談話，評論是非，絕不容許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如仍不能解決，會斷然採取組織措施，太丟自己的臉了！最壞的辦法也會斷然辭職讓他們鬧去。恨恨連聲而不予解決，只能理解成諸葛亮是楊儀的幕後人，沒有諸葛亮，楊儀不敢那樣放膽；魏延殺楊儀，也是殺給諸葛亮看的。
諸葛亮死後，魏、楊內訌迅速爆發，魏延是內訌中的失敗者和犧牲品。內訌在如此不適當的時機爆發，諸葛亮臨終安排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楊儀沒有指揮軍隊的經驗和威望，官不過長史，且同無以匹敵的征西大將軍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標準，應該說楊儀腦後有反骨。此公曾經是荊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群而詣襄陽太守關羽”；而且有一個致命缺點，即“儀性狷狹”（見《三國志·楊儀傳》）。用今天話說，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狹窄，難以與人和衷共濟。他追隨諸葛亮之後，與蔣琬同為丞相參軍、長史，自以為資格為老，才能也超過蔣琬，對不被諸葛亮死前推薦成為接班人心懷憤懣，於是“怨憤形於聲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內”，竟為統率大軍撤回時，沒能舉眾投降曹魏而後悔。他對費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兵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同上)，當然，這都是後話。諸葛亮至死時候，並沒有忘記荊州籍這一小圈子，不肯讓資格最大，功勳卓著的逐州魏延掌握最高軍權，更不願涿州藉在自己死後翻身，因之要利用餘威將魏延割捨。
讓楊儀統率主力撤退而魏延斷後，諸葛亮似乎有一些飢不擇食，顧不得楊儀的才能、德性和威望，於匆忙中做出不計後果的決定。其實不然，他的臨終安排是經過反覆思考的。活著的時候，他對魏延、楊儀二人“不忍有所偏廢”；臨終時，只得忍痛打破感情平衡的天平而割捨魏延。其實這是陳壽的認識，同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
因為籍別的不同，諸葛亮於臨死時候，也沒有忘記荊州藉這個派系的前途命運，不能讓除了劉禪外已經沒有了制約的魏延掌握止為重要的軍權，決定徹底犧牲他。所以病逝前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時，排除了首先應該參加的征西大將軍魏延，而只召集“長史楊儀、司馬費禕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安排了楊儀率領全軍秘密撤退，而“令延斷後”，同時作了最壞打算:“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見《三國志·魏延傳》)從而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飲者。
聽到諸葛亮病逝楊儀領軍訊息的魏延，氣勢洶洶地說道：“丞相雖死，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同上）同時扣押了傳達軍令的費禕脅迫其聯名發出截然相反的軍令。費禕見大事驟變，藉口為魏延說服楊儀交出軍權而脫身逃回。
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軍事政變，雖然不是針對蜀漢政權的謀反，也是針對代帥楊儀的奪權。此時的魏延已經十分不冷靜。長期遭受排擠打壓的惡氣，還沒有因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瀉，又為揚儀領軍而惡氣攻心，他的這一不尋常做法，犯下三個致命錯誤，首先，對諸葛亮死後軍心士氣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的估計。本來，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窮兵黷武、一意孤行的舉措。西蜀小國寡民長期遭受戰爭水火的蹂躪，苦戰厭戰反戰的情緒由來已久。諸葛亮一死，將士思歸情緒潛然隱藏於舉哀的背後，在這一非常背景下，欲再發兵與強大的曹魏交戰，已經完全不可能。其次，軍事政變，貴在詭秘而速發，應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做得常人不可以捉摸。魏延既同費禕聯名簽署了軍令，就不能放費禕歸去，更何況費禕是荊州籍核心之一。應設法賺來楊儀、姜維等，能多賺一個是一個。魏延通過公開誠信的手段去實現軍事陰謀，這就構成一對目的與手段極不相容的矛盾。費禕一走，軍事陰謀完全暴露於手握重兵的政敵，魏延已經失去了制人的主動而受制於人了，在楊儀率兵回撤後，軍事政變已宣告失敗，而受制於人了。在揚儀率兵回撤後，軍事政變自然沒有了成功的可能。再次，在軍事政變尚未發動就已失敗的情況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張，居然率領斷後部隊徑先南歸，並燒斷主力部隊回歸的閣道。不誇張地說，魏延已有一些歇斯底里，把同楊儀之間爭奪軍事指揮權的矛盾，發展成兩支西蜀大軍之間的對立;把諸葛亮退軍和自己進軍的分歧公開於全軍上下，更把自己擺在全體將士的對立面，他們的似箭歸心同魏延的繼續北伐已尖銳對立。兩對矛盾中，魏延都處在十分孤立的地位。所以，在南谷口與楊儀軍隊相遇而發生局部戰鬥時，“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同上)。
在楊儀、魏延矛盾激化時，惟一能夠緩解、協調這對矛盾的，是皇帝劉禪。此前，兩人都有表章飛奏朝廷，相互指責對方“叛逆”。毫無主見的劉禪，就此事徵詢朝臣意見。在情況完全不明的時候，群臣本無從盲目表態，穩妥的辦法，是命令雙方首先脫離接觸，然後規定出各自的回軍路線，先將軍隊帶回來再調查處理。奇怪的是，《出師表》中，諸葛亮給劉禪推薦了一大串忠貞賢能之士，而在關鍵時刻，卻沒有一顆頭腦理智清醒，僅因為魏延“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的缺點，終造成同僚“當時皆避下之”這一表面和諧，實則過分緊張的關係。緊張關係在關鍵時候起了重要作用，西蜀高級官吏董允、蔣琬等面臨大事時，竟像押寶一樣“保儀疑延”。這是史家陳壽的認識。若以前因後果看，蔣琬等人的表態，也不過是“黨同伐異”，其心胸和政治經驗都無法高看，就連忠貞品德都要大打折扣。
諸葛亮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魏延又不自覺地端起來一飲而盡，最後的結局已無法改變。魏延被馬岱追殺於虎頭橋(今漢中市北街十字，有虎頭橋遺址)，之後，楊儀又將他“夷滅三族”。
魏延欲殺楊儀是真，叛西蜀是妄!魏延要反叛西蜀，就應率軍北投曹魏，而不是南面攔截。要叛蜀降魏，就沒有必要向劉禪表奏楊儀“叛逆”。魏延之死咎由自取，夷滅三族是楊儀的獸性發作，是蜀漢政權的大不幸。諸葛亮皇帝美夢做到這裡，也經變成了一場魔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