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診政治產生原因
門診政治仔細觀察“門診政治”，其“坐診”的人分別是對這些問題有當場“拍板”權的鄉鎮黨委書記、鎮長，少量分管條線的副職。總體來說，呈領導職務梯次性差異，有“拍板”權的黨政主要領導，就診率最高，公眾幾乎都希望直接找到能說話算數的“一把手”，所以，副職領導相對較少坐“門診”。“一把手”不能當場拍板解決問題的，就要求副職採取有效的措施和相關方面進行協商，如果仍然不能解決的則提交有關會議集體進行研究討論。
基層黨委的領導體制儘管設有黨委、政府、人大和工青婦等組織機構，其職責雖然也有明確的分工，但是由於處於基層，直接面對民眾，又受長期體制和領導方式的影響，在政治過程中很難劃清互相職能邊界和各自職責的歸屬。人民民眾在遇到困難和問題時，往往撇開現有制度框架而直接找黨政主要負責人解決問題。因此，“門診政治”在基層迄今為止仍是一個不失靈活且有效率但並不規範的解決問題的機制。
局限性
隨著中國農村社會和經濟的飛速發展，傳統的“門診政治”的局限性越來越顯見。首先，利益多元化、階層多樣化使得利益訴求出現了居高不下的態勢，“求診”者人數應接不暇，難題越來越多；“坐診”者的能力和能量已經無法解決所有的利益紛爭。於是，“坐診”者“避診”、“逃診”的情況越來越多，民眾對基層幹部作風問題的指責也越來越多。其次，“門診政治”造成了職能邊界不清，其後果是“黨委最高、政府最實、人大最虛”，矛盾集中到黨委，形成權力差序格局，由此，權力由組織向個人尤其是黨委書記集中。
解決方案
門診政治第一，逐步走出“門診政治”的怪圈，實現政治角色的轉換。最近從中央到地方提倡“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其實就是一種主動的“求診”。實現從“坐診”到“求診”政治角色的轉換，是將公共政策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最小化和前置化。基層黨委在“求診”的過程中必然遭遇到各路“坐診”者開出的各種藥方。在過去作為“坐診”者只有黨政主要負責人，而現在是不同的階層和不同的利益群體，雖然，各種藥方或許有矛盾和衝突，但是，卻使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從一開始就導入了利益博弈的機制，體現了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即公共性和利益性。經由這兩個要素的妥協，利益衝突最小化變為可能，而當利益衝突表現為前置化的時候，有序的解決問題也就成為可能和必然了。
第二，逐步將“門診政治”轉化為“代議政治”。“門診政治”轉化為“代議政治”是現代政治的必然要求。“門診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職能界限不清，無法避免個人仲裁的隨意性，它以個人的權威性代替組織的權威性，致使制度安排的功能減弱和萎縮，形不成民主和法治的制度環境。“門診政治”從某種意義上削弱和替代了基層人大及人大代表的作用。比如人民民眾由於失地和拆遷問題，不習慣於找人民代表和人大機構，而是直接向基層黨政主要領導反映情況，提出訴求。
應該看到，從“門診政治”到“代議政治”的轉變還有許多困難和問題。急於求成於事無補。近年來，一些基層黨委注重決策的制度化建設，決策的民主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如制定相關的工作制度規範基層黨委的決策，將黨委實施重大決策、重要幹部任免獎懲、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使用事項集體決策進行制度安排。明確規定了在實施重大事項決策前，相關領導和職能部門應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對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事項，應進行專家論證、技術諮詢、決策評估。對與民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項，應組織相關專題討論會，擴大民眾的參與度，並通過適當的形式進行公示。還有一些基層黨委逐漸引入和發揮黨內代議制度，規定了實行黨代會常任制，除了一年一度要召開黨代會，並發揮黨代表任期制的作用。在人大發揮作用方面，諸如加強公共財政預算的監督，以及逐步將“選單式民主”引入人大，發揮人大權力機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