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報》上，又有一段《長沙通信》〔2〕敘湘省破獲共產黨省委會，“處死刑者三十餘人，黃花節斬決八名”。其中有幾處文筆做得極好，抄一點在下面：“……是日執行之後，因馬（淑純，十六歲；志純，十四歲）傅（鳳君，二十四歲）三犯，系屬女性，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級，又懸之司門口示眾，往觀者更眾。司門口八角亭一帶，交通為之斷絕。計南門一帶民眾，則看郭亮首級後，又赴教育會看女屍。北門一帶民眾，則在教育會看女屍後，又往司門口看郭首級。全城擾攘，鏟共空氣，為之驟張；直至晚間，觀者始不似日間之擁擠。” 抄完之後，覺得頗不妥。因為我就想發一點議論，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說，我是只喜歡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責罰我傳播黑暗，因此咒我滅亡，自己帶著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別的議論就少發一點罷，單從“為藝術的藝術”〔3〕說起來，你看這不過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讀，便仿佛看見司門口掛著一顆頭，教育會前列著三具不連頭的女屍。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這也許我猜得不對，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許多“民眾”，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著，嚷著……。再添一點蛇足，是臉上都表現著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在我所見的“革命文學”或“寫實文學”中，還沒有遇到過這么強有力的文學。批評家羅喀綏夫斯奇說的罷：“安特列夫竭力要我們恐怖，我們卻並不怕；契訶夫不這樣，我們倒恐怖了。”〔4〕這百餘字實在抵得上小說一大堆，何況又是事實。 且住。再說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們又要責我散布黑暗，阻礙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現在易犯嫌疑，忠實同志被誤解為共黨，或關或釋的，報上向來常見。萬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這些來，也許未免會短壯士之氣。但是，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於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里蛀空。這並非指赤化，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須前面貼著“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雖是投機，成敗之數也不能預卜的。 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逾時代的）的民眾，其實還不很管什麼黨，只要看“頭”和“女屍”。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5〕，民二〔6〕，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睹或耳聞了好幾次了。 四月十日。鏟共大觀與李澤厚
比較起胡適和陳獨秀以及其他五四時期的風雲人物來，魯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陳獨秀一樣，魯迅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胡適一樣，魯迅搞過專門的學術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於他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發掘古典傳統和現代心靈的驚人深度上，幾乎前無古人，後少來者。 魯迅儘管自1918年起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等一系列小說、隨感，猛烈地抨擊著舊道德舊文學，但他所吶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對的，如果從思想角度說，儘管深度遠超眾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張上，卻與當時他的朋友和戰友們大體相同，並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他的力扛九鼎叱吒千軍的著名雜文，儘管在狠揭爛瘡的思想深度和喜笑怒罵的文學風采上，始終是鶴立雞群、無與倫比，但在思想實質和根本理論上，與當時瞿秋白、馮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並無特殊。 然而，魯迅卻始終是那樣獨特地閃爍著光輝，至今仍然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裡呢？除了他對舊中國和傳統文化的鞭撻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一貫具有的孤獨和悲涼所展示的現代內涵和人生意義……胡適說過：“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但自稱“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的膚淺的胡適並不理解這句話。只有魯迅，才真正身體力行地窺見了、探求了、呈現了這種強有力的孤獨。 這當然與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學作為人生觀有觀。貶視庸俗，抨擊傳統，勇猛入世，呼喚超人，不但是魯迅一生不斷揭露和痛斥國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從《示眾》到《鏟共大觀》《太平歌訣》），而且也是他的孤獨和悲涼的生活依據（從《孤獨者》到《鑄劍》到晚年的一些心境）。魯迅那種背負因襲重擔，肩住黑暗閘門所具有的極其深刻沉重的社會歷史內容的孤獨悲涼，已經有好些論著反覆講過了。本文覺得重要的是，這種孤獨悲涼感由於與他對整個人生荒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獨、悲涼糾纏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強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魯迅也因此而成為中國近現代真正最先獲有現代意識的思想家和文學家。 之二 ……魯迅對世界的荒謬、怪誕、陰冷感，對死和生的強烈感受是那樣的銳敏和深刻，不僅使魯迅在創作和欣賞的文藝特色和審美興味（例如對繪畫）上，有著明顯的現代特徵，既不同於郭沫若那種膚淺叫喊自我擴張的浪漫主義，也不同於茅盾那種刻意描繪卻同樣膚淺的寫實主義，而且也使魯迅終其一生的孤獨和悲涼具有形上學的哲理意味。 ……魯迅雖悲觀卻仍憤激，雖無所希冀卻仍奮立前行。但正因為有這種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魯迅的愛愛憎憎，使魯迅的現實戰鬥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魯迅的悲觀主義比陳獨秀、胡適的樂觀主義更有韌性的生命強力。 事實上，這裡有兩種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構成了魯迅特有的孤獨和悲愴（悲涼）。一個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義的感受和尋求，魯迅認真鑽研過佛經，魯迅從尼採到安特也夫的現代西方文藝中感受到現代意識，可能還包括日本文學所表達的人生悲哀無托的影響，都使魯迅的孤獨與悲涼具有某種超越的哲理風味。另方面，由於日益捲入實際的戰鬥歷程，與舊文化戰，與舊勢力戰，與章士釗、楊蔭榆、陳西瀅戰，與創造社、太陽社、新月派戰，與“革命陣營里的蛀蟲”戰，與“四條漢子”戰……，他所感受、承擔和認識的現實的黑暗、苦難的深重、戰鬥的艱難、前景的渺茫、道路的漫長、人民大眾的不覺醒、惡勢力的虛偽兇殘以及他屢次被革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誤解、反對和攻擊，受著來自同一陣營的冷槍暗箭……，都使他感到孤獨和悲愴。這是一種具有非常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的孤獨與悲愴。 然而，正是這兩者結合交融才構成了魯迅的個性特色。因為有後一方面，魯迅才不會走向純粹個人主義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種純粹個人的失落感、荒謬感、無聊厭倦和脫離現實。因為有前一方面，魯迅才沒有陷入膚淺的“人道主義”、“團隊精神”以及科學主義、理性主義中，而忘卻對個體“此在”的深沉把握。魯迅後期的政治色彩異常確定鮮明，幾乎壓倒其他一切，但他卻並沒有完全政治化。魯迅是偉大的啟蒙者，他不停地向各種封建主義作韌性的長期的尖銳鬥爭；但同時卻又超越了啟蒙，他有著對人生意義的超越尋求。他早年所說“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超無限絕對之至上”的精神、觀念並未完全消失，儘管他不再認為“迷信可存”，宗教當興。魯迅是啟蒙者又超越了啟蒙，這就使他的啟蒙比陳、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參考索引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語絲》第四卷第十八期。〔2〕《申報》的這則通訊題為《湘省共產黨省委會破獲》，下面的兩句引語是它的副題。
〔3〕“為藝術的藝術”最早由十九世紀法國作家戈蒂葉提出的一種資產階級文藝觀點（見小說《莫班小姐》序）。它認為藝術應該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創作的目的在於藝術本身，與社會政治無關。創造社早期也曾提過這類主張。
〔4〕羅喀綏夫斯奇（DAXAPK]I_GLSOJ\，1874—1930）現譯羅憂夫斯基，蘇聯文學史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當代俄羅斯文學·契訶夫與新的道路》中說：“托爾斯泰批評安特列夫道：‘他想嚇我，然而並不怕’，那么關於契訶夫，我們卻可以相反地說，‘他不嚇我們，然而很怕人’。”
〔5〕清末黨獄指清政府對革命黨人的迫害，如囚禁章太炎、鄒容，殺害秋瑾、徐錫麟等。
〔6〕民二民國二年（1913），孫中山領導廣東、江西、安徽等省討伐袁世凱，在此前後，袁世凱殺害了許多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