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理學

與南宋並立的金朝,在它的建立初期,處在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轉化階段,對於漢文化只是作為封建文明而逐步加以接受,還不存在提倡某一學派的問題。在長期戰亂的年代,也沒有出現什麼“名家通儒”。金世宗、章宗倡導漢文化,獎勵儒學,宋朝的經學和理學才又在金朝繼續得到傳播。霸州儒者杜時升在嵩,洛山中教授二程之學。《金史·杜時升傳》說:“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升始”。易州麻九疇治《易》與《春秋》,並以邵雍的《皇極經世書》授徒。金朝末年,在學術上有所撰述並在社會上有所影響的學者,是王若虛和趙秉文。

簡介

王若虛——真定藁城人王若虛,字從之,承安二年(一一九七年)經義進士。以縣令進為國史院編修官,預修《宣宗實錄》,曾奉使夏國,歸為平涼府判官,轉延州刺史。王若虛著《道學淵源序》,以為宋儒“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他推崇兩宋理學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見”,但也指責理學“訊息過深”“揄揚過侈”“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名為排異端(佛,老),而實流於其中”。因此,他贊同葉適的評論,以為理學家是將六經之書牽合性命之論,茫然不可測識(《論語辨惑序》)。他在《論語辨惑》中,對周敦頤、二程、朱熹、張栻等人的注釋,一一加以評論褒貶。指出朱注“刪取眾說,最號簡當”,但有些註解則是“妄為注釋”,“過為曲說”。王若虛以金人而論宋學,得免派別的糾葛,因而議論較為客觀平允。但他所學仍以宋學為主,並未能獨闢蹊徑,成一家言。所著文章編為《滹南遺老集》傳世。
趙秉文——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晚年號為“閒閒老人”,金哀宗時病死。生平研治《易》、《中庸》、《論語》、《孟子》諸經,兼善詩文。一時號為“斯文盟主”。趙秉文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學自任,在學術上少有新創。晚年值金朝衰亂,又於禪學求慰藉。傳世的著述有《閒閒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蒙古滅金時期漸與漢文化有所接觸。一二三五年,蒙古闊出軍侵宋,攻下德安,俘儒生趙復。趙復字仁甫,德安人。楊惟中、姚樞攜趙復至燕京,見忽必烈於潛邸。趙復與姚樞在燕京建周子祠(周敦頤祠),又建太極書院,講授程朱理學。趙復帶來程朱傳注,盡付姚樞。《元史·趙復傳》說:“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金末儒生早已有人品評程朱之書,並非始白趙復。但建立書院,廣收門徒,則確是自趙復始,學者稱復為“江漢先生”。姚樞將程朱書授予許衡。廣平人竇默與姚、許一起講習性理之學。姚樞、許衡、竇默,成為元初影響一時的名儒,並且在他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漢人儒士集團。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向他們訪問治道,並延聘教授太子真金。在元朝初年,蒙古奴隸制與封建制,漢法與“回回法”的政治鬥爭中,姚樞、許衡等人無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學術上,他們對理學雖也有過某些評議,卻沒有多少建樹可言。
元朝滅南宋後,在江南著書講學的學者,則有鄧牧、吳澄和許謙
鄧牧——浙江錢塘人鄧牧,字牧心。南宋亡後,他拒不在元朝做官。元成宗時,隱居在餘杭山中的洞霄宮,曾與宮中道士編集《洞霄圖志》。他的著述,則收編於《伯牙琴》一書。書名寓意是知音者少,書中的論說也確是遇然不同於流俗。鄧牧親歷南宋亡國之痛,深感南宋崇信空談,集權專制,貪婪腐敗所造成的禍害,著《君道篇》痛斥皇帝的專制,說:“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鹹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所好,聚人所爭,慢藏海盜,冶容海淫,欲長久治安可乎?”又痛斥官吏的貪暴:“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他同情人民的反抗,以為都是由於官吏的剝奪而引起,說:“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以上並見《伯牙琴·吏道篇》)。鄧牧還表露了他對君民名分不嚴的堯、舜時代的幻想,甚至主張“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在鄧牧的著作中,有儒家“大同之世”的影響,也有道家太極陰陽說的闡述,但他自稱“三教(僧、釋、道)外人”,以表明他並非崇信某家舊說。他的論說只是基於對現實社會統治秩序的憤嫉不平,從而提出強烈的抗議,產生虛幻的空想。這在理學綱常之說流行的年代,確是罕見而難能的。但鄧牧隱居著書正如伯牙鼓琴,在社會上並沒有多少反響。
吳澄——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與鄧牧相反,吳澄繼述程朱,傳播道學。吳澄在元初被召入京師,成宗時在龍興郡學講學。文宗時病死,年八十五。吳澄歷經元代七朝,多次入朝任講官史職,晚年歸家講學授徒,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吳澄講學,祖述周、邵、程、朱,又企圖調和朱、陸,對理學作通俗的講解。如以“太極”為萬物的總稱,認為道、理、誠、天、帝、神、命、性、德、仁與太極都是一事。但他的基本論點,仍以為理是氣的主宰。吳澄在元朝講理學,與宋金對立時期已不相同,他不再講“尊王攘夷”,而只講倫常綱紀,以維護元朝的統治秩序。他說:“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為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為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為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為禮。朋友之紀,其任為信”(《草廬精語》)。吳澄校定諸經,晚年著《禮記纂言》,注訓古禮,但他在哲學思想方面並無新創。
許謙——吳澄以後,理學的傳播者是金華人許謙。許謙,字益之,早年從金履祥學理學。仁宗時在東陽八華山講學,有門人千餘人,自號“白雲山人”。元順帝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病死,年六十八。仁宗是理學的提倡者,金華是理學昌盛之地,許謙講學四十年,一時很有影響。黃溍為他作墓志銘說:“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又說許謙之學“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黃金華集》卷三十二)。許謙在《入華講義》中說,人倫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倫。人性也有五類,仁、義、禮、智、信,謂之五性。大抵許謙講學,著重於倫常和修身之道,對哲學義理無多探討。但朱嘉的理學經黃斡傳至何基、王柏、金履祥,再傳至許謙,在金華逐漸培育出一批信奉理學的儒生。明朝初年,金華文士形成以宋濂為首的集團,具有頗大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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