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學
正文
金與南宋對峙。由於金朝所轄地區的北方漢族和少數民族具有質樸剛健的氣質，發為文章，往往華實相副，風骨遒勁；加上歷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的薰陶和哺育，金代文學便得到充分的發展，並以自己獨具一格的風貌出現在文學史上。金代的文化背景 從現存作品來看，金代文學實際上主要是指金代的漢文文學。女真原是中國東北境內一個比較落後的遊牧民族。他們驍勇剽悍,長於騎射,後來雖然定居下來,種植五穀,但是農業生產還處於比較原始的狀態。女真貴族進入中原以後，逐步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與此同時，女真族和漢族經歷了一個互相融合的過程。金初，女真貴族曾經力圖在遼、宋舊地推行女真文化，並迫使漢族居民學習女真風俗。但是先進漢文化對女真族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是不可抗拒的。金人滅北宋後不久，皇室貴族就在很大程度上漢化。隨著這種影響的增長，女真統治者轉而大力提倡漢文化。從金熙宗開始，重視尊孔讀經。世宗(1161～1189)在位時還曾用仿照契丹字和漢字創造的女真文字翻譯漢文經史，以便使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金史》卷八《世宗下》）。特別是章宗(1190～1208在位)即位數年後，就“興建太學”（《大金國志》卷二十一），談經論道，獎勵詩文創作。為了網羅人材，金廷在天會元年(1123)開科取士，至世宗、章宗之世，科舉制已成為仕進的重要途徑。在與漢族人民的長期相處中，特別是隨著女真貴族的大批南遷，漢文化以銳不可當之勢在女真人中迅速傳播，漢語甚至成為女真族的通用語。
金初的文學 金朝以馬上得天下,建國之初,顧不得偃武修文。金初文學主要是借才於異代，由來自遼、宋的文人學士在文壇上爭雄競勝。太祖在位的八、九年間(1115～1123)，文學作品還比較樸陋。燕人韓昉，其文辭斐然可觀，但作品仍以詔冊、碑誌一類套用文字居多。太宗完顏晟即位以後，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羅致了宋朝的許多文士，如宇文虛中、蔡松年、高士談、吳激、張斛等，他們各以自己的創作為金初文學增輝生色，文苑開始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作品以詩詞為主，散文作品今存者不多。詞作方面，吳激、蔡松年名聲最著，有“吳、蔡體”之稱。宇文虛中等人則以詩名世。由於他們仕金一般都有特定的條件或難言的苦衷，因而在作品中表現了頗為複雜的感情，一方面是去國懷鄉，一方面又無力擺脫現狀，採取迴避現實的態度，希望在林影水光之間了此一生。這些複雜而直摯的感情，和反映在庾信晚年作品中的感情一脈相通，往往具有強烈感人的藝術力量。
金中葉文學的繁盛 早在大定以前的熙宗時代，直到明昌以後的承安年間，金朝統治者為了醫治戰爭創傷，發展農業生產，曾經採取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豪強大戶，減輕賦稅負擔，使遭受破壞的北方經濟迅速得到恢復與發展。大定、明昌年間，由於對外達成了與南宋的和議，對內確立了封建政權的統治，金代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大定、明昌是金朝統治的極盛時代。此時的文人與前期由宋入金的作家有著明顯的區別。他們一般都是在金代成長起來的，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傳統的科舉制度為他們個人的進取造就了有利條件，他們登上文壇，為金代文學的發展開創了新的局面。與金初某些文學作品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創作涉及的生活領域比較廣泛，或以昂揚的格調見長，或以閒適的情趣取勝，反映了由動亂走向安定的社會現實。這些文士不拘一格，各自成家，聲譽最著者，有蔡珪、劉迎、党懷英、王寂、趙渢、王庭筠、周昂等人。其中蔡珪、党懷英、王寂、王庭筠詩文兼擅，劉迎、趙渢、周昂則專攻於詩。在這些人的作品中，時時可見由於當時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所帶來的興盛景象，同時又有對繁榮背後的社會矛盾的深刻揭露。到了衛紹王完顏永濟（1209～1213在位）時期，由於崛起於朔方的蒙古開始興兵南犯，金朝的國勢每況愈下，人民的負擔日趨沉重，憂時傷亂開始成為詩文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
院本雜劇與諸宮調的興起和流行 這一時期文學的繁盛，還表現在適應市民階層文化娛樂需要的院本雜劇和諸宮調上。早在金太宗滅亡北宋的時候，金人就把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的伶官樂器收拾北歸。世宗、章宗之世，與音樂有密切關係的院本雜劇已經勃興。據元代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五記載，院本名目達700餘種之多,但由於兵火散亡,沒有一部傳流下來,僅在元、明兩代的戲劇等作品中，保存著少數段落。從這些院本的名目看，可知其內容接觸到了各種職業的人物和各個階層的生活。至於諸宮調這種有說有唱、以唱為主的講唱文學，在當時金朝的都城中都（今北京）曾經很流行，並先後產生了《劉知遠諸宮調》和《西廂記諸宮調》（見《董解元西廂記》兩部頗有影響的作品。
南渡以後文風的轉變 宣宗完顏珣（1213～1223在位）貞祐二年(1214)金室南渡以後，兵禍連綿，內外交困，一蹶不振。強悍的蒙古併吞了今東北和華北北部的廣大地區，而且隨時準備南下中原。面對來自北方的強大軍事威脅，金朝統治者便把空前沉重的徭役和賦稅負擔強加在中原地區人民的身上。社會生活的變化，對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早在章宗後期，朝廷上下侈靡成風，浮艷尖新的文風有抬頭之勢。南渡以後，由於趙秉文、李純甫等人的提倡，文風又為之一變，多感慨悲壯之音。許多文學家的詩詞和散文作品對於蒙古對金戰爭帶來的災難，作了逼真的描繪。這一時期的文學家如趙秉文、楊雲翼、李純甫，南渡以前就已嶄露頭角，南渡以後名望日隆；其中趙、楊二人儼然被推尊為文壇的盟主。稍後，主要有元好問、 李俊民、 王若虛、完顏、辛願、麻九疇、術虎邃、 王元粹、 麻革、段克己、段成己等。他們的作品以時危世亂、民生疾苦為總的主題，常常大膽表現尖銳的社會矛盾。一部分文人由於無力改變干戈擾攘的嚴酷現實，便採取消極避世的態度，但是戰亂之苦，亡國之痛,又往往不能自禁地從筆端流露出來,形成所謂“陶（潛）之達、杜（甫）之憂，蓋兼有之”（吳澄《〈二妙集〉序》）的狀況。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的文學家當推元好問。
金代文學，以多種形式比較成功的反映了女真貴族統治下的北半部中國的社會現實。其中金詩在前期接受了北宋詩歌的一些影響，但由於社會生活的不同，詩作一般顯得質樸遒勁。中期以後,特別是貞祐南渡以後,北宋詩人、特別是蘇軾的影響仍然繼續；但也有一些詩人提倡性情,“以唐人為指歸”,對於糾正宋詩的某些流弊起了一定作用，開元、明兩代詩風轉變、棄宋學唐的先河。金詞和金文則在北宋詞和北宋散文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創造，並取得了新的成就。金詞對於宋代豪放派和婉約派的詞風都有所繼承，而且出現了使之並流合一的趨勢。金文則沿著“易排而散，去靡而朴”的健康道路繼續發展，鞏固和擴大了唐宋古文運動的陣地。至於在當時文壇上並未受到應有重視的院本雜劇和諸宮調，更是以純樸清新的面貌出現在文學發展史上，對於北曲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為元代雜劇的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