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
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
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名句
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
見宋·蘇軾《御試重巽申命論》。至詳：極其詳細。曉：昭告。避：避而不犯。這幾句大意是：把極為詳細的法令昭告天下百姓，讓他們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是不能去乾的。法律的制定，必須周密詳備，並且昭告天下人民，使他們知道哪些事可以乾，哪些事不能幹。人們的言行都限制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自然匡家大治，天下太平。
作者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宋代重要的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宋仁宗年號，1056～1063）年間“進士”。其文汪洋恣肆，豪邁奔放，與韓愈並稱“韓潮蘇海”。其詩題材廣闊，清新雄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又工書畫。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
早年經歷
蘇軾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於眉州眉山，[2]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後。蘇軾的祖父是蘇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3]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4]蘇軾生性放蕩不羈，人性率真，深得道家風範。好交友，[5]好美食，[6]創造許多飲食精品，[7]好品茗，[8]亦雅好游山林。[9]
進京應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十九歲的蘇軾，十七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這兩人正銳意詩文革新，蘇軾那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後，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於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10]
名動京師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讚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蘇軾蘇轍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嘉祐四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11]四年後還朝判登聞鼓院。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後，蘇軾還朝，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12]
自請出京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憤怒，讓御史謝景在皇帝跟前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秋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烏台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四十三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了。
蘇軾畫像
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台詩案”（烏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台）。[13]
烏台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14]
被貶黃州
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鬱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託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於公餘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15]
東山再起
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於是蘇東坡終於選擇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16]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17]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拚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15]
築建蘇堤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由於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
蘇軾畫像
塞過半，“崶台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湖水逐漸乾涸，湖中長滿野草，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蘇軾來杭州的第二年率眾疏浚西湖，動用民工20餘萬，開除葑田，恢復舊觀，並在湖水最深處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為標誌。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築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6橋相接，以便行人，後人名之曰“蘇公堤”，簡稱“蘇堤”。蘇堤在春天的清晨，煙柳籠紗，波光樹影，鳥鳴鶯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蘇堤春曉”。
“東坡處處築蘇堤”，蘇軾一生築過三條長堤。蘇軾被貶潁州（今安徽阜陽）時，對潁州西湖也進行了疏浚，並築堤。紹聖元年（1094年），蘇軾被貶為遠寧軍節度副使，惠州（今廣東惠陽）安置。年近6旬的蘇軾，日夜賓士，千里迢迢赴貶所，受到了嶺南百姓熱情的歡迎。蘇軾把皇帝賞賜的黃金拿出來，捐助疏浚西湖，並修了一條長堤。為此，“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村西雞”，人們歡慶不已。如今，這條蘇堤在惠州西湖入口處，像一條綠帶，橫穿湖心，把湖一分為二，右邊是平湖，左邊是豐湖。[13]
流落儋州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調往潁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紹聖元年（1094年）六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
蘇東坡夜遊承天寺
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裡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100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至今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13]
最後結局
徽宗即位後，蘇軾被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五歲，御賜諡號文忠（公）。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鈞台鄉上瑞里。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18]
文學成就
詞作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於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蘇軾小像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於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後，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閒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蘇軾小像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像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盪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19]
詩作
蘇軾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局限於新政，也未局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19]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采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東坡圖[20]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寺夜遊》，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台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19]
藝術成就
書法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後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21]
繪畫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後“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21]
《黃州寒食詩帖跋黃州寒食詩帖》[22]
3主要作品
古文
《荀卿論》、《范增論》、《留侯論》、《賈誼論》、《晁錯論》、《東坡志林》、《隨記集》、《刑賞忠厚之至論》、《石鐘山記》、《記承天寺夜遊》、《重巽以申命論》、《進策》、《天石硯銘（並序）》、《策別課百官》六篇、《策別安萬民》六篇、《策別厚貨財》二篇、《策別訓兵旅》三篇、《策斷》四篇、《黠鼠賦》、《記游定惠院》（一作《記游定慧院》）、《與章子厚書》
詩歌
《赤壁賦》《後赤壁賦》《東欄梨花》《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澠池懷舊》《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蒼舒醉墨堂》《書李世南所畫秋景》《游金山寺》《題西林壁》《望海樓晚景》《雪後北台書壁》《飲湖上初晴後雨》《有美堂暴雨》《贈劉景文》[23]
詞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與張先同賦》《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南鄉子·送述古》《永遇樂·長憶別時》《減字木蘭花·空床響琢》《蝶戀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洞仙歌·江南臘盡》《陽關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紅暖見魚》《浣溪沙·旋抹紅妝看使君》《浣溪沙·麻葉層層苘葉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浣溪沙·軟草平莎過雨新》《永遇樂·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塊青青麥未蘇》《浣溪沙·醉夢昏昏曉未蘇》《水龍吟·小舟橫截春江》《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哨遍·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嬌·赤壁懷古》《南鄉子·霜降水痕收》《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卜運算元·黃州定慧院寓居作》《滿庭芳·三十三年》《水調歌頭·落日繡簾卷》《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牆》《浣溪沙·細雨斜風作小寒》《水調歌頭·昵昵兒女語》《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木蘭花令·次歐公西湖韻》《青玉案·三年枕上吳中路》《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浣溪沙·門外東風雪灑裾》《行香子·過七里灘》《點絳唇·不用悲秋》《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念奴嬌·中秋》《水龍吟·雁》《醉翁操·琅然》《江城子·密州出獵》《章錢二君見和複次韻答之》[24]
書法作品
蘇軾部分書法作品(21張)
《中山松醪賦》《洞庭春色賦》《人來得書帖》《答謝民師論文帖》《赤壁賦》《江上帖》《黃州寒食詩帖》《李白仙詩帖》《次韻秦太虛詩帖》《渡海帖》《祭黃幾道文卷》《梅花詩帖》《新歲展慶帖》《寶月帖》《令子帖》《東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辯才韻詩》《一夜帖》《宸奎閣碑》《致若虛總管尺牘》《懷素自序》《近人帖》《與范子豐》[25]
（“蘇軾部分書法作品”圖冊來源：[25]）
繪畫作品
《瀟湘竹石圖》[26]《小雞啄米圖》《枯木怪石圖》《偃松圖卷》
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