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哈爾濱的修偉良號稱有“如簧巧舌”，因應2005年中國當時形勢的需求，創辦了“人際溝通藝術學校”，他開設的“酒桌班”教授官員，商人和有志從政從商的學生如何“喝出生產力”、“講出前途”的秘訣。
酒的起源
酒在中國的起源很早。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酒”這個字。古書中也早有關於酒的記載，其中《詩經》中“十月獲稻，為此春酒”和“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等詩句，酒被賦予了禮儀、社交、休閒等含義，體現了特定的宗法秩序以及人倫關係。可見，酒很早就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
而贊酒與禁酒則貫穿了酒文化的始終。據史書記載，公元前21世紀建立的夏王朝各代統治者大都喜歡飲酒，尤其夏朝末代帝王桀，每天只知和宮女、侏儒等喝酒玩樂。《史記殷本紀》有關於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的記載。周武王滅商建立了周王朝，西周的統治者以商紂王酗酒亡國之事為戒，開始實行酒禁政策。
經濟興則酒興，酒興卻腐敗生。由於政權更迭，酒政的連續性時有中斷，尤其是酒政作為整個經濟政策的一部分，其實施的內容和方式往往與國家整個經濟政策有很大的關係。不過為了防止沉湎於酒，傷德敗性，則是糧食豐實的年代，“禁酒令”不得不存在的原因。
酒文化
酒桌培訓班 中國古代的餐飲擔負著極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時間較長。唐代的宴會一般從上午開始，一直持續到黃昏，算來不下七八個小時。清朝時期，很多公家埋單的宴會甚至持續三五天，這些既是社交活動，也是政治活動。貫穿宴飲活動的，除了絲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國早期的勸酒風氣源自各種持續時間很長的宴會。一頓飯吃這么長時間，話題必然枯竭，乾喝也無趣，於是便發明了各式各樣的勸酒技巧。
敬酒是有社會等級區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級敬上級，晚輩敬長輩等。敬酒首先是下對上的互動，相對沒有強制性。但上對下的互動，可稱為回敬，也可以是主動敬，就有了極大的強制性。
不少文史作品中都對喝酒勸酒甚至逼酒有濃墨重彩的描述。《三國演義》中張飛酷愛喝酒，不光自己喝更要勸別人喝。每次召集軍官喝酒，都要大家一口悶。誰不喝，就打誰一百軍棍。而《三國志》記載，張繡投降曹操後，曹操很高興，開宴會請大家喝酒。曹操在前面敬酒，典韋拿著大斧子緊隨其後。曹操向誰敬酒，典韋就拿著斧子向誰行禮，意思是這酒必須要喝。
統治集團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會各階層蔓延，影響深遠。從最初的政治統治道具，到普通大眾的消費品，酒與酒文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深入到中國人心中。可以說，當代的酒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演化過來的，有著政治強制性的陰影。內容
多年來，中國盛行在酒飯桌上談生意，簽協定。修偉良通過教授“敬酒術”，酒桌技巧，讓他的學生“喝酒喝出生產力”。他說：“一次宴請可以改變一生，三寸之舌勝過百萬雄師”。
修偉良說：“大家喝好了，不一定是喝多，就是喝好了。光喝不說也不行。讓大家心情舒暢，大家喝酒本身是放鬆，樂樂呵呵，別給那么大的壓力。”
一個不善飲酒的人，在酒席上如何在不傷對方情面的情況下，不喝酒或少喝酒，也是學生要了解的內容。
轉型
中共十八大以來大張旗鼓地反腐，對官員規定的“四菜一湯”，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吃吃喝喝的官場和商場文化多有收斂。修偉良的學校也不得不轉型，從“酒桌班”轉型為“當眾講話班”，教授學生如何克服在公眾面前講話，如何發聲，如何充滿自信。
媒體評論
酒桌培訓班 有人說這是市場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但市場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或許，結合2015年年初媒體報導的2014年全國共50多家星級酒店主動“降星”事件，我們可以找到最根本的答案。那就是隨著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特別是自上而下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全面整治“四風”問題成效的一種直接體現。以小見大，不論是之前的酒店“降星”，還是現在的“酒桌培訓班”轉型，我們都能看到至少三個好現象。
首先，中央出台的相關規章制度持續見效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全面提速，短短兩年時間，中央陸續出台了“八項規定”、“六項禁令”、限制“三公消費”等制度措施，並積極開展了專項整治“四風”和中央巡視等行動，紮緊制度“籠子”，提高反腐效率，一些潛藏的問題開始暴露，一些不正之風被嚴格控制，“三公消費”等民眾關注度高反映強烈的“老大難”問題正在得到逐步控制，黨風政風正在逐步好轉，一切正在走向正軌。
其次，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將持續加強。市場需求決定市場供給，無論是星級酒店主動“降星”還是“酒桌培訓班”轉型，在說明市場需求下降的同時，也表明這些商家對未來的市場發展趨勢並不看好。換個角度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央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不僅會持續並且還會逐步加強，尤其是在“三公消費”層面，織就了一張集教育警示、全面監督、執紀問責於一體的大網，讓黨員幹部不敢、不願、不想因小失大，栽在“吃喝玩樂”上。
最後，人民民眾將充分享受到反腐的“紅利”。酒桌文化的收斂雖然導致了餐飲行業的不景氣，但何嘗不是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國家“三公消費”的減少，說明反腐正在釋放出巨大的“紅利”。而此消彼長，這些釋放出來的“紅利”將能夠更多的用於改善和發展民生，真正的實現了“好鋼用在刀刃上”。
雖然個案不能說明一切，但是透過這些個案卻還是讓人感到振奮。作為普通公眾，自然還是希望全國各地自上而下繼續加強和鞏固八項規定成果，弛而不息糾正“四風”，讓作風建設始終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