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鄧邦逖鄧邦逖，字著先，江蘇省江寧人，祖籍江蘇吳縣洞庭西山。生於1886年，是協助林則徐查禁鴉片、抗擊英軍的民族英雄鄧廷楨的後裔。其父曾任湖北海關文案職，堂兄鄧邦述為滿清翰林。鄧邦逖幼時念私塾。1900年就讀於宜昌華美書院，1904年畢業。1905年由堂兄保送至江寧原籍應官費留學考試，錄取後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紡織系就讀。曾參加歐洲學生會考，獲第三名，畢業後轉入英國里茲大學研究班深造。他前後留英7年，對紋織設計有研究，學習期間有紡織理論著作（陳列於上述二校的博物館和研究室）。1912年學成歸國，立志“實業救國”，不願參加政治活動。1913年應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蘇州工業專科學校前身）校長劉勛麟的聘請，任該校紡織科主任，1925年接任蘇州工業專門學校校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因不願在日本侵略者的統治下接受奴化教育，他帶領師生，遷校至常州，1938年初又把學校移至上海租界，借民房複課。1941年底，日軍進入租界，鄧邦逖不顧威脅利誘，以“工業補習班”名義繼續辦學。1942年任私立上海工業專科學校校長後，蘇工專補習班師生全部轉入上海工專。抗戰勝利後，1946年2月，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專科學校恢復，鄧邦逖任校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鄧邦逖仍被委任為校長，1951年學校改名為蘇南工業專科學校。1953年起，按國務院關於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的要求，蘇南工業專科學校陸續併入當時的華東紡織工學院及西安交通大學等院校，鄧邦逖一直任校長，直至1956年蘇南工業專科學校撤校。1956年起，鄧邦逖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委員兼紡織工業廳副廳長，第一屆江蘇省紡織工程學會理事長，並應邀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
1962年3月5日因病醫治無效，在蘇州病逝，享年76歲。
教育事業
民國時期
鄧邦逖1913年受聘於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從此投身於教育事業。1925年接任蘇州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後，悉心於學校的建設，在教育經費短缺的情況下，開源節流，力求發展。當時省撥經費有限，而學校急需擴充，為此，鄧邦逖四處活動，多方聯繫，籌措資金，完成了當時因缺投資無法竣工的教學樓基建工程，交付使用，同時充實了實習工場和實驗室的設備和儀器，基本上滿足了教學的需要，為完成教學工作和學校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1927年，當時的教育部效法西歐大陸教育制度，實行大學區制，將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的師生以及全部設備、器械、圖書等併入南京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工學院。鄧邦逖認為蘇工專是培養社會需要的專門人才的學校，有些學科是國內較早創建的，在社會上已有較大影響，以保持其獨立專科學校性質為宜，為此，他多處奔走呼籲，陳述利弊，請求恢復甦州工業專門學校。1928年9月，中山大學工學院決定在“蘇州工專”原址，開辦“附設蘇州職業學校”，並委派鄧邦逖兼任校長，設染織科，招收新生。1930年添招職業預科。與此同時，鄧邦逖為恢復“蘇州工專”而籌劃、奔走。經他再三努力，1932年，工學院附設的職業學校改歸江蘇省辦，定名為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學校，仍委任鄧邦逖為校長。學校雖比原來低一層次，但人們仍舊習慣稱之為“蘇州工專”或“蘇工專”。此時，鄧邦逖著力於學校的發展，先設染織（後改紡織）、土木兩科，1934年又增辦機械科。省政府呈報請求撥地，辟“蘇工二院”，充作新生院。他還以學校的聲望和他個人名義多方求援，於1935年得到棉業統制會的資助，初步建立起略具規模的紡織實習工場和機械實習工場，購置了一批實驗儀器和圖書。其間，鄧邦逖又多方受聘，先後擔任上海章華毛紡織廠廠長、南通學院紡織科主任等。
抗戰期間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鄧邦逖仍懷著“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初衷，傾注於蘇工的教育事業。日本侵略軍侵占中國國土後，鄧邦逖與教師們商議，先把學校遷至常州，常州淪陷後，他又帶領師生在武進埠頭鎮落腳，之後日本侵略軍侵占鄉鎮，不得已於1938年把學校遷入上海租界。在上海紡織界和校友的支持下，1938年9月借得民房為校舍，開始上課。不久，學校在上海招生，一些不能去後方，又不願在汪偽統治的學校讀書的青年紛紛前來報考，影響頗大。抗戰期間，重慶國民政府江蘇省教育廳在上海駐有派出機構，鄧邦逖與其取得聯繫後，獲得了部分經費，並向省教育廳提出正名的呈請，1940年9月經核准，正式定名為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專科學校。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占租界後，汪偽政府威迫學校登記立案，準備直接控制。鄧邦逖堅守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堅決不與汪偽政府妥協，隨即隱去蘇州工業專科學校之校名，並借得民營紗廠之餘屋，以“工業補習班”之名繼續辦學，不受汪偽政府控制。由於物資匱乏，物價飛漲，江蘇省教育廳所撥經費斷絕，此時，滬上著名社會賢達和紡織界人士顏惠慶、蔣維喬、唐星海、榮鴻仁等發起並集資創辦私立上海工業專科學校，不向汪偽政府立案，鄧邦逖任校長，將原蘇工專補習班的學生全部納入。整個抗戰期間，在鄧邦逖的領導下，“蘇工專”以多種形式堅持教學，一直到抗戰勝利。
在此期間，上海誠孚高級職員養成所創立（後改名誠孚紡織專科學校），聘鄧邦逖為校董事，並於1942—1944年出任教務長、校長，對學校教學管理頗多謀劃。
抗戰結束後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11月鄧邦逖受江蘇省教育廳命令，接收汪偽政府省立蘇州職業學校，改稱江蘇省立工業學校。與此同時，鄧邦逖繼續奔走，籌備專科及復校事宜，經其努力，一切準備工作就緒，於1946年2月開學，恢復了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專科學校的名稱。由於抗戰期間學校被日本侵略軍占用，校舍遭受嚴重破壞，設備較為完善的紡織實習工場和機械實習工場、材料實驗室以及圖書、儀器等盡已損毀，有些廠房被拆，戰後部分校舍還駐有國民黨軍隊。鄧邦逖為重建學校擬就了一個發展計畫，終因南京國民政府發動內戰，經濟崩潰而無法全面實施。
新中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學校由蘇南行政公署接管，並委任鄧邦逖為校長。1951年改名為蘇南工業專科學校。鄧邦逖在建國後看到黨和政府對蘇工專的關心和支持，學校規模不斷擴大，校舍、設備和儀器不斷擴充和完善，每年有一批一批畢業生奔赴祖國各地的建設崗位，甚為欣慰，更堅定了辦好學校的決心，工作積極、認真，還親自為學生講課，為新中國培養建設人才作出了貢獻。
治學嚴謹
治學態度
堅持“忠誠、嚴謹、刻苦、求實”的治學態度
鄧邦逖從事教育事業40餘年，積極傳播英國振興紡織工業的經驗，實行開門辦學，主張學校與社會密切聯繫，為工廠定向培養人才。他倡導“忠誠、嚴謹、刻苦、求實”的治學態度和校風，並身體力行。早在1913年，鄧邦逖被聘任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紡織科主任，因紡織科為國內早期開設的學科，缺乏教材，他主動蒐集資料進行翻譯，並結合實際編寫講義，為學生講課。他在英國留學期間對紡織有較深的研究，並有著作，回國後又有兩次機會赴英、德、法、意諸西歐國家及日本考察紡織工業，知識豐富，其所授之課深入淺出，既有理論，又有實際，比較適合國內情況，很受學生歡迎。鄧邦逖任校長期間，對教師的選擇要求較高，大多學有專長，學識比較淵博。在教學方法上，既重視理論知識的傳授，又注重實踐技能的培養。故“蘇工”的師資隊伍是很強的，教學質量是高的。即使在抗戰時期，經費極端困難，教師的衣食都成問題，仍能勤於執教，艱苦奮鬥。
鄧邦逖一貫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方法和學風，認為工科教學傳授書本的理論知識固然重要，但驗證書本理論知識和訓練必要的基本技能，實驗和實習不可缺少，二者結合，才能相得益彰。故他十分重視實驗室和實習工場的建設，多次添置實驗儀器，擴充實習工場。抗戰勝利學校恢復後，他制訂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蘇工恢復設備計畫”，一方面立即把在滬置有的校具及理化實驗儀器和藥品等運回，供實驗之用；一方面向當局申請撥款；再一方面籲請上海等地的紡織界暨私人紡織廠捐撥補助或廉讓，他說：“庶幾教學效率，得收事半功倍之效，所望教育當局、社會賢達，力於促成，則不僅本校之幸，抑亦社會之福焉。”當然，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期間大部分計畫無法實現，直到1950年，蘇南行署文教處撥專款添置實驗、實習設備，又籌建了機械實習工場，鄧邦逖的計畫才得以實現。
鄧邦逖主張學校應與社會密切聯繫，學生走出校門到實踐中學習和掌握知識，故他總是設法爭取社會大小工廠、私人建設單位的支持。上海的華豐棉紡織廠和章華毛紡織廠，蘇州的蘇綸紗廠等都是蘇工專學生的主要實習場所。在他帶領下的“蘇工”貫徹的是早期培養、及早成才的教育思想，從國中畢業生中直接培養工科大專人才，深受中下層家庭的歡迎。各地前來報考的學生眾多，考生的錄取比例一般均在30：1和20：1之間，新生質量高，且大多數家境貧苦，故極其珍惜難得的機會，學習刻苦，上進心強，在全校形成良好的學風，加上“蘇工”的師資力量強，治校嚴，又注重實踐，故畢業的學生，既有一定的理論知識，又有較多的生產知識和一定的操作技能，能在較短的時間內適應社會的需要，獲得獨立工作的能力，普遍受到社會的歡迎。在香港的一位上海籍紡織界知名人士講：“蘇工畢業的人，有真才實學，並且作風踏實，既肯乾，又能幹，我的工廠就歡迎請蘇工專的人。”原紡織工業部錢之光部長也曾講過，蘇工專是一所辦得很成功的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作風樸實，虛心好學，善於進取，素質較高，他就喜歡用蘇工專的畢業生。鄧邦逖在1925—1956年這31年擔任“蘇工”校長期間，先後培養出畢業生3500多人，肄業生4000多人。建國後，從中央到不少省市的政府機關、工礦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到處有蘇工專的畢業生，有的已成為領導幹部，有的已是知名學者和高級科技人才。
堅持多層次辦學
鄧邦逖堅持多層次辦學的思想。他曾接受江蘇省土地局的委託，代辦訓練班等，為社會培養急需人才。鄧邦逖曾向各紡織廠、絲綢廠建議，由工廠向附近各縣農民發放低息貸款，鼓勵農民多種棉花，擴展桑園養蠶，並在蘇工專增設紡織原料等課程，組織學生去產棉區實地考察棉花生產情況。他還擔任過江蘇省第二模範絲織工場暨絲織傳習所兼職場長，為當時江蘇60個縣，每縣選送2人輪流進行培訓，半天上課，半天勞動，堅持了三四年，為各縣培養了一批有用人才。他也曾幫助過上海誠孚公司、大隆鐵工廠生產了一批國內最早的國產紡織設備。
原紡織工業部陳維稷副部長於鄧邦逖逝世一周年之際，曾寫詩懷念，稱：“金陵鄧公，教範可風；專攻紡織，貫徹始終。早年留英，治學能工；壯以及老，育才江東。”深切地表達了思念的情意。
個人簡歷
1886年12月4日出生於南京。
1900—1904年宜昌華美書院求學。
1905—1912年赴英國留學，先在曼徹斯特大學紡織系學習，畢業後又在英國里茲大學研究班深造，獲工學士學位。
1913—1924年任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1923年改名江蘇公立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紡織科主任。
1925—1927年任江蘇公立蘇州工業專門學校校長。
1927—1932年任第四中山大學工學院教授兼附屬蘇州職業學校校長。
19321940年任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學校校長。
1940—1942年任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專科學校校長。
1942—1945年任私立上海工業專科學校校長，兼任上海誠孚高級職員養成所（後改名誠孚紡織專科學校）教務長、校長。
19461951年任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專科學校校長。
1951—1956年任蘇南工業專科學校校長。
19561962年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委員、江蘇省紡織工業廳副廳長、第一屆江蘇省紡織工程學會理事長。
1962年3月5日在蘇州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