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殘片99件，石器186件
現存遺址面積約3000平方米，呈條狀形分布，其最長約100米，最寬約30米。由於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的影響，原遺址面積不僅限於現存大小，可能在現存邦嘎村位置之下還保存有遺址的文化堆積。目前對遺址保存威脅最大的是一條東西流向的沖溝的。
此次發掘的出土物主要是陶器殘片、石器和各種動物遺骸。能看出器物形制與具有人為加工的陶器殘片共為99件，其中大小陶罐口沿殘片53件；有紋飾陶片20餘件，以刻劃、幾何紋為主，個別有戳印紋；陶器耳部近20餘件，穿孔陶片4件， 磨邊陶餅殘片1件，另外還有1件陶塑。遺址出土石器總共為186件，有打制、磨製兩種，整體而言，遺址中未尚出土加工精緻的典型磨製石器。
陶器殘片以夾砂類灰陶、灰褐陶為主，遺址上層則以夾砂紅褐陶為主。可以辨認的器形以罐類為主，罐的口沿和器物耳部都有一定的變化。其他器型還有缽、盆等，這些器物均具有的特點。
出土的石器以磨盤、磨石為主。其他還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等。另外，部分石器有塗紅現象。這種與以往在拉薩曲貢遺址、山南昌果溝遺址出土塗紅石器現象有一定的相似性。
建築、灰坑、石框
遺蹟現象主要是建築、灰坑、石框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築遺蹟。從出土情況看，這些建築遺蹟很可能是一處房屋遺址。通過觀察已揭露的一部分遺蹟，推測這是一處平面形狀為方形的石牆房屋建築。南牆長度不少於4米，西牆不少於3米，現存高度最高為0.6米。因東牆、北牆不在這次發掘的探方范圍之內，所以房屋遺址整體的形制與結構有待下一步發掘工作才得知。值得一提的是，這處很可能為房屋遺址的圍牆內，發現有五座直徑約0.6米、深度達0.4-0.7米間的圓形坑洞。這些坑洞形制均很規範，我們暫將其定為灰坑，也許這些坑洞與窖藏某種物品有關。
遺址中出土的羊距骨也是發掘中重要收穫。有一件打磨加工較為精緻的羊距骨，是從遺址最早期地層堆積中出土，這塊羊距骨的發現，使我們不由得聯想起西藏地區至今還廣為流傳，男女老少都喜歡玩耍的遊戲--“阿久”遊戲。若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待這塊經人工打磨的阿久，則也許會認為它的用途應與古老的傳統遊戲有關聯。實際上，阿久在藏區的普遍流行，除玩耍遊戲有關外，從久遠的年代始直至今日的牧區，它還與本教的占卜、卦算等涵義更為深刻的社會活動有關。那么，這次遺址中出土的羊距骨是否也具有與其相類似的涵義呢？
除上述出土物與遺蹟現象以外，遺址中還出土可能為植物果實類的珠狀炭化粒。
寶貴的實物資料
曲松縣邛多江牧區民居廢址（圖）
通過對遺址地層堆積與遺物的觀察，我們可將邦嘎遺址的年代大致推斷為3000年左右的西藏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陶器群、石器的種類所表現出的風格有較明顯的本土特徵，與拉薩河流域的曲貢遺址，雅魯藏布江中游的山南貢嘎昌果溝遺址有著一定的共性。它再一次表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西藏腹心地區（或雅江中游流域），藏族先民就生息、繁衍於此，並具有較高的物質文明程度。
邦嘎遺址出土的建築遺蹟，是雅魯藏布江中游流域考古發掘的首次發現，可以說填補了這一區域此項研究的空白。這次建築遺蹟與西藏東部昌都卡若遺址建築相比，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也許是因為兩個不同區域所處的自然環境與人們生活方式的不同所致。所以，邦嘎遺址的建築遺蹟對於藏族建築歷史的研究以及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為能找到民俗學方面的比較研究資料，此次發掘者專程到那裡調查，發現兩種建築風格基本一致。除此而外，在那曲地區的許多牧區，直至今日那裡居民搭建的帳篷，先是在地表下挖一座與帳篷底徑大小合適的圓坑，深度基本在0.5-0.6米間，而後將其邊圍用石塊壘砌。這種壘砌方法，與邦嘎遺址出土的建築遺蹟很有相似性。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作為藏族文明發祥地之一的山南雅隆一帶，從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使用的房屋建築，迄今從其形式到結構上基本沒發生很大的變化。那么，彼時雅隆區域一帶的藏族先民，他們會不會處於獵牧經濟狀態呢？
總而言之，邦嘎遺址的發掘，使得對於西藏考古學史前文化序列、時空框架的建立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遺址出土的炭化標本、動物骨骼遺骸，對於雅魯藏布江中游流域的生態環境，復原邦嘎遠古先民的生活環境、食物結構乃至討論邦嘎先民與環境的關係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