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音樂

遠古音樂指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遺產中的律學。

在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遺產中，有一門科學，自公元前7世紀起便有人開始探究。其後2600餘年，綿延不絕，一直持續到今天。它就是一度被學術界稱為“絕學”的“律學”。
律學，即研究樂音體系中音高體制及互動的數理邏輯關係的科學。它是音樂聲學（音響學）、數學和音樂學互相滲透的一種交叉學科。在有關音高體制的研究與套用中，律學規律幾乎無處不在。例如：旋律音程的結構與音準；調式與和聲理論中的和諧原則；多聲部縱向結合時的各種音程關係；旋宮轉調；樂器製造及調律中的音準與音位的確定；重唱重奏、合唱合奏中的音準調節，都與律學有直接關係。因此，一部“二十四史”，除了“樂志”，每朝都立“律志”、“律書”及“律曆志”之類的篇章。“律學”遺產之豐富，它在中國文化、學術史上的地位，便可想而知了。中國樂律史上最早產生完備的律學理論，稱為“三分損益律”，它大約出現千春秋中期。《管子·地員篇》、《呂氏春秋·音律篇》分別記述了它的基本法則：以一條弦長為基數，將其均分成三段，舍一取二，“三分損一”，便發出第一個上五4度音；如果將均分的三段再加一段，“三分益一”，便發出第一個下4度音，用這種方法繼續推算下去，可得12個音，稱“十二律”，每律有固定的律名，即：（以下兩行要豎著讀）
黃 大 太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鍾 呂 簇 鍾 冼 呂 賓 鍾 則 呂 射 鍾
因為這種“生律法”是一步步推算5度音，所以又叫“五度相生律”。管子稍晚，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約前580一前501）也以同樣的方法推算出“十二律”。
“三分損益”雖然推演出“十二律”，但計算到最後一律時卻不能循環復生，哪它是一種不平均的“十二律”，各律之間含有大、小半音之別。因此，為了尋求一種可以自由地旋宮轉調的平均律制，就成了兩千多年來樂律學家們孜孜以求的理想。
漢朝著名律學家京房（前77—前37）沿著五度相生的方法連讀推算下去，至第53“色育”律時，己基本還原到出發偉“黃鐘”（歐洲在16世紀時也出現過53平均律）。
他最後算到60律，後世稱“京房律”。表面上看，京房推算60律的繁複律制，與簡練的十二平均律理想南轅北轍，但如果拋開它神秘主義的外衣，他在運算過程中得到的許多律高，都可以在曾侯乙編鐘所體現的“鐘律”上予以印證。南朝的錢樂之、沈重在京房60律的基礎上繼續按“二分損益法”推演生律，直至更為周密的360律。他們把還生黃鐘本律的音差數縮小到最少程度，從而為從其中選擇十二平均律各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同時沿此途求解十二平均律的探索也步入“山窮水盡”的困境。
不無巧合的是，與錢、沈同時代的樂律學家何承天（370一447）大膽提出一種“新律”。他的作法是把第十二律不能還原所剩的誤差數，分作十二份，每律增補一份。
十二次相生後，正好回歸黃鐘律。這可以說是天才的十二平均律構想，何承天在當時幾乎就要叩開這一高深莫測的律制的大門了，可惜他不是按頻率比計算，而是依弦長計算，難題再度擱淺。隋代劉焯（581一618）擺脫“三分損益律”的羈絆，以振動體長度桐鄰律之間的差數相同，推算出“十二長度等差律”。王朴（905一959）於959年又提出一種“新律”，以倍半關係的八度音程硬性調整各律。他清楚地認識到，解決不平均律的矛盾只能在12律範圍內進行，但他的基本方法還是在“三分損益法”上修修補補。
經歷樂如此漫長的探索和徘徊，至明朝中時，皇族朱載堉（1536一1611）終於成為登上律學的寶塔頂摘取“十二平均律”明珠的第一人。他以珠算開方的辦法，求得律制上的等比數列，第一次解決樂十二律內自由旋宮轉調的千古難題，實現了千餘年來無數律學家夢寐以求的理想。他的“新法密率”已成為人類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作為一位藝術史上的巨人，朱傤堉在科學、文化特別是傳統樂律學理論方面都有建樹。他積終生而著的《樂律全書》囊括了音樂藝術的方方面面。然而，由於中國封建社會日趨衰微。朱傤堉發明的“十二平均律”。終於未能付諸實踐，被藏在一函書籍之中而束之高閣，成為反映封建帝國扼殺天才的一個悲劇性的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