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律學既是音樂學、也是聲學的組成部分之一。中國古代認為“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蔡邕《月令·章句》)。它以樂音為研究對象，用數理方法研究發聲體及其音高（頻率）之間的規律。
音與律
中國古代對律學一向比較重視。《尚書·堯典》中就有“同律度量衡”的記載。二十四史的大部分都有律曆志，其中有關於律的內容。從出土文物如石磬等的研究，夏、商時期的人已有絕對音高概念。可能在殷商時期，中國已產生了五聲，即宮、商、角、徵、羽，以此構成五聲音階；可能在西周時期,又發展為七聲,即在五聲之外增加了變徵和變宮兩個變聲，以此構成七聲音階。古代人是靠聽覺器官來判別這些音的音高的，即“以耳齊其聲”（蔡邕《月令·章句》）。
由於對成組樂音的認識，就產生了十二律。其名稱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和應鐘。考古發現，西周中晚期的編鐘已刻有以上一些律名的銘文。這個穩定的命名關係，以黃鐘律為標準音高之首，依次各按半音關係順序排列。
中國古代用“大”或“濁”字表述低音，用“細”或“清”字表述高音，並以“為聲有遲有速”的“遲”、“速”兩字表示發聲體的振動衰減的快慢（《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一《昭公元年》），以“比”表示兩個樂音的音高相同，以"平調"或"和調"表示人為地使兩個同高度的樂音共振，以“應”表示共振現象（《國語·周語》）等等。
管口校正
正律器指用於確定標準音高的律管或弦準,以它所發出的音作為黃鐘音的標準高度。大量文獻表明，中國古代普遍以律管作為正律器，可能是因為它比弦較少受到風雨燥濕的影響，但也不排除古代人首先根據即時調好的標準弦音而確定律管的長度，然後再以該標準律管來校準各種樂器的管或弦的長度。由於歷代典籍沒有留下有關律管的管徑、孔徑、開管或閉管、吹奏法等必要資料,加上歷代度量衡單位的變遷,因而它的絕對音高已難於考訂。但是，正律器無疑經歷了逐漸精確的過程。如早先規定黃鐘宮音的律管長“三寸九分”(《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後規定“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月令·章句》）。這表明古代人知道管音不僅與管長，而且與孔徑有關。
用管作正律器，必須考慮管口校正問題。晉荀勖第一次提出了管口校正的一種方法，以管作正律器從此成為標準。荀勖的管是同徑開口管。明代樂律理論家朱載堉以“圍徑遞減”方法確定管口校正數。他們的方法都是當時聲學上的先進成就。
漢代樂律家京房曾製作一種"狀如瑟"的正律器，叫做“準”。在不考慮管口校正時，他正確地認為“竹聲不可以度調”（《後漢書·律曆志》），並因此把正律器從管改為弦。後來以弦作正律器逐漸被人認識。南朝梁武帝熟悉鐘律，據《隋書·音樂志》記載，天監元年（公元502）自定四器，“名之曰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各弦粗細不一，均有精確的規格，用以正律有“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的結果。
律制發展
兩周時期，中國見於《詩經》記載的管、弦等樂器有29種。樂器的大發展，使人們至遲在春秋戰國之際定性地總結出“瑟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韓非子·外儲說》）以及“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晉書·律曆志》）的規律。
中國最早的樂律計算方法是“三分損益”法。這是將主音律的弦（或管）三等分,取其兩份（全管長的2/3，為損一），或增加一份（全管長的4/3，為益一）,依次確定十二律
中國古代律學三分損益法的計算次序及其律數依據《管子·地員篇》整理成現代的寫法為：
令黃鐘宮音的弦長 34=9×9=81則
徵音的弦長 81×4/3=108
商音的弦長 108×2/3=72
羽音的弦長 72×4/3=96
角音的弦長 96×2/3=64
將這五個音依其弦長大小排列為徵、羽、宮、商、角，構成一個以徵音為主的五聲徵調音階。
三分損益法算得十二律的弦長比值依據《呂代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整理成下面的表。
中國的三分損益法與歐洲的五度相生法基本一致，只不過前者計算弦長，後者計算頻率，兩者成倒數關係。中國古代的幾千年中一直採用三分損益法。
中國古代律學中國上古時代已有琴、瑟一類弦樂器。西漢時代,古琴上已有徽位，即示意彈按琴弦的位置。古琴有七根弦，琴面上用螺鈿嵌鑲十三個徽位。這些徽位是按琴弦長的八等分(不取3/8、6/8徽位,故得5個徽位)、六等分(其中一個3/6徽位與4/8徽位同，故得4個徽位)和五等分（得4個徽位）而得到的。古琴的發音特點是:①在徽位上發音即是弦長（或頻率）比值為簡單整數比的音；②在五等分徽位上所發的音都是比各弦空弦散音的純律高17度（即三度的高兩個八度）的泛音，而其他徽位的音則或為三種律制（三分損益律、純律、平均律）所共有。或為兩種律制（三分損益律、純律）所共有。中國古代雖無純律理論，但琴面上的徽位表明，純律音程已在實踐上得到充分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