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歌者
赫里斯托·鮑特夫(ХристоБотев,1848—1876),保加利亞傑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著名的詩人。1848年12月25日(舊曆)，鮑特夫出生在巴爾幹山下卡洛費爾小鎮一位著名教師波丘·佩特科夫的家裡。他自幼跟著父親讀書，15歲到俄國求學。1863年秋,鮑特夫來到敖德薩，進入第二中學，不過並沒有畢業。鮑特夫在學習期間，由於受到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人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並同俄國革命者以及當時被沙俄當局拘禁在這裡的波蘭1863年起義參加者建立了聯繫，因而於1865年被開除學籍。
1867年春,鮑特夫回到故鄉卡洛費爾鎮。他一面代替年邁多病的父親教學，一面深入貧苦農民中間,了解情況，宣傳革命道理。他富有激情的演說,在勞苦大眾心中點燃了反抗土耳其奴役的烈火。1867年，在紀念斯拉夫文字創始人基里爾和麥托迪的民眾大會上,鮑特夫發表了慷慨激昂的革命演講，猛烈抨擊土耳其統治者的保加利亞幫凶“喬爾巴吉亞”有力地批駁了保加利亞啟蒙學者“教育救國”的幻想，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土耳其的軍事封建專制制度。由於這次演講，遭到了土耳其當局的迫害，鮑特夫不得不於同年秋天離開祖國，前往當時保加利亞僑民革命活動的中心——布加勒斯特。
在羅馬尼亞，鮑特夫飽嘗了苦難生活的折磨。為了餬口度日，他一度進入一家印刷廠當學徒，還請求羅馬尼亞文化大臣準許他為僑居羅馬尼亞的保加利亞人開辦學校。艱難的生活絲毫也沒有動搖他的戰鬥意志，鮑特夫在給他朋友的信中堅定地表示：“我沒有失掉勇氣,也沒有背叛自己的忠實諾言。”
赫里斯托·鮑特夫這時，鮑特夫同其他僑居羅馬尼亞的同胞一起積極展開了革命活動。他孜孜不倦地創辦僑民的革命刊物。在當印刷工人時,他就協助出版《多瑙河曙光報》,並經常為《鼓報》撰稿。1869年，他同另一位保加利亞革命者卡拉維洛夫合作,先後主辦了保加利亞僑民的革命組織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刊物:《自由報》和《獨立報》。1871年,他自己創辦了《保加利亞僑民之聲報》。1873年,他出版了諷刺性的報紙《鬧鐘》。在這些報紙上,鮑特夫寫了許多政論性文章、報導和詩歌等,從理論上闡述和宣傳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1874年,《獨立報》停刊後,保加利亞革命中央委員會已沒有自己的機關報了,鮑特夫又主編了《旗幟報》，繼續進行革命宣傳。鮑特夫創辦和參加編輯的所有報紙，都成了革命活動家的講壇和動員人民民眾戰鬥的輿論工具。
在鮑特夫主辦的《旗幟報》周圍迅速聚集了一批革命力量。1875年4月經國內外革命組織代表的選舉，鮑特夫被正式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鮑特夫成了保加利亞人民革命運動的領袖之一。
鮑特夫在一系列問題上,都充分表達了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他首先激烈反對土耳其封建制度對保加利亞的奴役,指出對於保加利亞來說,擺脫土耳其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的唯一出路,是“人民大眾的革命,刻不容緩的革命和無所畏懼的革命”。
鮑特夫深信:保加利亞人民完全有力量來解放自己。他利用報刊和各種機會不斷批評自由派的錯誤理論。這些自由派認為人民需要教育、學校和書籍,只有在他們的文化水平提高后才可考慮爭取政治獨立。他質問道,在存在著殘酷的專制主義條件下,“科學、知識、教育、啟蒙等等空洞的字眼給了我們和能夠給我們什麼好處呢?!”鮑特夫還堅決反對這些人在俄國政府的唆使下鼓吹的所謂“二元制”,即在土耳其帝國範圍內實行保加利亞行政自治而保留蘇丹對保加利亞人民的權力。
鮑特夫看到,巴爾幹各被壓迫民族與保加利亞人民具有同樣的遭遇和命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只有這些民族聯合起來,結成聯盟,才能使自己擺脫異族壓迫和無權地位。因而，他贊同建立巴爾幹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同時認為,只有在巴爾幹各國民主力量取得勝利後,各民族間才有可能建立牢固的聯邦共和國。他寫道:“只有人民之間明智的兄弟聯盟才能消滅人類的痛苦、貧困和寄生蟲,只有這個聯盟才能產生人間真正的自由、博愛、平等和幸福”。
鮑特夫清醒地看到,沙皇俄國和西歐列強英、法、奧匈等國也是巴爾幹各民族獲得徹底解放的敵人。這些大國有的竭力想維持巴爾幹地區的“均勢”，保全奧斯曼帝國的和平與安寧，有的則陰謀策劃瓜分土耳其帝國的“遺產”,“把拉雅時而分給這個國家,時而分給那個國家”。鮑特夫憤怒抨擊這些大國在巴爾幹和近東推行的侵略擴張政策。
鮑特夫還嚮往社會主義,幻想在保加利亞建立這種社會制度。他提出了保加利亞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思想。他把保加利亞人民的古老傳統,他們的大家族及村社、手工業行會、文化團體都看成是保加利亞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最初萌芽。鮑特夫非常重視農民的作用。他甚至認為農民也是保加利亞條件下的工人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事實上,當時在保加利亞尚未形成工業無產階級,人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擺脫土耳其奴役的民族革命。鮑特夫之所以不了解工人階級肩負的歷史使命,是由於當時保加利亞在經濟上所處的落後狀態決定的。這種歷史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具有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最終導致空想社會主義。儘管如此,鮑特夫為保加利亞的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鮑特夫生活的最後幾年裡，,他在布加勒斯特參加了馬克思《資本論》學習小組的活動。這對他的思想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精闢分析,及其階級鬥爭理論,極大地鼓舞了這位民族解放運動的首領。他在一篇文章中積極支持馬克思所創立的第一國際,熱烈祝賀巴黎公社所取得的輝煌勝利。他滿懷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寫道:“我主張團結一致的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主張對社會的種種弊端進行矯正。我期待著各民族的奮起,期待著全世界共產主義的未來。”鮑特夫不僅是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傑出代表,而且是保加利亞當時最卓越的詩人。他的詩歌留下的雖然只有20首,但在保加利亞文學和十九世紀的東歐文學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鮑特夫認識到詩歌、藝術和科學必須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為人民的鬥爭服務,使它們成為人民手中強大的思想武器。他寫道:“……科學、文學、詩歌、新聞工作,總之,一切精神工作必須具有政治宣傳的性質,也就是說必須適應人民的生活、願望和需要,不應當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
鮑特夫從事詩歌創作的年代,正是保加利亞人民反對土耳其奴役、爭取祖國獨立的年代。詩人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敵人的憎恨,通過對家庭、父母和親人純樸的感情以及對他們的遭遇的同情表露出來。
戰鬥的勇士
為了鼓舞人民的鬥志,解放祖國大地,鮑特夫特別以巨大的熱情歌頌為革命獻身的英雄。他告訴革命者,為自由而倒下的人是永生的。詩人寫道:“在爭取自由的戰鬥里倒下的人,永生不死:大地、天空、猛獸、自然,都要為他哀悼,歌手們也要唱歌頌讚他……”詩人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鮑特夫以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親身參加了反對土耳其的戰鬥。
1875年夏，黑塞哥維那和波士尼亞爆發了反土耳其起義，為保加利亞革命運動創造了有利的形勢。鮑特夫立即投入了國內全民起義的準備工作。他前往敖得薩,向那裡的保加利亞僑民募捐款項,收集武器,並勸說在俄國軍隊中服役的保加利亞軍官辭職回國,在起義中擔任指揮官。
但是,這次大起義計畫未能實現。全國各地只有舊扎果臘一地發生了為時不久的小規模民眾暴動,很快被土耳其當局鎮壓下去了。起義的失利,使設在布加勒斯特的保加利亞中央委員會中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鮑特夫主張依靠國內革命組織和廣大人民民眾,毫不妥協地反對溫和派活動家把保加利亞起義納入大國或鄰國資產階級政府民族主義政策的軌道。由於意見分歧,鮑特夫毅然於1875年9月30日辭去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
.鮑特夫的辭職並不意味著他放棄革命活動,斷絕同革命運動的關係。相反,他時刻都在關注革命形勢的發展,準備為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
1875年年底,鮑特夫的戰友、激進派革命者在羅馬尼亞的朱爾朱城集會,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制訂了新的起義計畫,並將此事通知了鮑特夫。鮑特夫得知起義計畫後,精神振奮,決心參加人民的解放鬥爭。他在當時的一封信中說:“我願把自己的雙手作鐵錘,把自己的皮膚作戰鼓,把自己的腦袋作炸彈,同斯帕希①戰鬥到底。”
1876年,保加利亞爆發了反土耳其的四月武裝起義。鮑特夫得知這一訊息後,立即創辦了《新保加利亞報》,並於1876年5月1日發表了《致保加利亞人民書》,號召他們團結起來同土耳其統治者展開最後的鬥爭。
這時,鮑特夫在羅馬尼亞組織和訓練的武裝支隊人數已達200人。鮑特夫決定親自率領支隊迅速投入戰鬥。他仿效義大利和波蘭的革命者,利用外國船隻沿多瑙河南下。按照事先擬訂的計畫,鮑特夫和支隊部分戰士用木箱包裝了武器和軍服,偽裝成保加利亞出國的“蔬菜種植工”,於1876年5月16日從朱爾朱港乘坐奧地利輪船“拉傑茨基”號出發;其餘支隊成員則分批從沿途各港口登船匯合。航途中,鮑特夫一聲令下,“種植工”們個個身著軍服,手持武器,一舉奪取了該船,迫使船長在保加利亞的科茲盧杜伊村附近靠了岸。次日,鮑特夫率領支隊從這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向弗拉查地區進發。
由於弗拉查區沒有宣布起義,土耳其當局得以集中兵力對付這個孤軍作戰的支隊。鮑特夫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戰鬥中顯示出自己的軍事才能。他親自指揮部隊,多次擊退了土耳其人的襲擊,占領了卡馬臘、庫彭、奧科耳奇察等高地。
鮑特夫支隊的勝利,有力地鼓舞了國內其他地區起義人民的鬥爭,使土耳其當局非常驚恐。6月2日,土耳其增派了大批援兵。嚴重的戰鬥時刻來到了。鮑特夫帶領部分支隊戰士同土耳其地方武裝和正規軍直接交鋒,由於寡不敵眾,戰鬥一開始,鮑特夫即飲彈犧牲,實現了他以身殉國的夙願。
鮑特夫短暫而英勇的一生,為保加利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保加利亞人民的偉大領袖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對鮑特夫戰鬥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評價,稱他“是上世紀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中最有才華和最有遠見的領袖”,是“為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天才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