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前不久， 中央電視台的名牌欄目“講述”以《 胡楊與 鄧世昌的不解情結》為主題，向億萬觀眾講述了山東省威海市"十大傑出青年"、威海市工商聯執委胡楊歷經10餘年艱難困苦，為民族英雄鄧世昌建一座紀念館的感人事跡。
中央電視台說起央視製作這期節目還有一段小插曲。此前，中央電視台“講述”節目編導兼記者賀少濱先生，正絞盡腦汁策劃下一期節目選題時，偶然翻到2000年第5期《中國青年》刊登記者寫的《為鄧大人建一座紀念館》長篇通訊。後來他到威海拍外景時與記者見面後感慨地說，當時在雜誌上讀到這篇文章時，立馬就被開頭的兩句話所打動：沉落的是恥辱和悲壯，不沉的是志氣與信念！他一口氣把文章讀完後頓感盪氣迴腸，字裡行間飽含諸多厚重的東西把他打動了，認為國家電視台應該為此專門製作一期節目。"一段終生難忘的經歷，一份刻骨銘心的情感，一片魂縈夢繞的土地，一個牽腸掛肚的身影……"故事裡的人生，人生中的故事，文中主人公，一個退役海軍戰士為了給鄧大人建館，歷經艱辛終於夙願得償。這裡面的故事肯定能夠打動觀眾，故事本身就有一種催人奮進的力量。這不是正符合"講述"的主旨嗎？血氣方剛的賀少濱很快草擬了一份策劃書，呈報給肖曉琳主任主持的策劃班子評估後當即獲得贊同。此後，賀先生通過威海市委宣傳部輾轉找到記者後，立即趕到威海拍攝外景，並把胡楊請到中央電視台演播廳與訪問人沙碧紅"講述"。
說實在話，當時採訪胡楊時一見面氣氛還有點尷尬：記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胡楊的身份證。因為採訪報導，人物的年齡關係到他的人生經歷，甚至關係到新聞的真實性。客觀嚴謹的人物通訊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胡楊後來對此感慨良多：接觸過不少記者，一見面要認真看身份證的還是首次遇到。當然這也說明他認可並理解了記者的執拗。第一次採訪後，記者對寫好這篇文章，心裡還是沒有多大把握。題材確實不錯，但是寫訊息好辦，寫人物通訊就顯得乾巴巴。在後來幾次的採訪中，記者改變採訪策略，像朋友聊天一樣海闊天空"侃大山"，終於挖到了他當過播音員，販過糧食，乾過公關，離過婚等鮮為人知的經歷。幾經修改，一篇約有6000字的長篇通訊《十年圓夢，老水兵情系鄧世昌》在《東方周末》頭版轉十六版刊發，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大眾日報》頭版頭條很快予以轉發，《中國青年》、《海上文壇》等20多家媒體也相繼轉載，香港鳳凰衛視、中央電視台在澳門回歸大型直播節目中對胡揚還作了專訪。當年，胡楊被評為威海市"十大傑出青年"，記者的這篇文章也榮獲2000-2001年度威海市"五個一"精品工程獎。
據業內人士評價，挖掘出一個退役 海軍戰士“看似尋常最奇崛”事跡背後不尋常的社會意義，正是這篇報導的一個可貴之處。回顧當時的采寫過程，深感這次報導能收到這樣好的社會效果，有一種努力是不可忽視的，那就是在典型宣傳中必須注重人文精神的弘揚。
民族英雄鄧世昌選擇轟動一時還是選擇尊重事實
電影《甲午風雲》當記者接觸材料、並進入實地採訪時，卻遇到了認識上的障礙。把採訪對象作為一位名人，還是把他還原為一個真實的普通人？靠轟動一時的新聞炒作還是靠理性客觀的報導更長久？潛心分析中，記者痛感在報導先進典型人物時，有些文章習慣尋找典型人物身上的"光環"。其實，這種一涉及先進人物就不自覺地硬把人物往"高、大、全"方向整的思維，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新聞報導中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這種思維定勢的作用下，報導的新聞視覺更多的在於報導的目的或者說功利性，對新聞的真實和客群的接受需求往往是忽視的。在處理新聞與新聞人物之間的關係時，缺少關懷，缺少溝通，缺少對新聞人物的尊重。在這種忽略人本的新聞選擇尺度下，導致最終的新聞描述和告知的指向，自然偏離新聞的本真意義，甚至走向某種極端。
眾所周知，公元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軍悍然挑起了大東海戰，我 北洋海軍奮勇抗敵，浴血奮戰，傷亡慘重。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在彈藥用盡，艦體多處受傷的情況下，為了保護主師丁汝昌及旗艦定遠艦，親自駕駛致遠艦，向敵艦吉野號衝去，“ 致遠艦”不幸被敵艦炮火擊沉，鄧世昌以身殉國……凡是看過電影《 甲午風雲》的觀眾，對這段情節都記憶猶新。也正是這部電影，改變了一位少年以後20多年的人生歷程。
胡楊是江蘇淮陽人。當年看《甲午風雲》電影時，胡楊12歲。看完這部電影后，胡楊的心中就記住了鄧世昌這個人，他是個好人，而且還是個英雄。兩年後，胡楊14歲時，他學習的課本上有一篇關於甲午海戰的課文。通過課文，胡楊對鄧世昌有了比較深的了解，對他產生了一種崇拜，他就有意識地找來一些關於鄧世昌的書籍看。最初看電影時的好奇，到以後對甲午戰爭知識和鄧世昌有關史料的進一步了解，胡楊被強烈地震撼了，鄧世昌這個名字，從此在胡楊心中紮下了根。
北洋水師“致遠艦”胡楊十七歲那年，高中畢業。農村的孩子要想闖世界，第一條路是考大學。胡楊第一年沒考上，想第二年再繼續考。在緊張複習時，他聽說海軍某部在他們那地方開始徵兵了，他說服了父親，馬上去報了名。1981年11月20日，他接到了入伍通知，到了心中非常崇敬的鄧世昌生前曾經生活、戰鬥的地方。
第一次上北洋海軍總部舊址 劉公島，胡楊把這個3.15平方公裡面積里的所有遺蹟都走了一遍。當時胡楊有個河北的戰友說：這怪了，這個劉公島是 民族英雄鄧世昌戰鬥的地方，直至他出海戰死，他就是從這個地方出發的。怎么島上沒有一個專設的鄧世昌紀念館呢？如果我們想辦個展覽的話，有沒有這樣一個地方呢？言為心聲，當時胡楊就脫口而出說了句話：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話，我要建一個鄧大人的紀念館。一句脫口而出的話，一個暗暗立下的誓言，從此改變了胡楊的生活。於是從1985年退伍後，胡楊便開始走上了漫漫的建館之路。
這就是胡楊對民族英雄鄧世昌認知的真實的心路歷程。於是，記者把他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並嚴格按照時間順序採用敘事表現手法。其意義在於把作者、讀者和采寫對象放到同一個平台上，以平等的身份進行感情交流。
威海鄧世昌銅像人物：選擇虛幻還是選擇本原
新聞人物的采寫，特別是先進典型人物的采寫，常常面臨一種誘惑：追求高大和完美。因其要"高大"，常常就有不由自主的"拔"的意識，即人為地把某種光彩賦予人物身上。又因其要"完美"，筆下就著意於"神"的一面，忽視甚至迴避"人"的一面。胡楊作為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採訪對象，身上披著五色流幻的光環，怎么解讀發生在他身上的新聞事實？是解讀出一個真實的胡楊還是解讀出一個虛幻的胡楊？記者面臨選擇。 比如，記者問他怎樣看待"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問題。他回答說，因為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獲得多少金錢也是對人的知識、技能價值的認定；但不能把這作為惟一選項。為建紀念館賣門票，以館養館，這樣館才能辦得長久。真實坦蕩，合情合理，讀者才能信服。
山東威海《劉公島》胡楊想建紀念館，最主要的還要有一大筆資金。他的資金是從哪來的呢？從1985年10月到1994年，近10年時間裡，胡楊應聘到縣級廣播局打過工、也曾經販過糧食、玉米、小麥，還有麵粉、大米，掙些中間的差價；還販運過海帶，後來成立一個信息部，還搞過接演出的團體……為了賺錢，什麼都乾。到1994年時，胡楊已積攢了30來萬塊錢了--沉甸甸的30來萬塊錢！胡楊退伍時就兩個箱子，一個箱子是鋪蓋，一個箱子是有關鄧世昌的書籍，別的什麼都沒有。能積攢下30來萬塊錢，已確實是不錯了。
這時，胡楊想：建鄧世昌紀念館是時候了。1994年，胡楊又上 劉公島，開始具體實施建鄧世昌紀念館的計畫。
1995年1月，胡楊到海軍博物館，找到了他的一個老首長邱殿榮，談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邱殿榮說：你光有熱情還不夠，你這點資金也不行，你知道要用多大座房子？那么多的展品怎么收集？你還得到很多地方去了解、核對史實，還要徵集一些材料、資料……
胡楊聽了這番話後，就從1995年大年初一起，一直到1997年，幾年間，他去廣東番禺、福州馬尾、廈門、南京，北面的大連、旅順，還有首都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他都跑過；包括遼寧的丹東，就是 甲午海戰那個主戰場，胡楊也去了。
經過3年艱辛而漫長的奔波，胡楊的足跡踏遍了祖國大江南北，行程數萬公里， 走訪調查，諮詢請教，胡楊收集了大量豐富詳實的歷史資料、照片以及珍貴的文物，為建館做好了充分準備。
1998年3月，胡楊的鄧世昌紀念館開始動工了：裝修，搞雕塑、布展……歷盡許多艱辛困苦，由胡楊個人出資近百萬元的鄧世昌事跡陳列堂，凝聚了胡楊10餘年的全部心血，終於在1998年9月17號建成並正式對外開放了。
經過分析，記者感到，新聞所表現的真善美，應該是有真有善才有美。拋開那種違背新聞真實、遠離人本真實的尋找先進人物的思維模式，以一種平常人的眼光或者乾脆將胡楊看作自己身邊的一個同事，那么，他的回答不僅是很有人情味的，而且也是很有道理的。他對"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認識，不正是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一種進步的價值觀嗎？ 在解讀中，我們真實地表露了胡楊的這些看法。實踐證明，讀者對此是認同的。他們覺得所讀到的"這一個"典型是可親的，如同身邊的一個同事；是可信的，身上沒有虛幻的光環；也是可學的，胡楊做到了的，其實我們只要努力也能做到。
胡楊典型：宣傳中的關心和關心中的宣傳
對人的尊重、關心和愛護，體現著人文精神的精髓。 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媒體在對先進典型人物的報導中，常常賦予主人公以"苦行僧"的形象，把他們寫成違背人的常情、不食人間煙火的"另類"，拉開了先進典型與普通民眾的距離，有的甚至在無意之中給先進人物套上了"精神枷鎖"，逼得他們不得不扮演某種尷尬的社會角色。這樣做，有悖於人文精神的基本取向，不僅直接影響了典型人物的示範作用，而且帶來了許多負面效應。
采寫過程中，記者分析，胡楊是一個典型，一個時代青年的典型，但他首先是一個人，有著常人的需求和情感；而且，由於他在婚姻大事上受過挫折，離婚後還有一個兒子在讀國中，加上他有點像唐吉珂德，一直承受著諷刺挖苦，所以他比常人更需要尊重，也更需要關心和愛護。這種尊重、關心和愛護，與對他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宣傳，應該是統一的。無疑，他的精神是社會需要的；同時，作為典型，他個人的情況也是社會所關注的。這時，記者在深入報導他的事跡時對其個人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和祝福。一波三折的命運，以事業和家庭這兩條報導線索交替推進，實質上，是把胡楊的社會貢獻與社會對他的關心迭印在媒體上，傳達給客群。這一手法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息：為社會作出了貢獻的人，理應受到社會的關愛。
胡楊10餘年的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回想這些年走過的路，胡楊感慨萬分對記者說，我這么多年的努力，不是為了錢。我就覺得鄧世昌的精神需要宣傳，需要人們去瞻仰，教育下一代需要這么一個地方。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個可悲的民族。但有了英雄，卻不去愛這個英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他希望有一天社會、政府能把這件事情納入到政府的規劃系列中，那么他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中央電視台胡楊這番發自肺腑的話，使採訪達到一個新的水平。是啊，在不少人懷疑胡楊建館的動機時，他心中真實的想法不啻一聲驚雷！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提醒記者：在有責任報導好一個典型的同時，也有責任幫助一個典型。於是，在報導中記者將社會各界對鄧世昌紀念館的關注與支持寫進去，尤其濃墨重彩地抒寫了鄧世昌的後人鄧立英對建館的熱切關愛。它既表現了一個特定的典型人物的特殊情感，又凸現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係。關愛，成為報導的主題。帶給讀者的，是這個社會的溫馨。其實，這比平面地宣傳一個人物具有更深切、更真實的感染力。
宣傳中的關心和關心中的宣傳相結合，是媒體、典型與客群的高度融合與互動。這樣，有利於典型人物的立體展示，有利於媒體與客群的情感互通。而貫穿其中的，正是人文精神的弘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