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遠艦”簡介
甲午戰爭留給中華民族的創痛是刻骨銘心的，因為它是一道中國近代史的分界線，一道令炎黃子孫心頭流血並隱隱作痛的鞭痕。正因為如此，即使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仍然不能忘卻，大鹿島海域曾留下北洋艦隊四艘戰艦和600多名將士的忠骨，懷念那伴隨大潮起落、驚濤昭示的壯烈。
打撈“致遠艦”介紹
合併圖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教育後人，慰藉英靈，國家有關部門曾先後三次試圖打撈“ 致遠艦”， 但都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而沒有實現。其中規模較大的一次是在1988年，遼寧省文化廳曾籌集了資金，來到大鹿島，在進行探摸時，一名潛水員不幸遇難，打撈的事也就只好擱淺。
1963年，以甲午海戰為題材的電影《甲午風雲》拍攝完成，並在全國放映。當時，一個小學生一天竟看了5遍，民族英雄鄧世昌壯烈殉國的豪邁氣概，深深地感染了他。從那時起，他立志像“ 鄧世昌”那樣，甘願為祖國奉獻一切。他叫柴勇軍，30餘年後他的名字與打撈“致遠”艦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甲午風雲》里的鄧世昌影響著他的人生。15歲時他便當兵走進了軍營，5年的軍旅生涯之後，他進入北京市政府機關工作，後又調人文化部藝術研究院的企業文化所任副所長。儘管時光過去了20多年，但鄧世昌以及北洋艦隊抗擊日軍的悲壯歷史一直在他的腦海里索繞，永遠不能忘懷。1993年，為了緬懷先烈，憑弔古戰場，他和幾個同伴自費考察了北洋艦隊戰鬥和駐紮過的威海劉公島、旅順口、大鹿島。在大鹿島上，他聽了村黨支部副書記於生春講到的有關“致遠”艦和鄧世昌的軼事，憑弔了島上鄧世昌的雕像和甲午海戰無名烈士墓，遙望著“致遠”艦沉沒的大海，一個想法從他腦中跳躍出：打撈“致遠”艦，讓後人永遠銘記這一歷史悲劇。
回到北京後，他向企業文化研究所所長苗祥和藝術研究院的領導作了匯報。他的想法得到了領導的支持，於是一份充滿了愛國激情的打撈“致遠”艦的報告轉到了國家文物局。不久，國家文物局下發了檔案，批准成立中日甲午黃海海戰“致遠”艦打撈籌備辦公室。打撈在中日甲午黃海海戰中沉沒的“致遠”號等四艘戰艦。爾後，組成了以全國人大常委、原海軍副司令、軍事科學院政委張序三中將為總指揮的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擔任，副組長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撈局副局長尹乾洪等人，柴勇軍任秘書長併兼辦公室主任，開始了打撈的前期準備工作。
支持打撈“致遠”艦
國家打撈“致遠”艦辦公室發出了一份《倡議書》，全文如下：
柴勇軍《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愛國主義歷來是中國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旗幟。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有機的統一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是鼓舞全國人民實現民族振興的強大動力。要深入持久地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幫助人們認清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真理，在全社會發揚自尊、自愛、自強的民族精神，以貢獻全部力量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國家利益、國家尊嚴為最大恥辱。要把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宏偉目標，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中共黨史和基本國情，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和革命傳統，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國防和國家安全，作為新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客。運用大眾傳媒、書刊影視、藝術表演和課堂教學，運用重要紀念日、重大歷史事件和重大社會活動，運用升國旗、唱國歌等儀式，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各地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建設，國家要確定一批重點基地。”
愛國主義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甲午海戰中“致遠”艦打出了中國海軍的威風，有進無退，誓死奮戰，表現出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致遠”艦、鄧世昌成為中國海軍的典範，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他們的英雄壯舉和故事一直在廣大人民民眾中流傳。為了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和國防教育，為人民民眾和年輕一代提供生動、真實的歷史教材，經國家文物局[（96）文物文字第299號]批准成立了“中國黃海海戰致遠艦打撈籌備辦公室”，打撈在甲午中日黃海海戰中沉沒的“致遠”號等4艘戰艦。
我們打撈“致遠”艦，興建紀念館是一項有著重大社會影響的跨世紀的宏偉工程，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教材，讓後人牢記歷史的經驗教訓，繼承先烈遺業，激勵我們為祖國的繁榮強盛作出更大的貢獻。這一項工程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和幫助。為此，我們倡議發起百家單位支持、百萬民眾簽名的宣傳活動。希望得到社會各界及廣大民眾的廣泛支持與回響。
在印發《倡議書》的彩色宣傳品中，封面是“致遠”艦和大幅鄧世昌像，上寫紅字“打撈致遠 愛我中華”。背面是從深藍的大海中伸出一雙大手，捧著一個一分的硬幣，上面寫著的紅字是：中華民族每人獻出一份愛，將“致遠”艦打撈出來。
1996年月12月18日社會各界人士座談會後，中共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紛紛致函打撈辦，支持打撈“致遠”艦，興建中國甲午黃海海戰紀念館。發函的單位有（以來函日期先後排列）：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辦公廳
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辦公廳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辦公廳
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辦公廳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會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辦公廳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
中國共產黨人事部直屬機關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化學工業部直屬機關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國家稅務總局機關委員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廳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辦公室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國人民解放軍 海軍司令部編研室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
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撈局
國家海洋局船舶飛機調度指揮中心
中國史學會
中國煤礦地質工會全國委員會
中國財貿工會全國委員會
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
中國社會工作者協會
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中國文物研究所
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
1997年3月，國家打撈辦在北京舉行了打撈“致遠”艦招標會。來自全國的16個打撈單位前來接標，經過激烈角逐，江蘇江陰澄西海洋特種工程有限公司中標。江陰澄西海洋特種工程有限公司是我們國家很有名氣的海上打撈企業，不僅有著先進的打撈設備，還聚集了一批全國有名的打撈專家。現場總指揮張智魁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人說：要寫一部中國現代潛水打撈救生的歷史，必須寫上他的名字。
張智魁，1938年參軍，曾在聶榮臻麾下同日寇浴血奮戰7年，1946年隨部隊進入東北，又同國民黨軍隊打了4年仗，從一名戰士一直到四野某部英雄團團長。當兵十幾年，他身上負傷5處，至今頸上還留著彈片。
1951年他奉命組建了中國海洋打撈公司，不久又擔任了首任中國海洋打撈局局長。此後在他20多年的海洋打撈史上，曾親自打撈和組織打撈了上千隻船隻，打撈總噸位達 50萬噸。從 1959年“418”潛艇，至60年代“躍進”號萬噸輪、70年代的日本沉船“阿波丸”，都是由他策劃和組織打撈的。1996年轟動全國的打撈“中山”艦，打撈方案也是由他設計的。他是我國打撈方面最權威的專家。接標後，時年74歲的他擔任了打撈“致遠”艦現場總指揮兼專家小組副組長。
打撈“致遠”艦的前期準備工作一切就緒，1997年4月 27日，張序三中將、柴勇軍、張智魁率領著打撈“致遠”艦先遣隊員來到了大鹿島。
“致遠”艦尋找探摸
1997年5月二日清晨6時，當一輪紅日躍出大海時，大鹿島上空響起了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先遣隊舉行了隆重的出海壯行儀式，前來送行的有東港市委書記唐貴昌、副市長程紹禮以及大鹿島上的幾百名漁民。張序三中將鄭重地把“打撈致遠艦先遣隊隊旗”授給了探摸隊。隨著一聲汽笛長鳴，兩艘探摸船帶著全國人民的希望，駛向了“致遠”艦沉沒的海域。半個小時後，探摸船行駛到大鹿島西南海域黃石礁附近，當年的“致遠”艦就沉沒在附近的海域，張序三中將莊重地將一捧鮮艷的花瓣和一杯美酒向大海拋灑，表達了後人對民族英雄的不盡的哀思和深切的緬懷之情。祭奠儀式結束後，兩名潛水員分別從兩個方位下水，揭開了探摸和打撈“致遠”艦的序幕。
“致遠”艦和其他三艘艦沉沒的地點是在大鹿島附近，但是想探摸出確切位置卻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大鹿島附近海域水深流急，沉艦部位海面距海底滿潮時十六七米，落潮時十二三米，夏季常刮東南風，對海上海下作業極為不利，而且最佳海上工作時間僅有4個月時間，這是其一。其二，根據我們國家和日本以及大鹿島上漁民提供的四艘沉艦的資料，共有13個沉沒點，要在這13個沉沒點中確定出四艘沉艦的位置，需花費很多的人力、物力。其三，1938年至1939年，日本人曾組織人力對四艘沉艦進行過打撈和拆卸，使這些艦隻遭到嚴重破壞，沉艦甲板以上的東西所剩無幾。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
針對上述困難，“打撈辦”從冶金部、地礦部、石油部、海洋水下工程科學院抽調了專業人員攜帶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旁測掃描聲納儀、海空核子鏇進磁力儀、高解析度淺層剖面儀、高精度尋航定位儀等設備陸續來到了大鹿島。但是，經過一個多月的探摸，這四艘沉艦的位置一直沒有確定下來。作為現場總指揮、專家小組副組長的張智魁憂心如焚，一時間中耳炎發作，不時向外流膿水。而“打撈辦”主任柴勇軍也因勞累過度大腦毛細血管血栓，住進了醫院。
從5月1日開始到6月底，近兩個月的海上尋找探摸，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這怎能不使人焦慮萬分？茫茫大海“致遠”艦你究竟在哪裡？現場指揮部不得不做出決定，暫停海上作業。
“致遠”艦能不能找到？是撤兵還是繼續尋找？許多同志又產生了疑問。在全體隊員分析總結會上，張智魁立下了錚錚誓言：“我們找不到‘致遠’艦絕不收兵！”並對今後的工作做了部署。首先深入社會調查，其次向有關部門尋找一種可靠的、精度高的、分辨力強的具有穿透地層探測功能的儀器。7月1日張智魁帶隊離開大鹿島，開始了大範圍的社會調查，先後去了大連、北京、天津、杭州、丹東等地。
在莊河市黑島鎮調查時，當地漁民聽說要撈甲午沉船立刻圍了上來，有的說“經遠”艦是在老人石附近沉的，還有的說我年輕時候常潛到船上捉蟹子，有一次還撈上來個彈殼。許多資料記載“經遠”艦是在距老人石几十海里外沉沒的，怎么會到莊河境內來呢？但是聽到漁民們繪聲繪色的敘述，讓人又不得不信，於是他們在周圍各村連續召開了4次漁民座談會。
張智魁問：“為什麼肯定是‘經遠’艦？”
大家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這是當年被救水兵流傳下來的話。”張智魁根據情況判斷，“經遠”艦探摸要比“致遠”艦的條件成熟，決定暫時放棄“致遠”艦，集中力量探摸“經遠”艦。
柴勇軍患病還沒有痊癒，就再次進島，同年老體弱的張智魁一起研究，決定採用土辦法來確定沉艦的位置。
8月1日晨6時，在張智魁的帶領下，先遣隊員乘船開赴老人石西南側650米範圍搜尋，兩船僅僅拖拉了4個來回，突然鋼索被卡住。潛水員帶著工具一個猛子扎了下去，由於水下視距不好，潛水員只能靠手摸前進。
“摸著了！”從水下傳來聲音。
“摸著什麼？”張智魁急切地問。
“像是鐵板，還參差不齊，高出海底約有半米。”
隊員們高興地喊：“是條船！”
又經過七天的連續探摸，潛水員摸出海床上沉船的舷板長度為65米，艏艉摸不到頭，用鋼釺插，泥里還埋有20來米的樣子，符合“經遠”艦82米的長度，量得燃料艙內層寬度為8．3米，加上日本人的破壞性拆解，也符合經遠艦12米的寬度，整個船是東南一西北走向。資料記載這個海區還有其他兩艘沉船，一艘是解放戰爭時期沉的“美齡”號，另外一艘是解放前當地大財主張本正的，這些已有足夠的證據排除在外。更令人高興的是，潛水員還撈上了3件鋼鉚構件，一個直徑390毫米的水兵出人孔通道，還有燃料渣。張智魁請來北京考古專家，對撈上來的文物進行鑑定。專家們一致認為該沉船不是商船而是軍艦，再加上當地漁民的可信傳說和縣誌記載，現場指揮部人員確定此艦是“經遠”艦無疑。
“經遠”艦找到了，對幾個月來忍受大風大浪和高溫酷暑考驗的先遣隊員來說，是十分振奮人心的。然而興奮之餘，隊員們又感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在不斷增強，因為世人矚目的是“致遠”艦。
7月份的調查走訪，現場指揮部又蒐集到“致遠”艦十個新疑點，在目前還沒有更先進的探測儀器的情況下，張智魁決定還是採用傳統的鋼索拖拉搜尋法，這次“經遠”艦的確認給了他們一個很大的啟發，那就是沉艦深埋確實嚴重，所以在新一輪的尋找中，他們不但加長了鋼索，還在鋼索上掛了兩個鐵錨，以保證繩索能夠在泥中前進。
當年曾被日本人拉夫拆卸過“致遠”艦的大鹿島已經81歲的老漁民李桂斌，聽說“致遠”艦還沒有找到，執意要出海帶路，表示“我爬也要爬去”！在一個風平浪靜的天氣，李桂斌指揮著小船向黃石礁海區駛去，由於年事已高，加上年代過得太久，李桂斌只能說出大概範圍，卻不能肯定在哪一點上。這樣也足夠了。兩船在指定的範圍內大密度地拖拉搜尋，最終找到了兩個點。由於鋼索是在泥下0．5米拉住的目標，潛水員手摸不到，用鋼釺插像是鐵的感覺，而此處恰是磁力儀只有一點磁力反應的地方，但當時沒有引起人們重視，會不會是“致遠”艦呢？有人提出了疑問。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晚上，海軍某航保處的電話突然打到了現場指揮部，航保處的同志提供了1960年、1964年海軍初步測得的“致遠”艦位置。張智魁急忙找海圖對照，發現白天找到的疑點與海軍提供的兩個點非常吻合，兩個點又同樣相距2海里。經綜合分析斷定，這兩個點一個是“致遠”艦，一個就是“超勇”艦。由於深埋地下無法取證，難以確定哪個是“致遠”艦。
張智魁說：“明年來打撈可以邊挖泥，邊取證確認。”
先遣隊不顧疲勞連續奮戰，五天后又找到“揚威”艦的沉位。
自4月30日首次出海搜尋作業，至8月29日，歷時122天。除調研之外，在遼寧東港市的大鹿島海域，儀器探測海域33．36平方公里，彩色聲納掃描22平方公里，潛水探摸31次，從26個概位中探摸辨析，最終在大鹿島西南海域確定了沉睡海底一百多年的“致遠”等四艘甲午沉艦的確切位置，其中“經遠”艦還得到驗證確認。
在探摸過程中，張智魁和同事們乘上小船，冒著風險，幾個月來在海上漂泊作業，工作和生活環境極為艱苦，經常整天喝不到一口水。更令人感動的是大鹿島村黨支部的領導和村民，自始至終都予以大力支持。他們除保障後勤、提供嚮導外，還提供兩條船供海上探摸作業，出動幾十名漁民兄弟，同探摸隊員患難與共，而這一切都是無償的，分文不取。
四艘百年沉艦的位置確認後，一時間沉艦何時浮出水面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張智魁說：“下一步實施打撈首先要解決資金問題，前期探摸花費的一百多萬元都是由澄西公司墊付的。打撈需要巨額資金，公司已無力支付；其次是技術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目前打撈的初步方案已設計完畢，但由於‘致遠’艦破損嚴重，因此具體採用什麼打撈方案，必須要挖泥清淤充分論證後才能確定，難度要比‘中山’艦大多了。”
8月14日，國家打撈“致遠”艦辦公室“打撈致遠，愛我中華”流動宣傳車離開北京，前往包括大連在內的全國60多個大中城市宣傳募捐，募捐所得全部用於“致遠”等4艦的打撈修復。
然而，募捐幾千萬、上億元的錢談何容易？曾有人估計，從打撈“致遠”艦到建成“中日甲午黃海海戰紀念館”約需3億元投資。這個數字一傳出，在國內曾一度引起了“該不該撈？該不該建？”的討論。募捐的進展不是令人鼓舞，而迎面潑來的冷水卻是一盆又一盆，有些話甚至很刺耳。
“致遠”艦為何打撈擱淺
兵家有句習語，叫做：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草從哪裡來？需要用資金去購買，並進行貯備。乾什麼事，資金的來源和具體落實是第一位的。看來，柴勇軍當時提出打撈“致遠”艦的動議時，想法很好，精神可嘉，但是他把中國人的全民覺悟估計得過高了一點，把募捐看得容易了一點，把這件大事想得簡單了一點，再就是憑中國藝術研究院企業文化研究所和東港市能否挑起打撈“致遠”等四艘甲午沉艦的重擔，並最終建成耗資巨大的“中日黃海海戰紀念館”？這些問題本身就隱藏著難以解決的矛盾，埋下了產生糾紛的根子。
打撈“致遠”艦等於是“白手起家”的。因為“打撈辦”與“澄西公司”簽訂“合作協定”時，協定中規定，“打撈辦”委託“澄西公司”定位勘察、打撈、修復“致遠”等四艘沉艦；“澄西公司”負責“墊支”“致遠”艦定位勘測費用。定位勘測報告經過專家審議認可後，“打撈辦”在3日內支付給“澄西公司”實際所發生的費用，並按實際所發生費用的5%支付管理費和按實際發生的費用的15%支付風險費。除“致遠”艦外，另三艘沉艦的打撈、修復等費用參照“致遠”艦的方法實施。
按此協定，如前文所述，1997年5月1日，“澄西公司”在沉船海域開始了探摸工作。據“澄西公司”稱，11月份公司完成了對“致遠”艦的定位勘測，並將有關材料交給“打撈辦”，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成立的專家級所有成員，在定位勘測報告上籤字確認。但由於“打撈辦”資金緊張，應支付的費用並未如期付給“澄西公司”。其間，“打撈辦”為勘測打撈事宜共向“波西公司”借款60萬元人民幣。
看來，不論是拙婦還是巧婦，做飯事炊肯定要有米。區區60萬元尚要借米下鍋，這日子該怎么過下去？
與外界新聞媒體熱烈而廣泛的報導相比，此時，黃海之濱的打撈工作卻漸顯冷清，一時停滯不前。首當其衝的問題，當然是出在資金上。
與此同時，1997年底，北京的一家新聞媒體率先披露了一個驚人訊息：國家文物局於11月3日宣布“打撈致遠艦領導小組”已“完成歷史使命”，11月28日，國家文物局辦公室決定廢止“打撈辦”的公章和財務章。
該則報導同時也以不解的口氣介紹說，11月28日在國家文物局辦公室發文的當天，“打撈辦”卻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宣布1998年4月正式開始打撈“致遠”艦。此舉又引起國內大小媒體更加熱烈的報導。
而其時，“澄西公司”的處境已頗為艱難。實際與媒體報導的訊息並不符合，自 1997年年底以來，打撈工作呈“擱淺”狀態。2000年2月16日14時，該公司董事長黃永才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說：
根據“澄西公司”的技術力量和設備，當時是非常有把握地去北京投標。他說，辦企業是要效益，但這樣的打撈不同尋常，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政治意義，所以公司投標時並不是完全出於經濟上的考慮，而是給予諸如墊支費用等非常優惠的條件。
打撈初期，“打撈辦”曾向“澄西公司”借款60萬元。1997年9月至10月廣澄西公司”將勘測工程費用113．248萬元，另加33．7%的費率38．1646萬元工程結算單交給“打撈辦”，“打撈辦”負責人在該結算單上籤字並加蓋印章予以了確認。然而，在“打撈辦”不復存在之後，上述定位勘測費用及借款，卻無人向“澄西公司”支付了。公司一方面多次發函或派人向東港市政府、企業文化研究所、國家文物局催要款項，同時滿懷期望地繼續等待打撈、修復“致遠”等四艘戰艦的工作，但一直毫無下文。
“致遠”艦打撈的官司
在經歷了近兩年的等待之後，1999年11月10日，“澄西公司”正式向大連海事法院提起訴訟，狀告國家文物局、東港市政府和中國藝術研究院企業文化研究所，請求法院判令三被告為尋找、定位、驗證、確認甲午海戰四艘沉艦的費用151萬元，連帶支付“澄西公司”其他損失32．4萬元，總計243．4萬元，同時請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同意繼續由原告承擔四艘戰艦的打撈任務。
四方終於對簿公堂。2000年1月27日，大連海事法院公開審理了此案，庭審持續了整整一天，該院院長親自到庭旁聽。法庭上，原告與三被告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原告認為，“打撈辦”不是獨立的法人，不能獨立對外承擔責任，不具備民事訴訟主體資格，而只是國家文物局批准設立的臨時機構，其公章和財務章也由國家文物局批准刻制，在國家文物局撤銷“領導小組”和“打撈辦”之後，“打撈辦”的責任只能由國家文物局承擔。另外，第二、第三被告也實際參與了“打撈辦”的工作，應對“打撈辦”撤銷後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第一被告國家文物局辯稱：原告對“致遠”艦的探摸結果並沒有得到最後確認；原告的實際勘測費用必須依法經過審計才能認定；如果探摸結果得到認定，那么合理的探摸費用應該由東港市政府與研究所支付。國家文物局作為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對打撈進行指導，非民事行為，不應是本案被告。此外確定打撈單位是行政行為，非法院審判範圍。
第二被告東港市政府則稱：原告實際上很清楚東港市政府在打撈沉艦的活動中只負責服務性工作，打撈各項費用和責任承擔者是研究所，無論從物權歸屬還是從經濟利益角度，東港市政府非直接受益人；原告據此主張費用的驗證報告程式非法，準確性需要確定。因此，東港市政府不應對此案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第三被告研究所則承認原告的訴訟事實真實，理由合理，但研究所本身也是受害人，國家文物局撤銷“打撈辦”之後，研究所無法開展工作和支付費用，因此全部責任應由國家文物局承擔。
法庭上，原告言之切切，三被告均稱與己無關。然而。究竟誰是誰非呢？
5月30日，記者邵海峰、楊須正從大連海事法院了解到，該院經過了認真審理並經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後，日前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
法院認為，1997年3月 13日，“打撈辦”與原告簽訂的“致遠”艦等四艘戰艦探摸、打撈的合作協定書，是在有關部門批准的前提下簽訂的，該協定雙方意思表示真實，內容合法，對雙方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依契約履行了契約規定的探摸義務，探摸結果已得到了專家組及國家文物局的確認，“打撈辦”向原告支付探摸工程款的條件已經具備，拒付屬違約行為。“打撈辦”是由研究所與東港市政府共同設立的不具有法人資格的辦事機構，因“打撈辦”的行為而產生的民事責任應由研究所與東港市政府承擔。國家文物局批准成立領導小組的行為是文物保護主管機關行使對水下文物考古勘探和發掘活動審批、管理職責的權力，文物局對“打撈辦”工作的管理、指導，屬具體行政行為，而非民事行為。至於本案中文物局是否超過法定職權範圍，違法廢止“打撈辦”公章和財務專用章，應通過行政訴訟解決。文物局不應成為本案的被告並承擔民事責任。
法院據此作出一審判決：一、研究所與東港市政府共同給付原告工程款151萬元，並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1997年11月14日起至比值付之日的存款利息；二、研究所與東港市政府共同償還原告借款60萬元；三、契約未履行部分由研究所與東港市政府同原告繼續履行；四、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要求。
一樁曾為國人廣泛注目的打撈“盛事”就這樣成為一場四方纏身的官司，這個結果是四方當事人所不願看到的，但畢竟已經出現了。
應該說，當初打撈“致遠”艦本身是出於一種良好的願望，誠如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的評價：“打撈出來可能是艘空船，但它是歷史性的紀念物，是日本入侵中國的見證，是清政府腐敗無能的見證，它說明了一個真理，落後就要挨打。打撈‘致遠’艦能振奮民族精神，也是對我們民族發展的再認識。”
大連海事法院有關人士認為，“致遠”艦作為特殊的歷史文物，它的歸屬權無疑是國家的，而打撈“致遠”艦也應該由政府行為來完成的。僅憑某些部門的努力是力所不能及的。良好願望畢竟與現實有著很長的距離。勘測、打撈“致遠”艦，修建黃海海戰紀念館是個十分複雜、漫長的過程，斥資亦需數億元。該不該打撈，何時打撈，如何打撈，資金如何保證，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經過長時間認真詳盡的考證，否則難免虎頭蛇尾，留下深深的遺憾。
筆者一直等待在“致遠”艦出水之後去現場採訪，在黃海海戰紀念館落成之時出版這部書。但是隨著時間的推延，“致遠”艦的打撈漸漸低調，銷聲匿跡，直至打了一場官司告終，怎能不令人扼腕嘆息，感慨系之！
看來，不論做什麼事，都有一定的時代和歷史背景、主觀和客觀條件。“致遠”等艦沉沒於1894年，打撈的動議絕對不會在晚清時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民國時期，也不會在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時期、三年困難時期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特別是一位老人講過“春天的故事”之後，我們國家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水平、精神素質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於是才有打撈“中山”艦的壯舉，才有人把視線轉到打撈“致遠”艦上來，覺得這是一件意義非同小可的事。這就證明了物質是第一性的，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才能把精神的充實和富有放到議事日程上；同時我們也自然想起了魯迅先生說過的一段精闢的話：“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只有在解決了生存和溫飽之後，才談得上發展。發展又是有層次的，沒有達到一定的物質和精神的層次，有些事情就提不到議事日程，就辦不成。
筆者對最初懷著一腔熱血動議打撈“致遠”艦的柴勇軍，以及積極支持他這一想法的研究所領導，對當仁不讓擔任總指揮的我的老艦長、張序三中將，對已經是74歲高齡仍慨然赴命、立誓將“致遠”艦找到的張智魁同志，對搏風擊浪、不辭辛勞的打撈先遣隊員和參加探摸者，以及熱情捐款的街道辦事處的老大娘、學校中的小朋友和一切慷慨解囊者，都表示深深的敬意，因為他們都有一顆火熱的中國心，一顆寶貴的民族自尊心。有些人對打撈捐款“一毛不拔”，卻不負責任地說三道四，他們揮舞禿筆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冷諷熱嘲地說：“……我覺得這些中國人真是重視教育，一個個都成為教育專家了，尤其善於搞愛國主義教育，而且花起錢來一點不心疼。”
“說起‘愛國’來，要是這么個愛法，我們可愛的中國可真承擔不起了。好比一個多子女的家庭，最能花錢的孩子反而最愛媽媽，這樣的道理真是天方夜譚。再說‘基地’，中國抗日戰爭，打了那么多年，炮火連天，彈痕遍地，遺蹟隨處可見，國小、中學、大學和成人教育、幹部教育的課本里都有，那段歷史早已刻骨銘心，都融化進中國人的血液里去了，真用不著花幾億元撈出那條破船。有它也不多，沒它也不少。要是中國人得再花上幾個億去教育才知道愛國，在那些教育專家眼裡，中國人也真是愚昧透頂、朽木不可雕了。”
“甲午戰爭、抗日戰爭，給中國人民的教訓說到底，也就是在當今之世，落後就要挨打。有了幾億元撈破船的錢，買一條、造一條現代化的戰艦夠不夠？威武艦隊壓住東海之波，看誰還敢支持什麼‘台獨’？反過來，拿那么一條海底爛船供著，念念有詞，頂禮膜拜，它能擋風，還是擋雨？如果真的是兩軍對壘，對方是怕真船呢，還是怕這個沒有戰鬥力的船？”
沒有這樣一筆錢，就不必急著去辦，如果這樣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經濟賬該怎么算？就算3億元吧，這筆錢是大還是小？該不該花？這還要具體分析，且須有參照物。據報載，大款、明星們偷稅漏稅達多少億，我們在這方面的法制嚴格一點，漏洞堵塞一點，那就不是幾個億了。中國人每年大吃大喝也達上千億，嘴下留情、牙縫少塞一點行不行？中國現有13億人口，除去不到2千萬尚未脫貧，起碼還有12億8千萬，每人拿出2角3分錢就達3億了，這就要看中國人想不想做、願不願做。
關於打撈“致遠”艦的問題，起碼已有三種不同的聲音、三個有代表性的說法：
日本人早在1938年拆卸“致遠”艦時就惡狠狠地說：要把“致遠”艦的殘骸炸開、撈走，讓將來的中國人連一塊鐵板也找不到！
張序三中將激昂地說：“致遠”艦官兵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團結奮戰抵禦外來侵略的愛國精神，我們撈的是民族魂，哪怕只剩下一塊鐵也要把它撈上來！
第三種聲音是我們有的對愛國主義“深有研究”和感想的同胞：愛國主義都融進中國人的血液里了，真用不著花幾億元撈出那條破船，有它也不多，沒它也不少！
改革開放的中國，高度民主，言論自由，持這樣那樣的看法一般說來是不會觸犯法律的，可以放心地、大膽地講。
於是我想起了不久前在《中國青年報》上刊登的一位讀者從網上轉傳來的日本留學生長谷川弘一的帖子。長谷川弘一這樣寫道：
從總體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種族。在總體素質上講，南方支那人又要遠遠優於北方支那人。
我們日本人（除了只會叩頭的少數政客外），願意稱你們國家為支那，不願稱它為中國，但我們稱宋代以前為中國，你們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我們輕視支那人的一個原因是……我小的時候父親帶我去日比谷公園，指著北洋水師的戰利品對我說，日本就是在打敗支那的北洋水師後，才成為世界上主要強國的。當年，北洋水師的鐵甲艦在日本海域為所欲為，全體日本國民都同仇敵愾，寧願餓死也要把錢捐出來買戰艦。由於日本資金遠沒有支那國充裕，我們無法像支那那樣買大型鐵甲艦，我們的戰艦從各方面都不如支那的北洋水師，但我們在海戰中卻取得了完勝，這完全是大和民族精神力的勝利。你們的古人說得好：知恥者近乎勇，如果他看到他的後人的表現的話，一定會羞憤得自殺。
我在日本時就輕視支那人，當我來到支那的時候，我發現支那人比我想像的還要低劣。他們對我這個毫無背景的日本學生點頭哈腰，說什麼都是日本的好，就連支那的傳統文化也是日本繼承得比較好。
我問他們支那一個在韓戰中為了完成任務寧願被火燒死的英雄時，他們居然說那種傻瓜再也不會有了。我們日本有靖國神社，你們有什麼？你們有在日支戰爭為國戰亡將士的記錄嗎？
我曾經接觸過一些舊日本軍的老兵，他們至今還對當年率隊衝鋒而被機搶在幾米之外打死的支那官兵們表示感慨和敬意……
我們日本人將會永記為國殉死的英靈，他們在靖國神社裡享受他們應得的敬意。每當我們唱起“為國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夢中”，我們就會感慨萬千，永志難忘。支那人，我們敬拜神社時，你們根本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中國青年報》的編者按中說：“相信所有中國人看了這篇文章都會感到一種錐心刺骨的疼痛！”編者此話說得深刻、沉重，但我認為他用的“所有”兩字，卻過高地估計了中國人的覺悟。我們固然氣憤一個普通的日本學生竟對我們中國人持這種看法，但又應看到持有這種偏見並不奇怪，因為近幾百年來，日本人一直是在醜化、鄙視、仇視中國人。日本社會學家幸德秋水在1901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說：
在對華戰爭時，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空前極端地發展起來。他們藐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從白髮老人直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著血腥的敵意。
不可否認，當今中國的處境、命運以及人民的心態，與百年前相比，真可謂雲泥之隔，天壤之別。那時的中國是“幢幢華裔，將即為奴；寂寂江山，日變其色”。現在的中國則充滿活力，充滿希望。但是我們絕不能陶醉於今天的進步和文明。要挺起民族的脊樑，就要有偉大的精神力量。一個忘記自己奇恥大辱歷史的民族後代，是擔當不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的。據《水兵》雜誌報導，前不久，三名年輕的海軍新聞工作者在北京街頭進行過一次“中國人，你還記得甲午嗎？”的特殊採訪，結果發現有的人對甲午戰爭一無所知。一位東北漢子竟愣愣地反問道：“甲午是個啥？現在都興公曆了，連屯子的莊稼人都不看黃曆了，誰還算得清‘甲午’？”
日本直到現在仍不乏像這個在網上發表言論的留學生那樣在辱罵我們的人，而我們卻有不少的國民就是沒有民族自尊心，就是不知恥辱為何物，就是讓前輩羞愧，豈不是莫大的悲哀？我們確實應該從這個日本留學生的這篇文章中好好反躬自省一下我們的民族素質和自身形象！把愛國主義教育卓有成效地搞好，把全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切實激發起來！
“致遠”艦的打撈半途夭折，何時重見天日，須問蒼天。
然而，中國人能把鄧世昌的英名遺忘嗎？他畢生所從事的勳業能中斷和泯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