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費啟能(1906~1981) 中國現代紡織機械專家。江蘇省啟東市人。1906年2月12日生,1981年7月21日卒於北京。1922年同濟大學機械系畢業。曾任經緯紡織機械廠副總工程師。1954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紡織工業部顧問和中國紡織機械總公司總工程師。1952年主持設計和製造鑄造機械化設備,建成中國第一個裝備機械化造型生產線的鑄工車間,推進了中國機械製造工業中的鑄造機械化。1957年,他為創建中國化學纖維工業主持粘膠纖維設備的設計和製造,解決了噴絲頭、計量泵製造中的技術關鍵問題。60年代,他參加了中國維綸設備的設計和製造工作。他當選為中國紡織工程學會第三屆理事會常務理事、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費啟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和第五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他因創建和發展中國紡織機械工業的貢獻獲得全國先進生產者稱號。
生平簡介
費啟能,1906年2月生於江蘇省啟東縣。1932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機械系,在校時學習刻苦,品學兼優,受到學校領導的器重,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
1931年“九·一八”事變,在日本侵略軍侵占我國東北三省以後,對我國大肆掠奪。費啟能懷著同仇敵愾、報效祖國,反抗侵略者的心情和願望,於1935年離開了同濟大學,投身到當時的兵工署,從事軍工事業。開始他進入兵工署南京百水橋研究所,擔任製造股股長職務,投入樣板製造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間曾被派往德國、丹麥實習,進一步了解和掌握國外機關槍的製造工藝技術。
抗日戰爭開始後,南京國民政府將沿海地區的軍工企業遷往內地,南京百水橋研究所遷往昆明郊區。1939年費啟能在昆明兵工署第五十一、五十三兵工廠任工程師,並擔任工具研究所所長職務。在此期間,曾先後主持設計過機槍製造的工藝裝備和專用銑床等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後,費啟能於1946年從昆明到達上海,進入官商合辦的中國紡織機器製造公司擔任工程師職務。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費啟能任中國紡織機器製造公司(該公司1950年改名為中國紡織機械廠)設計科科長。在此期間,對有梭織機結構和棉紡細紗機牽伸機構的改造等重點紡織機械進行了開發和改進工作。與此同時,著手主持機械化鑄工車間的工程設計和設備設計工作,並陸續投入製造、安裝和調試。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努力,1952年10月1日被譽為當時遠東第一流的機械化鑄工車間順利投產,這在當時條件下是我國機械生產的一個重大突破。
1952年費啟能從上海調山西經緯紡織機械廠任副總工程師,負責工廠建設中機械化鑄工車間的建設和部分加工機械的設計、製造工作。在兩年多時間裡,費啟能除完成預定的任務外,還積極指導當時參加工廠建設的年青技術人員,使他們通過工作實踐得到很多設計知識和具體經驗,技術上提到提高和進步,促使一批年青技術人員快速成長。這支力量在後來常德、宜昌等紡織機械廠新廠建設中,發揮了技術骨幹作用。
1954年費啟能調紡織工業部機械局工作,隨後任機械局、中國紡織機械工業總公司總工程師。
費啟能於196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以後更加努力工作,在技術領導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獻計獻策,為我國紡織機械的科技進步,擴大生產能力以及為化纖機械的發展,做了大量工作。
費啟能是中國紡織工程學會第十七屆常務理事、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第五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科技界委員),直至1981年7月因病逝世。
技術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紡織專用設備主要依靠從國外進口。建國以後,國家為了自力更生解決人民穿衣問題,開始研究發展紡織機械工業,使紡織工業建設需要的專用設備能立足於國內。50年代初,紡織工業部確定首先發展面廣量大的棉紡紡紗設備和織布機械,並定點上海中國紡織機械廠為製造織機的專業工廠,生產規模第一期確定為年產5000台(以110厘米筘幅為基礎的當量數)。建國初期該廠有梭織機的年產量僅1000多台,與5000台的目標差距很大。有梭織機是一種以灰鑄鐵零件為主要結構的紡織機械,但該廠的鑄件生產尚處於手工作業的狀態。1950年報請上級決定籌建機械化鑄工車間,以期儘快突破制約織機生產的薄弱環節,並為日後新建紡織機械廠提供有益的經驗。這項重要任務交由費啟能負責組織領導。在當時條件下,國內既沒有機械化鑄造車間的現成模式可供參考,又沒有成熟的技術資料可以借鑑。能收集到的只有少量國外刊物上的部分廣告、圖片、示意說明書和蘇聯書本上的資料。因此中國紡織機械廠機械化鑄造車間的工程設計和設備設計是在缺乏具體技術資料、國內屬於空白的條件下起步的。在費啟能的領導下,組織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員以自力更生、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熱情,以堅強的毅力,不畏艱難,勇於攻關和不折不撓的精神,自行設計、試驗、攻關、製造、安裝調試,終於在1952年2月進行試生產。同年10 月進行竣工驗收,建成了被譽為當時遠東首創的機械化鑄造車間,為我國鑄造技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也帶動了我國鑄造生產的技術水平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同時,由於國產織機的低成本和高質量,擠垮了日本當時在東南亞國家有梭織機市場的主導地位。1956年以後,我國的織機出口數量逐年增加,並以其質優價廉,受到了友好國家的歡迎和好評,為祖國爭得了榮譽。
由於鑄造機械化流水線車間的投產,大大改變了鑄造生產的條件,使鑄件產量成倍增加,質量提高,成本降低,既縮短了產品生產周期,又改善了生產環境,從而使中國紡織機械廠的織機生產逐步走上按計畫節拍要求出產品的目標。織機產量由1950年的1000多台提高到1952年的6300台,增長了五倍,為該廠織機在國內市場占有率達90%以上奠定了基礎。四十多年來,中國紡織機械廠為國家提供織機80多萬台,其價格僅為進口同類織機的五分之一,既節約了國家投資,又適應了建設的需要,為我國紡織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國內第一條機械化鑄造流水線的誕生,在我國鑄造領域引起極大反響。全國各地前往參觀學習、索取圖紙資料者絡繹不絕。上海華豐鋼鐵廠、上海協昌縫紉機廠等企業,將取得的圖紙,根據其本單位的實際,建成了機械化鑄造流水線車間;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華南工學院、北京鋼鐵學院等大專院校相關專業的師生也前往該廠參觀、學習,使該廠鑄造機械化的技術成果在國內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和傳播。
費啟能在實現中國紡織機械廠機械化鑄造流水線車間工程中,科學技術上的指導思想和特點,歸納有下列內容:
1.把整個機械化鑄造建設工程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對待。一個機械化鑄造流水線車間的工程建設從沖天爐上料、熔化、砂處理、造型、鑄件清整到各有關運輸機械均與鑄造工藝密切相關。例如不同的砂型對造型用砂有著不同的水分、灰分、透氣性和強度要求,因此造型機械和砂處理設備都要與之相適應。
費啟能在工作和實踐中經常同有關工藝技術人員和工人老師傅一起研究、探討,使設計內容和工藝密切配合,前後工序相互銜接,以達到投產後的一致和完整,實踐說明,整個工程前後左右工序總計幾百台設備,投產以後沒有發生工藝上的不協調,順利投產是系統規劃統籌安排取得的效果。
2.重點攻關、照顧一般。中國紡織機械廠的機械化鑄工車間建設,需要幾百台專用設備。費啟能根據設備的結構複雜程度和在投產後的重要性等特徵,加以分析排隊,選擇部分關鍵設備,作為重點,進行試驗攻關,待取得一定數據後進行設計和製造,力爭做到萬無一失。當時他選擇大件造型的拋砂機、小件造型的震壓式造型機、碾輪式混砂機、舊砂冷卻滾筒以及鑄型輸送機的傳動機構等作為重點,做了速度、時間、強度和混砂效果等大量試驗。通過試驗,取得相關參數,然後進行設計、製造,從而保證這部分關鍵設備的功能和運轉的可靠性,為機械化鑄造生產線的連續運轉達產創造了條件。
3.結合國情,精打細算,為項目建設節約資金。中國紡織機械廠的機械化鑄工車間建設時,正處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財力不足,資金有一定困難。在困難條件下,費啟能在組織領導工作中,處處精心設計,力求節約。在廠房工程建設設計上,對每道工序進行合理布局,並把占地面積壓縮到最低限度。設備機械結構方面,在穩定可靠前提下,其設計力求小型、精簡、高效,從而大大節約了資金。
4.團結民眾,發揮集體力量完成任務。費啟能在接受機械化鑄工車間建設任務後,深知任務的艱巨,認識到只有依靠民眾、團結民眾,發揮民眾的集體智慧和力量,才能把工作做好。為此,在設備設計、沖天爐冶煉、模板設計、製造、安裝、生產運轉等方面分別組織一批富有實踐經驗的技術人員,通過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圓滿完成了任務。這一做法也為後來費啟能組織領導其它任務的完成,提供了經驗。
在學術上,費啟能不崇洋迷外,一貫主張自力更生,勇于思考、大膽創新,不照抄照搬國外的東西,從而形成了費啟能在工程設計上的獨特風格。對青年技術人員視為我國工業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循循善誘,幫助他們不斷充實和提高。在工作中,他待人誠懇熱情、平易近人,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愛戴和尊敬。尤其是和他合作共事過的青年技術人員感受很深。
費啟能在指導青年技術人員工作中一貫是熱心幫助,對技術問題進行認真而細緻的講授、引導和討論,直到設計人員完全理解。他對機械結構的設計,經常強調要注意:
1.每一個部件結構,必須保證完成預定的動作和性能要求,然後才能使整機的性能有保證;
2.要重視每一個零件的強度,要有適度的安全係數,即使是一顆螺絲釘也不能輕易放過,對關鍵零件更要重視;
3.要妥善安排每一個運動部件的定位和導引尺寸,導引宜狹而長,不宜寬而短,迴轉體宜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軸承支承,只要位置允許,軸承支承的距離不宜過短,這樣做能避免零部件的早期磨損,可有效地提高機械結構的運轉可靠性。
他的這些理論結合實際的指導,使青年技術人員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