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信息
遺址時代：新石器時代末期發掘單位：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領隊：張合榮
考古發現
貴州威寧中水遺址出土玉器以雞公山遺址為代表的中水史前遺址群的發掘，使貴州第一次發掘出功能較為全面的山區史前聚落遺址，填補了貴州地區史前考古的許多空白。目前雖然沒有發現這數種古文化遺存間直接存在著地層疊壓關係，但根據陶器可以看出它們彼此之間既存在時間上的早晚關係，又存在著相互聯繫。這些不同時期文化類型遺存的揭露，可初步建立起貴州西部乃至雲南東北部新石器時代末期至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發展系列。
有意思的是在雞公山遺址中，考古工作者們還發現了大量水稻標本，據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合榮介紹，在雞公山遺址發掘的300多個坑中，80%以上的坑都有水稻顆粒出土，這些稻米的存放方式又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稻草的形式捆在一起，另一種是把稻米做成熟飯糰以後，在祭祀活動的時候，將其焚燒。除此之外，考古人員還發現，這些稻米顆粒短胖，而且特別矮小。比現在人們在水田種植的粳稻還短小，粳稻本身就比其他的稻種要短小。而這種稻米比粳稻還短小，不像是水田種植的，專家認為它很可能是旱稻；專家們認為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這種稻米在雲貴高原的環境下發生了變異的現象。但目前對這種稻米的確切說法還沒有一個很準確的答案。
遺址中坑是數量最多的遺蹟，整個遺址就是由眾多的坑構成，分布密集但少有打破關係。坑分布具有規律，山體東側由上到下分3圈分布，在山北側、南側和東南側又各形成相對獨立區域。南北兩側的坑區別明顯。北側的坑較大，且多有用火痕跡，填土中出土許多完整或可復原陶器與石器，陶器基本組合為瓶、罐、杯和器蓋，部分坑內有人骨遺骸，有的為嚴重扭曲的未成年人，有的只有少量肢骨或人頭骨，有的骨骼還被火燒過，可能與祭祀用人有關。南側和東南側的坑較小，基本沒有用火痕跡，亦未見人骨，出土器物也少，坑內多放置1—2件陶瓶和罐。在近山頂東北側，有被開鑿平整的大平台，平台上南北向分布數個巨大的圓坑，均有較厚的燒土壁，可能是活動的中心區。在海拔最高處的山頂近中部地勢平整，除有一紅色圓形遺蹟外，未見坑等遺蹟，可能是祭祀活動的祭台。
墓葬有新的發現。迄今共發掘19座，皆為不規則的豎穴土坑墓，其中仰身直肢葬13座，屈肢葬5座，二次葬1座。屈肢葬中有2座為二人合葬。隨葬品多少不一，有的一無所有。
建築遺蹟主要分布在遺址東南側平台，規模較小，一般呈長方形，火塘位於中部。
溝位於遺址東南側，溝口寬近5、殘深約1米，溝壁弧直，底近平。從溝底土質和溝的位置分析，該溝可能系挖膏泥加工遺址中眾多坑的坑壁而形成。路位於東側第一圈坑與第二圈坑之間的陡坡下側，路內壁面上殘留有燒土，但破壞嚴重。
生產工具主要是磨製石器，有石斧、石錛、穿孔石刀、石鐮、石鏃等。有肩有段石錛、梯形石錛、弧壁穿孔石刀等最有特色。
遺址中還出土大型的手斧形器。石鏃出土較多，多呈扁葉形。
骨器、玉器和銅器數量少。骨器主要有骨鏃和骨飾，玉器主要有有領鐲、環，銅器主要有細耳飾、有段銅錛和銅鑿等。
陶器製法以泥條盤築法為主，小型器物則直接用手捏成。以夾砂陶居多，也有少量的泥質陶。陶色基本是褐陶，由於火候不均，常見一件陶器不同部位陶色不同的情況。紋飾主要有罐口沿內外側的瓦棱紋和陶瓶肩腹部的戳刺紋和頸部的細線紋。有極少量陶器器表經打磨光滑，並施有黑色陶衣。主要器類有細頸瓶、折沿罐、單耳帶流杯、雙耳帶流盆、高領罐、斂口小罐、碗、杯、圓餅形器蓋、喇叭口缽、折腹缽、豆等，其中，小平底瓶、折沿罐、帶流盆、高領罐、單耳杯、器蓋等是典型器物，其中尤以細頸瓶、折沿罐、杯、缽為基本組合。
主要景點
雞公山遺址
雞公山遺址發現祭祀用人的人骨遺骸，考古學者推測，有砍殺兒童用來祭祀的風俗
雞公山遺址山頂海拔1939．5米，遺址分布在山頂處，總面積約4000平方米。該遺址的文化層堆積很薄，眾多遺蹟就在表土的草皮和耕土下，主要遺蹟有祭祀坑、墓葬、灰坑、建築等。
祭祀坑是該遺址數量最多的一類遺蹟，分布在遺址大部分地區，大小懸殊，坑壁普遍塗抹一層青膏泥，多數有用火遺蹟。坑內埋有數量不等的陶器，多數坑內填土夾雜有大量的炭屑、紅燒土和石頭等，少數坑內還有人骨遺骸。由於相當一部分是兒童遺骸，考古學者推測，古人類已有將兒童砍殺後用來祭祀的風俗。
據了解，在雞公山遺址中發現如此眾多的祭祀坑，在西南地區史前文化遺存中尚屬首次。
建築遺蹟以殘留的柱洞為主，根據柱洞分布的情況看，其建築規模較小。
發現的部分墓葬墓坑上部、底部或墓旁都有一個小坑，土坑周壁抹有一層青膏泥，這應是一種特殊的埋葬習俗。隨葬品多為陶器。並出土一件用細青銅絲做的小耳飾，一件有段銅錛，這是整個遺址目前發現的唯一青銅器。遺址出土石器主要有弧壁穿孔石刀、小石錛和有肩石器。還出土大量完整和可復原陶器。從陶器反映的情況看，這組器物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徵，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地域性考古學文化。初步推測其年代約相當於中原的商周時期，在當地文化發展階段上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青銅器時代初期。
據介紹，雞公山遺址的發現，不僅填補了貴州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空白，還為研究分布在貴州西北部與雲南東北部地區的一種新考古學文化提供了典型器物組合，為探討貴州地區和完善西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提供了重要資料。
紅營盤墓地
營盤古城墓地所在地發現的陶器極為獨特，貴州此前未見過
此次清理的26座墓葬，規模偏小，面積不超過2．5平方米。部分墓葬有葬具板灰痕跡，為長方形板式葬具。葬式為單人仰身直肢葬。大部墓葬都有隨葬品，出土有陶、石、玉、銅和骨器等，總計56件，其中兵器有柳葉形青銅劍、骨箭鏃、青銅箭鏃等，其中青銅劍明顯受到巴蜀文化的影響。工具有銅刀、穿孔磨石等；裝飾品有銅鐲、銅指環、石璜、玉等；陶器組合有帶流鼓腹罐、圈足鼓腹罐、單耳折沿罐、圈足碗（缽）、杯等，器表多為素麵，另有少量乳釘裝飾。陶器器形獨特，為貴州此前所未見。
陶器均為手制，火候較低。與雞公山遺址發現的陶器相比，陶器質量下降，推測，可能由於出現金屬物品如青銅劍等，燒制陶器的技藝下降。另一種可能是專門燒制用來隨葬的陶器，與生活中使用的陶器不一樣。
陶器一般放置在頭頂，少數放置在胸部；銅劍和磨石一起放置在胸腹之間；裝飾品均為隨身佩戴之物。
該墓地的時代大約在戰國時期或更早。
銀子壇墓地
發現兒童墓葬，表明夭折的兒童也可以葬入公共墓地
銀子壇遺址位於紅營盤墓地的西邊，2處墓地相距約400米。分布在與紅營盤墓地同一山樑的北坡上，地勢稍低。該處墓葬分布密集，墓坑開口位於第4—6層下。已清理墓葬82座，出土陶、銅、鐵、玉、骨、漆等質地的器物250件以上。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複雜的疊壓打破現象，墓葬形制有從狹長形向長方形再向近方形發展的趨勢。有明顯板灰葬具痕跡的墓葬占相當比例。
目前發掘的早期墓葬均為單人一次葬，後期則出現多人一次葬和二次葬的合葬現象。葬式多為仰身，上肢和下肢擺放情況富於變化，後期的多人合葬，一墓內所葬個體在2—5人之間，並出現將顱骨置放在肢骨之上的撿骨二次葬現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清理的墓葬中有部分墓穴短小、入葬者的骨骼纖細，較明顯是兒童墓葬，表明夭折的兒童也可以葬入公共墓地。有個別的兒童墓葬還有厚葬的現象。
葬具痕跡的發現，是此次發掘較為重要的收穫之一。在相當部分墓葬的底部和墓壁發現葬具板灰痕，從板灰痕看應是由側板、擋板、底板和蓋板合成的長方體板式葬具。部分葬具平面的板灰痕跡略呈“井”字形，但四角又似乎有角狀裝飾。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主要組合有單耳盤口罐、盤口深腹罐、喇叭口杯、折腹杯、喇叭口缽、淺盤豆等。主要放置在頭頂，少數放置在腳側，隨葬陶器較多者則放置在頭頂及身體兩側。部分陶器的肩部或口沿有刻劃符號。
此外有銅（銀）鐲、銅釵、指環、銅帶鉤、骨、瑪瑙管和玉珠等隨身佩戴的裝飾品。少數墓葬隨葬銅矛、銅劍等青銅兵器。這些青銅兵器應屬於滇文化風格。銀子壇晚期墓葬中出現了棺槨式葬具，隨葬品中也出現了五銖、蓋弓帽、鐵器等，這些應是受漢文化影響的結果。根據對這些漢式器物的觀察，其晚期墓葬的時代約為西漢中晚期，而早期墓葬的時代也可能要早到戰國晚期。
紅營盤和銀子壇兩墓地緊鄰，但器物、葬俗和葬制等卻有很大差異，這為探討當時該地的居民集團提供了重要資料。從兩墓地青銅兵器的情況看，該地文化曾分別受到過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響，這又為貴州西北部在不同時期與巴、蜀、滇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資料。
吳家大坪遺址
發現3100年前的碳化水稻
該遺址與雞公山遺址的出土物相同，時代也大體一致，該遺址出土的碳化水稻碳14測年距今3100年。
雞公山遺址和吳家大坪遺址都出土了大量的碳化水稻。如此眾多的水稻集中出土,不僅對探討當時的農業種植、經濟形態，還將為探討貴州高原的水稻起源與傳播以及坑的作用及性質提供全新的資料。
文化價值
以雞公山遺址為代表的中水史前遺址群的發掘，是貴州考古的重大突破，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這是在貴州第一次揭露出功能較為全面的山區史前聚落遺址。雞公山遺址面積雖不大，地層堆積也較薄，但由於它海拔較高、環境惡劣，得以相對較好保存。其聚落構成單元全面，有房屋、墓葬、灰坑、祭坑、溝和路等，分布有一定規律。特別是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完整或可修復的陶石器，組合關係明顯，為充分認識該類文化遺存的特徵提供了最為重要的實物資料。
第二、通過對雞公山等遺址的發掘，對該類遺址群的時代有了較為準確的推定。長期以來，對於滇東黔西一帶發現的眾多該類遺址，由於一直未作系統發掘，其時代只能籠統定為新石器時代，根據出土器物、遺蹟的相對早晚關係和14C年代檢測，雞公山遺址群的時代早期處於新石器時代末期，晚期已進入青銅器時代，相當於中原商周之際，距今3500—2700年。
第三、雞公山遺址的發掘，對分布在金沙江下游以東以南、烏蒙山以西一帶山間壩子的地方考古學遺址有了較為全面而系統的認識，確認出雞公山文化。對中水雞公山等遺址的2次大規模發掘，揭示出大量的遺蹟和遺物，確定了典型遺址，為該文化的分布範圍和文化內涵有了全新認識。
第四、遺址中發現的大量水稻標本為探討雲貴高原早期水稻農業提供了珍貴資料。雞公山遺址在發掘的300多個坑中80%以上的坑都有水稻顆粒出土。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趙志軍研究員初步研究，雞公山遺址水稻具有如下特徵：1、遺址中出土的農作物主要是大量的水稻，此外還有少量的小米，無其他植物，也很少有動物碎骨，種類較單一，不是普通居住遺址的食物構成，顯示出該遺址的功能較為特殊，可能與某種祭祀活動有關，這與根據坑的特徵而推斷的遺址性質吻合。2、部分坑內水稻成團膠結並被焚燒過，這是將米粒做成熟飯捏成團在進行某種活動時丟入坑內焚燒所致。3、水稻顆粒短胖，特別矮小，比現在水田種植的粳稻還短小，不像是水田種植的，可能是旱稻。這一發現具有重要意義，它是在西南地區發現的最早旱稻農業的實物遺存。
第五、中水雞公山等遺址的發掘，初步建立起了滇東黔西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的地方考古學時代序列，即雞公山、吳家大坪遺址→營盤山遺址→紅營盤墓地→銀子壇墓地。同時遺址中出土的大雙耳罐、有肩石錛和墓地出土的銅兵器等為研究該文化與周圍地區的其他文化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全新資料。
•遺址影響
發掘揭示出數種古文化遺存，填補了貴州地區史前考古的許多空白。目前雖然沒有發現這數種古文化遺存間直接存在著地層疊壓關係，但根據陶器可以看出它們彼此之間既存在時間上的早晚關係，又存在著相互聯繫。這些不同時期文化類型遺存的揭露，可初步建立起貴州西部乃至雲南東北部新石器時代末期至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發展系列。
雞公山遺址的發現，不僅填補了貴州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空白，還為研究分布在貴州西北部與雲南東北部地區的一種新考古學文化提供了典型器物組合，為探討貴州地區和完善西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提供了重要資料。此外，雞公山遺址中發現數量如此眾多的祭祀坑，在西南地區史前文化遺存中尚屬首次，在雲貴高原發現以祭祀為主要功能的山頂遺址，為中國西南地區史前山地民族原始祭祀活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紅營盤和銀子壇兩墓地緊鄰，但器物、葬俗和葬制等卻有很大差異，這為探討當時該地的居民集團提供了重要資料。從兩墓地青銅兵器的情況看，該地文化曾分別受到過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響，這又為貴州西北部在不同時期與巴、蜀、滇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