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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新擱淺
1934年7月4日，是榮氏企業史上最暗淡的一個日子，申新擱淺了。
這一年，榮德生的四子榮毅仁只有十八歲．二十多年後，他仍清晰地記得那天上海報紙上的大字標題：“申新擱淺”。當時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看到報紙，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個大大的問號：“申新是一個有關民生的事業，怎么會擱淺呢？”
榮氏申新紡織企業從1915年一個廠、一萬二千九百多枚紗錠起步，發展到此時，已擁有九個廠，紗錠總數超過五十五萬，還有六萬多線錠、五千多檯布機，占有全國紗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點六，前後不二十年時間。申新的發展之快、事業之大，完全當得起突飛猛進四個字。按其生產能力，每日夜可出紗一千件，出布一萬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擔，是中國最大的紡織企業，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職工至少有三四萬人，加上家屬和運輸、營業等間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約在十幾萬人以上，每天交稅萬元以上，僅三年半就已超過一千萬元。研究榮家企業的陳文源算過一筆賬，1932年榮家九個紡織廠織出來的布有一億零二百三十六萬億米，可以繞地球赤道兩圈半。
申新並不是一夜之間突然擱淺的，此前四年連續都有巨額虧損，主要原因當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來整個花紗市價起落極大，十六支“人鍾”牌標準紗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低谷。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產的二十支“人鍾”牌紗為例，每件成本二百一十八點三三元，市場價卻只有二百零四元，每生產一件就要虧折十四點三三元。榮宗敬沮喪地感嘆：板貴棺材賤。不大動筆的他寫下《紡織與金融界》一文說：
無日不在愁城慘霧之中，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亦僅及紗價；銷路不動，存貨山積。昔日市況不振之際，稍肯犧牲，猶可活動，今則紗布愈賤，愈無銷路，乃至於無可犧牲。……蓋自辦紗廠以來，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經濟學家馬寅初對“花貴紗賤”如此解釋：花貴是因為國產棉花不足，紗賤是因為日本棉紗傾銷。
另一原因是稅負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開徵特稅，實行一物一稅，榮宗敬曾一度興奮過。他沒想到特稅不但沒有減輕負擔，反而大大加重了民營企業的負擔，便利了外國的在華廠家。申新被抽去特稅達一千五百多萬元。他寫信給銀行家陳光甫等人說，我國實業尚在萌芽時代，受時局影響，紡織業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們能呼籲政府減稅或免稅，如果再不恤商艱，多方剝削，只有停機歇業，坐以待斃。然而，榮德生大女婿、主持漢口申四福五的李國偉記得，當上海、武漢的紗廠向財政部長孔祥熙提出新稅則加重企業困難時，孔開口就罵紗廠搗蛋：“有困難，你們為什麼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們為什麼不讓它降低？”
特稅規定每袋麵粉征統稅一角，而未實行特稅的地方，每袋只征六到七分。特稅開徵後，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稅、加捐的情況不斷發生。麵粉已征了統稅，麵粉袋還要另外徵稅。1931年2月12日，榮宗敬以福新麵粉公司的名義寫信給宋子文說，麵粉袋用的都是華商機制布匹，這種布袋印上彩色商標以後就是廢物，所以袋皮向不徵稅，麵粉徵稅，袋皮只是麵粉的附屬物，希望能夠免稅，這樣既合乎一物一稅的原則，也合乎提倡國貨的宗旨。為要求小麥免稅單全國劃一，麵粉特稅全國一律平等，他多次給麥粉特稅局寫信，呼籲對本國民營麵粉業不要重征，對進口麵粉無論如何要重征。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此外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身為榮家企業掌舵人的榮宗敬和幾個兒子投機失敗，光是他們投機洋麥、洋花之類的虧損就達一千二百多萬元，總公司這一項利息支出在五百萬元以上，申新撐不住了。榮毅仁後來找到的答案也沒有迴避投機失敗這個因素——“在前幾年美國開始的國際性的不景氣，影響到了中國；日本侵占了東北，日本紗廠又利用它雄厚的資本，在我國各地展開劇烈的傾銷競爭，排擠了我們的市場；國內連年內戰，交通破壞，苛捐雜稅，農村破產，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經營，出品質量不好，利用交易所進行的投機失敗。”
不過有一個原因榮毅仁沒有講到，他的姐夫李國偉說，由於過分追求發展，榮家企業一貫通過借債來擴大規模，所以經常陷入高利貸的債務拖累，經濟基礎並不穩固，一旦遇到金融變動，或市場不景氣，便會捉襟見肘，周轉為難。
自1933年起，榮宗敬不斷給國民政府有關人物寫信，希望他們能體恤和支持這家民營企業，幾乎空蕩蕩沒有回音。
銀行、錢莊，要債的都來了，同仁儲蓄部傳言榮家要倒，趕緊提取存款。榮家這次經濟危機比劉鴻生企業略早一點，他們的企業擴張也差不多，都是發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榮家主要集中在兩個行業，不像劉鴻生在許多不同行業都有投資。
當年，漢口申新四廠發生火災，榮家從中國銀行借款二百多萬元。榮家曾向英、美商家和銀行求助，還向南京政府建議“庚款借錠”，就是用庚子賠款基金購置外國紗錠借給各紗廠，各廠分期償還。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廠幾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幾家關係密切的大銀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十六家與榮家熟悉的往來錢莊暫時維持。此時申新負債累計達六千三百七十五點九萬元，全部資產總值不過六千八百九十八萬元。到這年6月底，到期的五百萬應付款，沒有頭寸可以應付，申新沒有什麼可以給銀行抵押，錢莊到這時也不肯放款。榮宗敬常常掛嘴邊的那句“債多不愁，虱多不癢，債愈多愈風涼”再也說不出來了。在逼得最厲害的時候，宋漢章、陳光甫兩個銀行家在榮家陪他一個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都會受到很大影響。光是上海銀行一家貸款就有一千二百多萬元，而抵押物主要是廠基、機器和貨物。
申新擱淺前幾天，陳光甫經常要在申新總公司等到深夜一兩點。十五年後他有點兒後悔地說：“榮宗敬的申新企業是全國紡織企業中最大的，為了增加銀行存款，鞏固我們的地位，我們樂意與他合作；而他當時急需資金來更新擴大，自然也希望與我們合作。結果，沒有充分調查他的實際需要和個人性格，我們就提供了大筆貸款給他，導致我們資金周轉困難，甚至影響了活期存款的運行。”
申新系統之外，茂新麵粉有四個廠，福新麵粉有八個廠，一輩子要強的榮宗敬提出退職，由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總經理，王時任福新七廠經理兼總公司麵粉營業部主任，王堯臣為福新一廠、三廠經理、六廠副經理、七廠廠務經理。自從申新不斷擴大，福新麵粉系統的業務除了訂購外麥、每月財務結算月報，實際上都由王禹卿掌握，儘管福新八個廠除了一廠、三廠，榮家都有控股權。雖然從1927年以後麵粉業的擴張步伐緩下來了，但在穩健的王氏兄弟手裡，麵粉這一塊常有盈餘。金融業的債主都希望榮家能以麵粉廠來補貼紗廠的虧空，在他們眼裡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出面擔保不可。榮、王之間有矛盾，榮宗敬認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創下的子孫萬世之業，王禹卿則認為他縱子投機，損害股東利益。但這個時候，榮宗敬不得不向王求援，儘管他內心不願放手。榮、王會談幾次，都沒談成，兩人經常大聲爭吵，一次會上甚至發生激烈衝突。因此，他又想找紡織專家李升伯出來代理。
一天凌晨四點，在申新九廠俱樂部樓上睡覺的廠長吳昆生，睡夢中忽然聽到下面禮堂有人在哭，起來一看，原來是榮總經理。榮對他說：“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統稅付不出，政府卻要來沒收我幾千萬財產，這沒有道理!我現在一點辦法都沒有，你去通知各廠廠長和工程師來。”
等各廠廠長、工程師陸續到齊，天已亮了，大約六點左右，榮宗敬只講了一句：“我現在已沒有辦法，希望你們去請李升伯出來做代總經理，你們要向他提出保證，絕對服從他。”八點多鐘，他們一行到達李家，李升伯問什麼事，他們說：“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萬根煙囪，無論如何要請你出來做代總經理，把申新維持下去，榮宗敬沒有辦法幹了。”李回答：“我沒有考慮過，榮宗敬已同我談過幾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規軍，雜牌軍隊是打不好的。”說完，即逕自上樓去了。聽了他們回來的匯報，榮宗敬說：“那么還是叫王禹卿出來代理吧。”
當時，申新九個廠只有無錫的申新三廠情況還好，無錫還有茂新麵粉廠有點兒力量。到最緊急時，榮宗敬不斷打長途電話向弟弟榮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無錫的幾個廠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夠，沒敢答應。6月底的到期款五百萬元，沒有二三百萬現款是沒法解除的。6月28日，榮德生長子榮偉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親面商。到無錫已是晚上，他要父親帶上全部有價證券到上海救急，話說得很堅決：“否則有今日無明日，事業若倒，身家亦去。”榮德生當時正在喝茶，執壺在手，他想如果茶壺裂了，即使有半個壺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榮家創業之艱難一一浮現眼前。1934年並非他們第一次遇險，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險。1922年冬，債務達三百萬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風潮，許多交易所倒閉，各行莊紛紛緊縮銀根，向榮家催還欠款。他們陷入創業以來的第三次危機，被迫向日本東亞興業會社借款三百五十萬日元（折合二百二十多萬兩規銀），條件非常苛刻，年利息一分一厘半，比一般高出近四倍，以申新一、二、四廠全部財產為抵押品，以轉移三個廠所有權作為設定抵押的手續。而榮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簽字，人人安心，喜形於色。”然而，沒有一次危機能和眼前這次相比，考慮再三，他決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榮偉仁早逝，榮德生痛苦地說這次挽救榮家企業是偉仁的功勞。）
他徹夜未眠，給上海打了十一個長途電話，托宋漢章向張公權商量，得到回話是：“有物可商量。”他帶上家中所有的有價證券，趕凌晨四點的火車去上海，到上海只有七點多。九點多，他將證券帶到中國銀行點交，立約簽字，先向中國、上海兩家銀行押解五百萬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