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
西方思想史在中國，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西方思想史研究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仍然還有一批學者執著于思想史研究，不算解放前，1949年之後，就有三代學人在從事著思想史的研究。如較早的老一輩學者王養沖先生和吳恩裕先生等，第二代學者有何兆武先生等，第三代則為活躍於現在的一些中青年學者。在一代代的學術傳承中，西方思想史研究這樣的“星星之火”得以綿延多年而不絕；也正是在這樣一批學人的共同努力下，思想史研究成果才不斷面世。它表現在：翻譯出版了一批西方經典思想家的著作，引進介紹了國外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內容得到了初步的考察。同時，通過思想史的研究，不僅豐富了歷史學的研究內容，改變了過去學術研究中的一些錯誤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更新和重塑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觀念。
雖然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研究僅只是剛剛起步，仍然還存在著很多局限。它表現在：第一，歷史學界對西方思想史研究依然重視不夠，還沒有成為歷史學科分枝中的重要獨立內容。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我們對西方思想史的很多內容缺乏研究，如西方歷史上的共和主義思想，影響近代早期思想發展的自然法思想等，就連我們以前非常重視的近代社會主義思想現在都沒有人再進行學理式的研究。第二，由於歷史學領域中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不能為學術界提供既多且好的“公共知識”，由此，帶來了這樣兩個問題，一是思想史的研究常常變成了哲學甚至文化人研究的重要內容，由此導致學術界常常把政治哲學和思想史研究混淆在一起，好象政治哲學的研究就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的存在。事實上，目前政治哲學研究正由於其缺乏歷史的內涵從而證明思想史研究大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由於思想史研究的不夠，才使學界的一些學人犯了一些最為基本的錯誤。這裡試舉兩例：有位博士在文章中說，蘇格蘭啟蒙運動
西方思想史成為英國革命的理論先導。殊不知，英國革命在前，蘇格蘭啟蒙運動在後，兩者之間相差有百年之多，何以能夠成為理論先導。另一位研究哲學的學者說，休謨僅僅是位哲學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沒有作出多少貢獻。這樣說，完全是對休謨思想的不了解。第三，學術界僅只熱衷於引進一些當代的思想家，這樣做當然有其重要的意義，但我只想表達的是，學界對思想的演進缺乏系統地梳理和研究，並且對各思想家之間的異同、聯繫和發展沒有真正的研究，致使我們只看見一個個偉大的思想家個體，而對整個總體沒有把握。換句話說，只看到了20世紀的很多思想家，但是我們缺乏對20世紀西方思想史作系統性研究，也沒有這樣的著作出版。類似的現象不僅只是表現在現當代，其他時段也同樣如此。如在整個西方思想的發展史上，我們也只是對一些思想家有了初步的介紹，至今國內還沒有一本相對比較有質量的系統的西方思想史的著作。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遺憾，並且與我們這樣的大國地位非常不相稱。第四，由於對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視，致使思想史研究沒有很好地對自己的學科理論和方法進行思考，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把思想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來進行研究的話，我們就要思考和回答什麼是思想史這樣的一些“元問題”。而現在卻沒有這樣做，未能在理論和方法上進行學理性的探討，由此愈發導致了思想史研究失去其理論和方法論的支撐，思想史缺乏了作為獨立學科存在的科學性和合法性。第五，在目前這樣一個思想溢出，任何一個沒有嚴格思想史訓練的人都可以大談思想史的時代，而作為歷史學分枝的思想史研究的失卻，或者說在沒有思想史研究成果參與的時候，其後果就是，整個學術界不僅錯誤百出，學理混亂，而且概念流行，並且有些概念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取得了其唯一的話語霸權地位，儼然就是絕對的真理，由此帶來了整個社會觀念的混亂。
如對盧梭社會契約理論的理解，目前占居主導地位的觀點認為盧梭是個集權主義者，他的思想導致了雅各賓專政這樣的“恐怖統治”。其實，對盧梭思想的理解歷來多有不同，有的人認為盧梭是自由主義思想家，有的認為是共和主義者，也有人認為是集權主義者。同時，雅各賓專政的形成也異常複雜，盧梭思想與雅各賓專政之間並不能完全劃上等號。因此，對盧梭思想的理解完全依不同的人、不同的時代語境而有不同的評價。這樣，我們完全不能夠將某一種觀點放大到“絕對”的地步。
發展趨勢
西方思想史當中國正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時候，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迫切地希望要了解西方的思想，了解他們觀念的演變。
事實的確如此，如果我們想要了解西方政治體制或者社會體制的話，首先就要問，一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那裡，什麼叫作現代國家，權利與權力有什麼不同，支撐市場經濟的思想基礎是什麼，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毫無例外地都要追及到思想史，都要從近代思想觀念中尋求答案。
現在，不僅整箇中國社會已有如此迫切的要求，作為單個個體的很多學人特別是青年學子也開始了學術的轉向。很多人特別是一批年輕人，當他們在解決了“小康生活”之後，開始拋棄了那些實用性的學科，愈來愈喜歡思想史，渴望探尋思想觀念層面的內容。
關注問題
西方思想史正是在這樣的基礎與動力的催動下，應該充分思考與規劃未來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對未來的思想史研究，我認為，需要關注這樣幾個方面。
注重基本文獻的閱讀。這裡所講的基本文獻，既指那些經典文獻，也指那些在那個時代屬於二三流思想家的著作，甚至一些民間文獻等等。當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個發展趨勢就是文獻的選擇面已經被拓寬，在傳統的思想史的研究中，我們主要集中於“偉大”的思想家，除此之外就別無選擇。實際上，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體現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思想，西方學者認為，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主要的思想。
時至20世紀80年代，新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對傳統的思想史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在研究內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變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會文化史在研究對象上進一步擴大了思想史研究的範圍。以前思想史研究僅僅關注於經典思想家的思想，現在的研究已經突破了這一局限，重點研究人特別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態度、意見等一系列內容。總之，他們研究的對象再也不是傳統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偉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觀念。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原來以所謂的“經典著作”作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現在，文本發生了變化，人們的觀念和能夠體現這些觀念的一切創造物都被看作為文本，並要在那個時代的語境中來進行解讀。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要提倡閱讀基本的文獻，並將文本的解讀視為最為重要的基礎。
解讀技巧
西方思想史注重文本本身是一方面，如何閱讀文本則更為重要。作為思想史研究來說，它與其它學科最大的差異就在於要有“歷史”的視野，即要將文本放在一定的語境下來解讀。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一個非常大的缺點就是孤立地研究某一個思想家，或者某種觀念，這種研究被稱為聚焦於“觀念的單元”（UnitIdeas）。這裡的“觀念的單元”意指西方思想傳統中那些基本的和經久不變的觀念。在這樣的研究方法下，歷史學家的任務主要是把每個人的政治思想系統化，並從中推演出一些結論或他們對某些基本觀念的態度。然後，歷史學家便將幾個思想家作比較，不管他們是否關心同一理論抽象層次的問題。他們的相似之處或“共同觀念”都被當作歷史延續性的表現；他們的不同之處則被看成歷史變化或發展。西方學者將這樣的研究批評為，政治思想史變成了一些基本觀念的歷史，並被歸結為一種單一的、發生在高度抽象層次的歷史，是一種“理性重建”。而現在，我們應該在更寬廣的背景下，和在不同的語境下來研究文本，即重新回到歷史，運用歷史的研究方法去考察那些思想觀念的演進，進行“歷史重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地理解文本，把握其主旨，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史。
注重對“概念”的梳理和考察。在思想史研究中，我們應該要去考察思想觀念的演變，但是，這種演變體現在什麼層面上，或者說，我們要注重的不僅是人們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了什麼觀念，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什麼“基本觀念”，但是這種“基本觀念”並非是泛泛的，它的核心和基礎是一系列的“概念”。因此，觀念就體現在一系列的“概念”上，體現在對“概念”的定義上。人們如何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如何給這些“概念”作出定義，並且運用這些“概念”來認識和理解現實的世界。例如，要研究人們的社會主義觀念時，就必須要研究“社會主義”這個基本概念，它的基本內涵是什麼，這個概念的定義如何產生和演變，並且作為一種概念又是如何進入到人們的頭腦中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思想觀念史的研究實際上可以變成為“概念史”的研究。對此，國外的學者已經按照這樣的方法來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了。在德國有科澤勒克，在英國有斯金納。例如，斯金納在對“自由主義”的研究中，重點考察“自由”概念的變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種地位，在法律和社會意義上的獨立狀態。到了18世紀，這種理解發生了變化，被這樣的觀點所取代，即公民自由僅僅被看作為缺乏干涉。儘管19世紀的很多思想家想擴展自由概念的內容，將此視為人們真正利益的觀念，但是並沒有動搖18世紀時的定義作為唯一的主導。並且，從此以後，這種定義就一直主導著的觀念，成為唯一性的定義。
意義
西方思想史對思想史研究來說，這種“概念史”考察的意義在那裡，或者說，在思想史研究中為什麼要重視“概念”的研究。這是因為，在人們頭腦中所形成的任何“概念”都有其歷史的演進，並被不斷地添加或減少其含義。因此，作為思想史的研究，就不應該僅僅只是緊隨現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考察這個概念的含義究竟在何時形成，並固定下來和成為了通行的一種接受。同時，既然任何一種概念的內在含義都有著歷史的演進，即它的定義會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發生變化，那么，為了理解這個概念及其定義，也就需要運用歷史學的方法來對此進行研究，在“概念”的演變中理解思想觀念的歷史演進。
重視“概念史”的研究，和在“概念史”的研究視野下，這就要求要對長期以來一直習以為常的一些概念進行梳理和重新界定。例如，通常用的“封建專制”，“國家”、“自由”、“公民”“人權”等等。只有對這些概念進行歷史性的梳理，才能正確的理解這些概念的基本含義，以及它被所接受時對此的理解。也正是在這樣的梳理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思想觀念的變化與演進。
加強對思想史理論方法的研究，重視對國際學術界思想史研究成果的翻譯和介紹。國外學術界特別是西方學術界對思想史研究不管在理論方法論還是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都已經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理論方法上，就有“概念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歷史語境”和“修辭”轉向，新社會文化史對思想史的新詮釋等等。因此，為了跟上國際學術前沿，縮短與國際學術界的差距，就必需要大力加強對思想史這些“元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引進和吸收國外思想史研究的成果，這樣才會使的思想史研究在一種自覺的狀態下進行，將思想史研究發展成為具有學術內涵和學科規範的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史研究。
思想史研究的公共知識取向。在歷史學的各分枝學科中，思想史的研究基礎非常薄弱，研究人員較少，研究成果也無法與其他學科相比，同時，研究者的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儘管如此，仍然不能氣餒，要充分認識思想史研究對“解構”現有的思想觀念和重塑當代社會的思想觀念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並且，在思想史研究的定位上，既要考慮到思想史學科自身的發展，同時，也要思考思想史的研究將要為別的學科，甚至社會提供“公共知識”。就是說，思想史的研究既要有自己的學科式的學術導向，又要有一種公共知識取向，讓思想史的研究成為學術界和社會重要的學術文化資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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