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命名
考古專家在清理青銅鼎的過程中發現，青銅鼎腹內壁後方竟然鑄有22行銘文，銘文分兩塊鑄成，每行字數不等，總計279個字。通過對銘文的破譯，專家發現這隻青銅鼎鑄造於西周晚期。長達279字的銘文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陝西地區出土的西周銅鼎上鑄刻的最長銘文。銘文中一共8次提到了“多友”，青銅鼎也因此被命名為“多友鼎”。
文物價值
多友鼎西周多友鼎，半球形體，器腹較深，蹄足。裝飾花紋簡單，僅在器腹上部裝飾兩道弦紋。器內壁有銘文二百七十餘字，是建國以來陝西地區出土銘文最多的青銅器之一。銘文記載的是西周厲王時期與獫狁的一場戰爭。獫狁此次入侵危及京畿腹地，厲王命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迎擊，激戰半個月，先後在采阝、龔、世、楊冢等地戰鬥，共打了四次大仗，都取得了勝利。殺掉敵軍三百餘人，俘獲二十多人，繳獲戰車一百二十七輛，奪回了被擄去的人民，將獫狁逐出了周境。武公將多友的戰績報告給了厲王，厲王給予以多友重賞，賜給多友青銅一百多鈞。多友特鑄此鼎以紀念該件事情。
西周晚期的青銅器銘文，許多都記載著周人反擊獫狁的事件。獫狁是西周時期北方地區重要的民族之一，與西周王朝經常發生戰爭。當時的獫狁是西北主要的邊患，時常侵擾周，劫掠財物、人口，嚴重威脅著周王朝的統治。在銘文中涉及到獫狁的銅器中，西周多友鼎是最為重要的一件。這篇銘文對戰爭的原因、過程以及結果都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這些資料對研究西周晚期的歷史、西周晚期同北方少數民族的關係及古文字研究、歷史地理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文物特徵
銅鼎通高51.5厘米，耳高10厘米、寬11.6厘米、厚3厘米，腹徑50厘米、深31厘米，口沿外折2厘米，重35千克，蹄形足高20厘米，徑7厘米。鼎腹底部附著厚達0.2厘米的墨灰，顯然是長時期的炊烹留下的痕跡。
與以往發掘出土的青銅器相比，長安縣斗門鎮下泉村出土的這隻青銅鼎樣子實在是太普通了，半球形體，立耳環底，器腹較深，三隻蹄形足，這些都是三足鼎最為基本的形態，除造型簡單之外，銅鼎表面也沒有裝飾精美的紋飾。
種類
青銅器發展到西周中晚期，形制逐漸趨向定製，銅器多輕薄簡陋，花紋也趨向簡單，但長篇銘文較多。以青銅鼎為例，這一時期的青銅鼎主要只有兩種形制。
一種是克鼎類，主要特徵是盆形體，腹寬大而呈扁體形，蹄足上部一般有獸面裝飾，裝飾紋樣一般為環帶紋和竊曲紋；
另一種主要以半球形體、蹄足為特徵，裝飾紋樣簡單，一般僅以弦紋、重環紋或竊曲紋裝飾，多友鼎就屬於這一類，它是西周晚期的標準器形。
史料記載
史料記載鄭桓公名友，或稱多父，或稱桓友，是周厲王少子、周宣王的異母弟。對他的真實身份眾說紛紜，雖然西周時期對人們鑄造青銅器的條件並沒有明確的限制，但就當時而言，銅是極其珍貴的，鑄造較大的一件銅器是尋常百姓難以負擔的，而且按照西周的規定，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等級才能得到豐厚的賞賜，從鼎的銘文中可以得知，如果不是宣王的弟弟，沒有爵位和官銜的普通人是不可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禮遇和厚重的賞賜的，因此推測，該件銅鼎的鑄造主人是鄭桓公。
銘文中沒有直接說明鼎的鑄造年代，因此只能根據其銘文中所提人物和鼎的形制特點加以考證。西周多友鼎的銘文中最為引人注意的人物就是武公，專家根據該線索經考證最後確定多友鼎是周厲王時期的產物。
銘文
多友鼎銘文
唯十月，用嚴狁放興，廣伐京（追去掉辶）告追於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於京（追去掉辶），武公命多友率（率加辶）公車羞追於京（追去掉辶），癸末，戎伐笱衣（以）孚（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乾加尃）於厀（漆），多友右折首、執訊廿又三人，孚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復筍人孚。
或（乾加尃）於共，折首卅又六人，執訊二人，孚車十乘。從至，追（乾加尃）於世，多友或右折首、執訊。乃口追至於楊冢。公車折首百又十又五人，執訊三人，唯孚車補克以，有焚，唯馬驅口復口京（追去掉辶）之孚。多友乃獻孚、（上或下爪）、訊於公。
武父乃獻於王，乃曰武公曰：“女既靜京（追去掉辶），釐女易女土田。”丁酉，武公在獻宮，乃命向父佋多友，乃徙於獻宮，公親曰多友曰：“余肇事女，休不逆，又成事，多禽，女靜京（追去掉辶）。易女圭瓚一、湯鍾一口、（繑換成釒字旁）鍪百勻。”多友敢對揚公休，用乍尊鼎，用倗用（上友下甘），其子子孫孫永寳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