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氏碑刻

裴氏碑刻，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瑰寶，現存的裴氏碑刻檔案，最早的是東漢永和二年(137年)的《裴岑紀功碑》，最遲的是清朝鹹豐七年(1857年)的《清譜序碑》，前後時間跨度長達1720年，幾乎貫穿了我國封建社會的始末。

裴氏家族是中國歷史上聲勢顯赫的名門巨族，上自周秦，下迄於今，綿延兩千餘年。唐朝宰相張說所撰《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載：“其先出於嬴姓，伯益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受職，魏晉之代郁為盛門。八裴方於八王，聲振海內；三子尊為三祖，望高士族。”特別是到了隋唐之世，裴氏家族發展到了全盛時期。正史立傳與載列者六百餘人；名垂後世者不下千餘人，七品以上官員多達三千餘人。上下兩千年，裴氏先後出現過宰相59人，大將軍59人，中書侍郎14人，尚書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駙馬21人，進士68人。
裴氏家族在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碑刻。由於歲月滄桑，戰火不斷，現多已散佚不可考。但從裴氏碑館記憶體藏的碑碣和《裴氏世譜·碑誌》中收錄的碑銘來看，仍有稀世珍品。它對我們研究古代歷史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現存的裴氏碑刻檔案，最早的是東漢永和二年(137年)的《裴岑紀功碑》，最遲的是清朝鹹豐七年(1857年)的《清譜序碑》，前後時間跨度長達1720年，幾乎貫穿了我國封建社會的始末。如果把裴氏碑刻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幾乎就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由於裴氏家族的顯要地位，使得裴氏子孫有更多的機會直接參與了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因此，裴氏碑刻檔案對於研究我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如：《裴岑紀功碑跋》中記有“惟漢永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首部眾，克敵全師”的軍事行動。《唐平淮西碑》記有唐朝淮西藩鎮吳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到李“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的戰事經過。《裴僕射濟州遺愛碑》記有唐朝宰相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時，適逢“天災流行，河水決溢，蝗蟲避境”，“公急人之虞，分帝之憂，御衣假寐，對案輟食，不候駕而星邁，不入門而雨行，議堤防也”的治洪之事。《巡撫裴公墓誌》記有清朝巡撫裴宗錫任青州知府時，“引博興湖、大清河、小清河諸水，開稻田數千頃。沮洳之地，瀦之為塘，種蓮藕，隙地則種柳及波羅樹，教民養山蠶，野無曠土，民至今享其利”的發展生產之事，等等。裴氏碑刻檔案以其深厚的內涵，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為我們研究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裴氏碑刻作為傳統文化藝術的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藝術欣賞價值。碑身、碑文、書法三者的完善結合，本身就是一種高超的藝術。它是雕刻藝術、文學藝術、書法藝術的綜合體現。如：北周天和三年(568年)的記錄中州刺史、九曲城主裴鴻功績的《裴鴻碑》，書法穩健，剛勁有力，漢隸與魏碑合一，為全國書法名碑。記錄唐朝宰相裴光庭功績的《裴光庭碑》，碑身方形，為兩面刻，正面為唐玄宗草書體，陰面由名相張九齡撰文，玄宗御筆行楷，書法雋麗遒勁，均為翰墨中之珍品。特別是記錄唐朝名相裴度功績的《唐平淮西碑》，由唐代古文大家韓愈撰文。李商隱在《韓碑》一詩中描寫該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鰲蟠以螭”，碑文“點竄《堯曲》《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因該碑認為裴度運籌帷幄的功勞第一，引起了李的不滿。據《舊唐書·韓愈傳》載：“不平之。妻出入禁中，因訴碑文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但千餘年來，此碑一直為世人所敬仰，直到清朝鹹豐元年(1851年)，由刑部員外郎鍾秀等人重立，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著名書法家祁雋藻書丹。該碑由四通巨碑組成，一連四石，為方座。字大如拳，氣勢磅礴，且石質精細，刻工絕佳。由於該碑文章好，書法好，鐫工好，故又稱“三絕碑”。
裴氏第二十六代裔孫、西晉史學家裴松之認為：“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裴氏碑刻作為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瑰寶，留給後人的啟示是十分珍貴的。我們要本著“去莠存良、古為今用”的原則，加大對裴氏碑刻檔案的研究和開發力度，使我國古代的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