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裴松之為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併，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後，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南朝宋代晉以後，裴松之歷任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冗從僕射等職。
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條款。不久，他被升任為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並賜爵西鄉侯。晚年，裴松之先後出仕永嘉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琅邪太守。
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歲，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領國子博士，最後進位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因病去世，終年80歲。
史籍記載
《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為尚書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蒞，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屍邊務，今召為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於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為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雝、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冗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雝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併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群後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覜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鹹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夤畏在位，昧於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頹，民風凋偽，眚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群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被氓庶，無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勖之，稱朕意焉！
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為極。古先哲後，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雝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鹹說，莫不謳吟踴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慚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為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為書以系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
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為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大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
個人著作
為《三國志》補註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
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
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
據沈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
陳壽，裴松之評傳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
裴注為史書注釋開闢了新的廣闊道路。但裴松之的註解也有謬誤之處，凡治三國史學者都熟知，裴松之注雖然可以作為陳壽《三國志》的補充，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當中的訛謬乖違之處不可盡信。
為其他書籍的補註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備異與懲妄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裴所較關注的問題
裴松之我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注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髮狀態的話，那么，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數：“（裴注）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注字數統計表》，載《三國志選注》，台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計最多的裴注字數比較，《三國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複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余”，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裴所引書數量和數目
由於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
錢大昕統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餘種”（《讀書偶記》卷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制，類書，文章，別集，家傳，別傳為類，統計裴注引書160餘種（《三國志辨疑》）。沈家本將裴注引書“依《隋書 經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國志注引書目》）。王鍾翰統計“裴氏註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並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注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諸家評論與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注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計“裴注徵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注引用書目》，商務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計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餘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餘種”（《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計裴注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注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計裴注“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注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松之三國志注”條裴注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計裴注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於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注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餘種，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餘種”（《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計“裴松之注《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注〈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里統計裴注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注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計裴注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註明出處”（《裴松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注引書考》一文，統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作注新例的時間
元嘉六年也就是“公元429年”奉宋文帝命為《三國志》作注釋，以補缺、備異、懲妄、論辯等為宗旨，博採群書一百四十餘種，保存大量史料，注文較正文多出三倍，開創了作注的新例。
主要成就
裴松之一生最大的貢獻，在於注釋《三國志》。晉代陳壽撰修的《三國志》，內容精潔，然宋文帝認為太過簡略，故詔令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他的注釋方法有四大原則：“一曰補闕、二曰備異、三曰懲妄，四曰辯論。”清代《四庫提要》將其所用方法，分析為六類：“一是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二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三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屈；四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五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六是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裴松之作注所根據的史料，可考者多達一百四十餘種，較《三國志》原書多出三倍。宋文帝驚嘆為“不朽”之業。從唐代開始，有學者對裴松之《三國志注》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主要針對裴注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
家族成員
兒子：裴駰
其它著作
裴松之的著作，除了著名的《三國志注》外，還有《晉紀》。另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還有《裴氏家傳》四卷、《集注喪服經傳》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此外，《文苑英華》卷七五四，又講他還寫過《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三國志》裴注引用書目
二畫
《九州春秋》（司馬彪撰）
《九州記》（荀綽撰。註：此書總名《九州記》，則分為《冀州記》、《兗州記》等各篇）
三畫
《三輔決錄》（趙岐撰）
《三朝錄》
《三國評》（徐眾撰）
《山陽公載記》（樂資撰）
《山濤啟事》
四畫
《太康三年地記》
《文士傳》（註：《曹休傳》注中說是張隱所撰，《荀彧傳》注中說是張衡所撰，《王粲傳》注中說是張騭所撰，待考）
《文章志》（摯虞撰）
《文章敘錄》（荀勖撰）
《孔氏譜》
《孔融集》
《王氏譜》
《王朗家傳》
《王朗集》
《王弼傳》（何劭撰）
五畫
《世語》=《魏晉世語》（郭頒撰）
《四體書勢》（衛恆撰）
六畫
《江表傳》（虞溥撰）
《交廣記》（王隱撰）
《交廣二州春秋》（王范撰）
《先賢行狀》
《汝南先賢傳》
《任嘏別傳》
《列書》
《列異傳》
《決疑要注》（摯虞撰）
《百官志》
《百官名》
七畫
《吳書》（韋曜撰。註：韋曜本名昭，晉朝史官避司馬昭諱改）
《吳歷》（胡沖撰）
《吳錄》（張勃撰）
《吳紀》（環某撰）
《吳質別傳》
《序傳》（司馬彪撰）
《阮氏譜》
《志林》（虞喜撰）
《杜氏新書》
八畫
《辛憲英傳》（夏侯湛撰）
《典略》（魚豢撰）
《邴原別傳》
《明堂論》（蔡邕撰）
《抱朴子》（葛洪撰）
《東阿王辯道論》
九畫
《後漢書》（謝承撰）
《英雄記》
《兗州記》（註：即《九州記》其中一篇）
《風俗通》（應劭撰）
《胡氏譜》
《姚信集》
十畫
《晉紀》（乾寶撰）
《晉書》（王隱撰）
《晉書》（乾寶撰）
《晉書》（虞預撰）
《晉諸公贊》（傅暢撰）
《晉陽秋》（孫盛撰）
《晉泰始起居注》
《晉惠帝起居注》（陸機撰）
《益部耆舊傳》（陳壽撰）
《益部耆舊雜記》（陳壽撰。註：此書應為《耆舊傳》之附錄）
《高貴鄉公集》
《高士傳》（皇甫謐撰）
《烈女傳》（皇甫謐撰）
《荀氏家傳》
《荀彧別傳》
《袁氏世紀》
《孫氏譜》
《孫資別傳》
《孫惠別傳》
《馬先生序》（傅玄撰）
《書林》（應璩撰）
《神仙傳》（葛洪撰）
十一畫
《陳留耆舊傳》
《陳氏譜》
《曹瞞傳》（吳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別傳》
《庾氏譜》
《郭氏譜》
《崔氏譜》
《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贊》
《陸遜銘》（陸機撰）
《啟蒙注》（顧愷之撰）
《通語》（殷基撰）
《異同雜語》（孫盛撰）
《異同評》（孫盛撰）
《異物志》
《異林》（陸某撰）
十二畫
《華陽國志》（常璩撰）
《華佗別傳》
《博物志》（張華撰）
《博物記》
《嵇氏譜》
《嵇康傳》
《嵇康集》
《程曉別傳》
《費禕別傳》
《傅子》（傅玄撰）
《傅鹹集》 《張超集》
《逸士傳》（皇甫謐撰）
《搜神記》（乾寶撰）
十三畫
《蜀記》（王隱撰）
《蜀本紀》
《蜀世譜》（孫盛撰）
《楚國先賢傳》
《零陵先賢傳》
《會稽典錄》
《會稽邵氏家傳》
《虞翻別傳》
《楊都賦注》（庾闡撰）
《萬機論》（蔣濟撰）
十四畫
《漢紀》（張璠撰）
《漢紀》（袁宏撰）
《漢書》（華嶠撰）
《漢魏春秋》（孔衍撰）
《漢晉春秋》（習鑿齒撰）
《漢末名士傳》
《管輅別傳》
《趙雲別傳》
《裴氏家紀》（傅暢撰）
十五畫
《鄭玄別傳》
《潘尼別傳》
《潘岳別傳》
《潘岳集》
《劉氏譜》
《劉廙別傳》
十六畫
《冀州記》（註：即《九州記》其中一篇）
《戰略》（司馬彪撰）
《盧諶別傳》
《諸葛氏譜》
《諸葛亮集》（陳壽次定）
《諸葛恪別傳》
《機雲別傳》
《默記》（張儼撰）
《褒賞令》
十七畫
《襄陽記》（習鑿齒撰）
《鍾會母傳》
十八畫
《魏書》（王沈撰）
《魏略》（魚豢撰）
《魏紀》（殷澹撰）
《魏氏春秋》（孫盛撰）
《魏末傳》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孫盛撰）
《魏世譜》
《魏都賦》
《雜記》（孫盛撰）
《禮論》
十九畫
《廬江何氏家傳》
二十畫
《獻帝傳》
《獻帝記》
《獻帝春秋》（袁暐撰）
《獻帝起居注》
《譜敘》（華嶠撰）
二十一畫
《續漢書》（司馬彪撰）
《顧譚傳》
二十四畫
《靈帝紀》（劉艾撰）
上所引書一百五十六種，不包括引用古書以為注釋者。
附錄
1. 撰人著一書以上者
荀綽：《九州記》（《兗州記》、《冀州記》等）
魚豢：《典略》、《魏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
傅暢：《晉諸公贊》、《裴氏家紀》
傅玄：《馬先生序》、《傅子》
華嶠：《漢書》、《譜敘》
摯虞：《文章志》、《決疑要注》
葛宏：《抱朴子》、《神仙傳》
何劭：《王弼傳》、《荀粲傳》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陸遜銘》
王隱：《交廣記》、《晉書》、《蜀記》
皇甫謐：《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
乾寶：《晉紀》、《晉書》、《搜神記》
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諸葛亮集》
司馬彪：《九州春秋》、《序傳》、《戰略》、《續漢書》
孫盛：《晉陽秋》、《異同雜語》、《異同評》、《蜀世譜》、
《魏氏春秋》、《魏世籍》、《雜記》
2. 同名著述
張璠《漢紀》、袁宏《漢紀》
乾寶《晉書》、王隱《晉書》、虞預《晉書》
作《後漢書》的范曄和裴松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范長二十歲，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445年），裴死更比范後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蒐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曄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後漢書，裴松之則用來注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與劉知幾不同，讚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關於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麼裴松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 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註：“三部合異二卷。”）云：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無戒！於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注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有何淵源吧？
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麼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