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概述
袁文會（1901一1950）祖居天津南門外蘆莊子（又稱蘆家莊）。祖父袁老先，哥仨都是禿頭，共生子侄八人。袁文會之父大排行行七，名袁國璋，生二子，長子袁文會，次子袁文德（文德為人老實、好學，於1935年萬國公寓兇殺案後被嚇死）。
老天津袁老先為蘆莊子著名混混，在日租界松島街設立腳行鍋戶，旭街至海光寺這條街上的日商洋行和中國商店，凡裝卸貨物一律須由袁家腳行承包。袁老先很有點武功，手使一把特製鐵杴，他弟兄及子侄十餘人，在蘆莊子一帶形成一霸。
1898年袁家擴展霸業，老七袁國璋到北城根估衣街爭奪當地腳行，老七很有臂力，在與對方爭鬥中失手打死了人，被清官府逮捕後，判處充軍山東。是年正值山東義和團興起，袁國璋趁亂越獄逃跑，參加了義和團。庚子義和團失敗後逃回天津，兩年後去山西參加清軍，自此永無音信。繼而袁文會母死，他與弟弟文德同由其八叔袁國璽撫養。
民國初年袁老先弟兄相繼死去，袁家腳行也逐漸衰落。老八袁國璽改行，在蘆莊子開設寶局（賭場），利用其父兄的餘威和與日租界交界的有利條件，生意非常興隆，故而無暇照顧袁文會弟兄。
生活放蕩
袁文會生性粗野，不讀書不求上進，整日在鄰裡間打架鬥毆。日久惹得其八嬸反感，對他非打即罵，甚至不給飯吃，致使他終日遊蕩於“三不管”。袁文會在難以忍受之下投奔其舅父家，舅父姓隋，在東門外天后宮當老道（火居道）。
袁文會16歲時隋老道送他到棚鋪學徒。袁身材利落，在柵匠中學得撐桿上房的本事，但他遊蕩成性，未等出師就辭退不乾，氣得舅母又打又罵。他一氣索性不回舅家。
青幫大老
參加青幫
1925年袁文會和王恩貴、殷鳳鳴、牛占元等在南市慶雲茶園（解放後改名共和戲院，現已無存）聽雜耍（曲藝），適為姜二順的靠山調唱“妓女悲秋”，聲調婉轉動聽，但詞句淫蕩下流，引起袁、王等人大叫邪好，怪聲怪氣引得全園聽眾大嘩。
這時樓上包廂坐著姜二順的熟客李七猴，李七猴是當時直隸督軍褚玉璞的乾兒子。李對袁等人叫邪好攪亂其心上人的演唱非常生氣，即派其隨從馬弁數人下樓將袁、王等人逮捕送押到軍警督查處，李七猴並要求其乾爹褚玉璞從重處治。褚玉璞當即命令軍警督查處長厲大森對袁等執行槍決。
訊息傳出急壞了殷鳳鳴的弟弟殷鳳山，殷風山是督查處的小隊員，當即哀求隊長白雲生給以幫助。白雲生，山東省歷城縣人，早年參加青幫，幫派為嘉海巳二十二代通字班。他有個師叔，人稱孫老太爺，是褚玉璞的乾老，對孫敬如親爹。白雲生只有去找孫老太爺向褚玉璞求情，這一辦法真靈，褚馬上下令釋放袁、王等人。袁文會、王恩貴等釋放後，立即叩見白雲生，對白乾恩萬謝，並要求拜白雲生為師加入青幫，白當即應允。
袁文會、牛占元、王恩貴、殷鳳鳴、殷鳳山等人成為白雲生在天津收的第一批徒弟，其中以牛占元歲數大，即為開山門大徒弟，也就是袁等的大師兄。香堂在白雲生家舉辦，請張鳳嶺為引進師（張是白的師弟），張對幫規幫法和香堂的擺布是個大內行，對堂詞背得滾瓜爛熟，後來白雲生凡收徒時均由張協助，張也就吃上這行飯。因白收徒非常多，後來張在青幫中人們有個口頭語“懂不懂要找張鳳嶺”。
白雲生自從收了袁等徒眾後，名聲大振，凡天津大小雜八地紛紛煩人托竅拜白為師加入青幫，一時白家門庭若市。致使白雲生在天津開了青幫碼頭，後來軍政工商文藝各界中的一些人，為了出風頭、找靠山仗勢欺人，少部分為生活所迫，紛紛拜在白的門下為徒。
如淪陷時期商會會長劉靜山、穆莊子天齊廟的大惡霸王海明、武清縣的土皇帝柳小五都是白雲生的徒弟。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袁文會在天津鼎鼎大名時，白雲生居然成了天津幫會的太上皇，官稱白老頭。
袁文會除拜白雲生為師加入青幫外，在30年代初更認了兩個乾爹：一個是軍閥李景林部下的軍長謝玉田，一個是日租界華捕偵緝隊長劉壽岩，從而更增長了袁文會的囂張氣焰。
爭奪賭場
舊上海賭場同文俱樂部位於日租界旭街北端東側的同慶茶園後，主人方若是日軍初進天津時的走狗，因而在日租界成為“一等公民”。這個俱樂部名為文人墨客的娛樂場所，招牌是以文會友，實則為大型賭場，設有棋、牌、對詩、鬥蟋蟀等娛樂項目，看起來都屬於文化娛樂活動，其實這完全是大輸大贏的賭具。
他從中抽取“水子”頭錢，每天收入相當大。而租界當局無論是日、華官警對他是不敢染指的，他興旺時期袁文會還沒有得勢，袁也不敢有所觸犯。
六地位於日租界如街北端西側的閘口街，是個以六種賭具賭博的寶局，有篩子寶、牌九、金錢攤、轉盤球、搖缸子寶等。這裡的主人很多，都是陸續耍胳臂賣打而鑽入拿掛錢的，大部分是混混發源地西頭來的，有麻張三、劉桂希（西頭大混混李金鰲徒弟）、方明、郭茂林（郭大個）、房樹恩（房大個）、小王老（摔跤名將）、禿王平等，這些人都是白雲生的徒弟，還有王德山（西頭大惡霸劉廣海的大師兄）和李明德（國民飯店經理潘子欣徒弟）。六地每月要給袁文會份錢。
蘆莊子寶局位於蘆莊子非租界地與日租界交界的高坡上。這是袁國璽獨自經營的，最初是袁氏弟兄，後來袁文會得勢更沒有人敢惹，一般幫會對袁八都恭而敬之，故而袁八寶局一直乾到死才結束。
劉寶珍寶局位於華安街南口，非租界與日租界交界，劉寶珍和袁八很有交情，但也是袁文會的師兄，袁對劉也始終不加進犯。
搶寶局
袁文會自拜白雲生加入青幫後也收了些徒弟，先在旭街新旅社後幹了小賭局，生意還算不錯，但他並不滿足。此時有個蘇蘭芳（外號蘇禿子），在日法交界的富貴胡同旁新津里開了個寶局，生意相當好。原因是位於日法交界，凡法租界好賭者都到這裡賭博。
袁早想染指，當即派徒弟給蘇送信，叫蘇把寶局讓給袁乾，蘇豈肯把好吃的肉讓出。於是定日相鬥，袁因有日警頭頭劉壽岩的關係，早向劉托情，屆時雙方打手交鋒，蘇方戰敗，日警趕到還逮捕了蘇方打手。後蘇托人求和，願將寶局讓與袁——讓袁當大掌柜，仍由蘇主持寶局，袁就這樣拿下了這個寶局。
砸汽槍場
新明大戲院1934年在新明大戲院北側由新明經理孫寶山（1）勾結日本浪人開設了一個汽槍場，是以打汽槍為賭博的賭場，每天收入頗豐。它的賭具是牆上掛著畫有12個屬相的大轉盤，將它轉起來用汽槍描準射擊，下邊台桌上同樣畫著12個屬相，賭徒們以錢任擇各門押注，待汽搶打準某屬相後，1元贏11元。
這個賭場因未把日警賄賂好，巡捕頭頭們指使袁文會去搗亂。袁授命帶了lO多個打手，將汽槍場砸了個稀爛。孫寶山找來日本浪人，與袁打手一起到日警署打官司，袁打手硬說在汽槍場輸了錢，而場方說是打槍遊戲不是賭博，警署勒令停業，放了袁的打手，砸的什物等於白砸。這個場址後來改為日本舞場，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這裡改為酒吧間專接待美國軍隊，一時生意非常興隆。
砸詩謎場
中原公司6樓由方若之子方式（號長宜），開設大型賭博場，賭的形式為猜詩謎，美其名為以文會友。設有大方台桌，桌上擺著各種詩詞成語，賭徒們以高級紙菸（三炮台）為賭注（代替現金），掌賭人以明礬寫好詩句，用水泡出字來核對，押多少贏多少，輸贏數字很大。
方式依仗其父勢力，其母又是日本人，根本不把日警放在眼裡。1934年冬的一天，日警頭子徐樹浦到會德號串門和袁文會談及詩謎場事，徐因方式仗勢開賭場不給日警好處很為氣憤，袁即表示派人砸詩謎場，給方式個顏色看看。袁把我和劉國安（袁徒）叫來，命我二人到中原公司6樓去砸詩謎場，並囑咐砸完一人頂事，到警署千萬別提袁文會叫去的。
舊上海灘轉天我倆到中原6樓，詩謎場圍著三四十人押注，我首先用手分開人群，近前一看桌上押的沒有錢全是紙菸，我向掌管人說：“這是什麼?我們來乾兩盤吧!”順便把桌子推翻。方式一看過來要抓我，劉國安冷不防給方一個大耳光，他戴著的眼鏡也打飛了，他的打手一齊上來圍攻我二人。這時駐場日捕趕到，這個巡捕叫蔡連科，是袁的徒弟，一看是我們二人，馬上維護著，並叫我快走，只叫劉國安一人頂事，方式也派了管事人跟著，一齊帶到日警署。
到警署經審訊，劉國安控告在詩謎場輸了千元，方式的頂事人則說詩謎是以文會友，非為賭博，雙方各執一詞，到晚上全都釋放。徐樹浦得訊息後又到會德號，叫袁文會帶人去詩謎場示示威。轉天袁文會帶著郭小波、李子珍、閻仲三和岳老等到中原公司6樓。
這天詩謎場雖然照開，而賭徒不多，原因是昨天被砸，人們不敢再來。方式和他的打手們全在場。這時正有個丁振芝的兒子，他和方式是好友，他不自量力地要為方式拔創，向袁等人走來，袁向岳老使了個眼色，岳老向前抓住丁，連踢帶打，丁只好抱頭鼠竄。
方見此情景未敢上前，轉天托出方明（袁師弟），向袁賠禮並講條件，願每天給袁30元，請袁照顧該場安全，袁答應後每天給我和劉國安每人5元，他獨得20元，並許可我倆每天在6樓餐廳白吃飯，順便照料詩謎場。同時也答應給日警署華人巡捕月錢。這是打出來的。
此外又如妙峰山下院（位於四面鐘後，是肖鐵楞的寶局）；英商跑馬場（有李律閣的股東，跑馬師中有袁文會徒弟，袁也養馬）以及“回力球”，也都請袁出名護場，每天給袁份錢。
成立花會
花會在30年代是個新型的賭博方式，它在天津成立時分為老筒和新筒。老筒地址在日法租界的交界新津里，新筒地址在小松街萬國公寓旁。1931年上海人任渭漁來津投奔國民飯店經理潘子欣，任和潘為好友，擬在法租界開設新型賭博“花會”（這種賭博當時已風行於江南）。經潘聯繫法工部局，未能允許，潘遂介紹任到日租界會德號找袁文會，經袁協助在新津里開辦，稱為老筒。該筒每天給袁20元，袁派郭小波，國文瑞、段六等為護筒打手，每天各拿份錢。
1934年又有上海人黃桂山（袁徒）、阿喬、阿桂等人來津，找袁文會也想設立花會。黃桂山由上海定做一輛最新式的人力車送給袁文會，這輛車為海式，其車廂、車把、擋泥板均以黃銅包鑲，呈金黃色，青芝麻皮車罩，雙腳鈴，上下四個車燈，後有尾燈兩個。這種人力車上海只產兩輛，一輛由上海青幫頭子黃金榮乘坐，而這一輛由黃桂山以高價買下孝敬給袁，袁一見大喜，更給車夫李二買了身新衣服，以與新車相稱。
袁文會協助黃等在小松街萬國公寓旁設立了花會，稱之為新筒，並派李子珍、曹玉和、閻仲三為護筒打手，各拿份錢，袁也是每天要20元。新老筒袁共拿40元作為他家庭生活費用，每天由曹玉和送蘆莊子袁二太太家。
兩個花會筒是日租界公開的賭場，其主持人都需要擁有一定數額的資本存到正金銀行，作為保證金。對日警暑上下人等都有大小份的月錢，就這樣警署頭頭們還要臨時去找便宜，徐樹浦有時到新筒找李子珍，以一元錢叫李代押，這就是說要一定贏，開筒後他就能拿33元，因而花會開銷是相當大的。
花會是以36門為賭注，它有太平、坤山、光明、志高、正順、三槐、江祠、漢雲、福孫、九官、必得、月寶、火官、河海、逢春、榮生、盧奎、天龍、天申、日山、茂林、青元、有利、上招、契約、銀生、明珠、井利、只得、安士、吉品、元吉、萬金、元貴、攀桂等。
在開辦初期，押花會的以南方人較多，尤其是日租界和南市的南方妓院從掌班老闆到妓女，差不多天天必押，後來發展到天津當地人，家庭婦女、各商店經理和職工。其發展又快又廣。
原因之一是花會有義務跑封人非常多，其中男女都有，他們以此為業，每天串商店、住戶、妓院。
原因之二是花會輸的數目小，而贏了就是大數目，一角錢能贏三元三角，當年麵粉最好的只有一元七八角一袋，一角錢可贏兩袋麵粉，但是越賭數字越大，輸的時候多，偶爾贏了一次就歡天喜地地到處宣揚，無形中做了花會的義務宣傳。
原因之三，當年人們大部分講迷信，花會的36門都離不開迷信，如“打亮子”即做夢，夜間做夢夢見吃螃蟹，轉天起床馬上找跑封人押“河海”。家中遇有難事而順利解決就押“太平”或“有利”。總之在一天生活中什麼事都能和這36門對得上號。
原因之四，受花會之害最深的是家庭婦女，早年絕大多數婦女是不到社會上工作的，男人賺錢即交給妻子，女人擔負家庭生活，這說明妻子是掌握錢財的，她們經不起跑封人的說勸，偶作一試，確贏了不少錢，從此這個鉤就掛上了，最終輸得變賣財物，更不敢告訴丈夫，結果被逼得投河覓井而自殺者大有人在。花會這種賭博害人之廣，罪惡之深，可謂罄竹難書。
北京賭場
北京大旅社賭場，地址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餡餅周”對過，明為旅社實是大型賭場。這裡主人是日本浪人三野，他是受北京特務機關囑託，以開旅社為掩護進行特務活動，更以賭場收入作為特務活動經費。1936年初正式開業。三野是個特務，對賭博這一門他一竅不通，於是他到天津拜訪袁文會請袁幫忙。不料遇袁文會為逃避萬國公寓殺人案不在天津，而正巧遇上郭小波和李子珍。由於萬國公寓事件後，新老筒花會同時被日租界當局下令停業，而劉廣海在法院告袁文會及其羽黨，追捕之風很緊。三野到天津來找他們幫忙正稱其意，於是郭、李馬上隨三野到北京大旅社承辦賭業。
當時北京賭場較少，即使有小型的也不敢明目張胆地乾，對賭徒們也不安全，而大旅社賭場是日本人幹的，北京警察局對它也無可如何，故而北京嗜賭的闊人們紛紛來大旅社賭個痛快，尤其是梨園行人也來此賭博。到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侵占華北後，這個賭場更是興旺。這時袁文會已回津重操舊業，並受到日本人的寵愛。郭小渡、李子珍不敢獨享好處，馬上由北口買了細毛皮襖多件並帶現金數千元來津孝敬袁，從而得到袁的讚賞。但好事不長，北京偽華北政委會向日本特務機關反映，建議將大旅社賭場取締，以保障北京治安，日特務機關只好勒令該賭場立即停業，至此郭小波、李子珍只好回津。郭賺了些錢就在壽街開了個北洋飯店，李子珍重回袁處。
廣收徒眾
袁文會自其出世，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被捕止，據不完全統計，他所收徒眾多達萬餘人，其中包括各行各業，開始都是些五子行業的茶房夥計等等，尤其是妓院夥友以及掌班的更多。當他在天津大名鼎鼎時，收徒就挑挑撿撿，要拜他為師就不那么容易。在藝人當中以曲藝界較多，但有時他自己不收，而叫他師兄弟們收。如有兩位著名相聲演員就曾拜郝樣金為師。郝最初和李子珍是好友，後來一起投奔袁文會。日偽時期他經營群英戲院。
1940年天津南市燕樂、昇平戲院專演雜耍（曲藝），有個相聲名演員戴少甫，他是個票友下海，沒認過師父更沒投個門派，在燕樂演出一鳴驚人，很受觀眾讚許，排在全場演員倒二，就因為沒有門派師傳，被同行所忌。而且經常有“雜八地”找戴的麻煩，原因是他沒有參加青幫認個有名的師父作靠山，於是戴托人向袁文會遞小帖（即拜師的履歷信），而袁始終未應允，逼得戴無法。偶有一天袁到燕樂聽戲坐在樓上包廂，戴一看機會到來，跑到包廂給袁跪下磕頭認師，就這樣加入青幫，從此一些小雜八地們再不敢欺服戴了。當年藝人就是這樣為生活所迫不得不依靠這些惡霸們的。
1927年武術社在天津大興其道，當時比較著名公開設立的有18處，分布在各個角落。各學校尤其是中學，特設武術這一門課程。鈴鐺閣中學（省一中）的武術老師叫武彩雲，他以蹉腳門掌門老師名聞於天津。武的長子以普濟拳（即皮拳）稱著，次子在馬良軍隊中任武術教官。他有個徒弟叫呂學鑒，打彈弓百發百中，身輕如燕，能躥房越脊，呂開始看不起武彩雲，後經交手對打，被武打服而認為師。武最得意之徒叫趙大鵬，外號鎮南窪，也就是說南門外一帶無敵手。
南門外南關老街，是個繁華的集市，魚、菜、肉等各市都在此處，這裡居民和商號的員工都好習武。有一十居飯館掌柜趙金山，魚市、菜市掌柜杜承奇、孫連義、劉振鐸等人，集資成立進德武術社，約請趙大鵬為老師，開業後有學生40餘人，大部分都是附近居住好武的子弟們。自從趙大鵬在進德武術社授徒後，武彩雲老師也常來指導，使得學員們深受其益。而這些學員後來都是袁文會的得力打手，我就是其中之一。
1928年北伐成功後，我國武術事業更是蓬勃興起，南京政府成立國術館，館長張之江。是年秋南京政府派褚民誼來津主持天津武術會演大會，地址設立在南開中學。屆時天津18個武術社和所有武術愛好者雲集南開中學體育場，各路英雄會集一堂，門戶有太極、八卦、形易、蹉腳、通背等等。會場隆重熱烈，學員們逐一出場表演，各顯其精湛之絕技。進德武術社的學員們受到大會的好評，並得到銀盾等獎勵。
這天袁文會帶著郭小波、李子珍、陳少舫、王恩貴、殷鳳鳴等人也到場參觀，他看到進德武術社從師父趙大鵬以至40多個學員，各個武功精良。他心想要增強霸業非有這些人相助不可，數日後他又帶著以上這些人到南門外進德武術社拜見趙大鵬。相見之下雙方互道交情，袁提出願大力資助武術社，並在南市會賓樓宴請趙大鵬，席間提出介紹趙拜白雲生為師加入青幫，袁為白代收師兄弟，把武術社所有學員盡收為袁徒，參加青幫24代學字班。趙滿口應承，這個交易就這么痛快地達成，我就在這年拜袁文會為師加入青幫。在收徒的香堂儀式後，袁文會給趙大鵬買了身新衣服，給學員們每人一雙練武快靴，送給武術社一堂新武器，使進德武術社面貌煥然一新。
袒護徒弟
1931年袁徒馬世昌的叔父馬雲生，原為山東督軍張宗昌的隨從副官。張宗昌失敗後，帶著其四妾“滿堂”逃往大連隱居，天津遺下五妾“富貴”（滿堂之妹）。該妾私蓄頗豐，住日租界桃山街（今包頭道），張宗昌去大連後，富貴不甘寂寞，姘靠了張的副官馬雲生，二人打得火熱，馬也騙了富貴不少錢。富貴不久即甩了馬雲生，另與前駐日領事莊金科相識而同居。馬雲生內心憤憤不平，終於匪性大發，買了瓶鏹水上門找富貴施以報復，幸而一瓶鏹水都灑在富貴身上，只燒毀了表服而未傷皮肉，其毀容目的未能得逞。莊金科得知後，暗使日本警察署將馬雲生逮捕，馬雲生侄馬世昌為救其叔，找到師父袁文會求救，袁看愛徒之面，親自到警察署將馬雲生保釋。莊金科得知雖對袁不滿，但也無可奈何。
是年冬，中原公司發現炸彈，作案人始終沒有下落。莊乘機向日本憲兵隊密告，炸彈案系袁文會集團所為。這時傳言要逮捕袁，袁的乾爹、日警署五道劉壽岩得知此信，明知有人陷害袁，即將袁找來，囑他立即去日本憲兵隊自首。袁遵囑到憲兵隊自首，經審查確非袁所為，又由於劉的疏通，很快袁即被釋放。
11月富貴知馬雲生怒氣未息，又得罪了袁文會，就約馬雲生吃飯，談條件擬再給馬些錢從此作罷，而馬不但未接錢，反而揚言待機會找莊復仇。是年舊曆除夕，莊金科到桃山街富貴家準備過年，天將黑，忽有便衣二人各持手槍闖進，照準莊頭部、胸部連開數槍，莊當場身亡（後來得悉這兩人是國民黨藍衣社人員，因莊金科是極端親日分子故而殺之）。富貴急忙報警，經審訊，富貴聲稱日前有馬雲生揚言要殺莊金科報仇。
日警根據情報直奔馬家，倒了霉的馬雲生正在與家人過團圓年，糊裡糊塗不知何故被逮捕，經審問後送華界法院，在屈打成招之下判了20年有期徒刑。1936年我因萬國公寓兇殺案被押時，曾和馬雲生同住一監，他和我談及此事始末。1937年七七事變，袁文會帶著日本憲兵到西頭監獄救出王恩貴等人（因萬國公寓案被押）時，順便把馬雲生也放了出來。
運煙土
杜月笙1932年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販運印度大煙土（鴉片），以英國船運往天津太古碼頭卸貨販賣。太古碼頭腳行大把頭王把（人稱大王把），他把持著太古碼頭往來船隻裝卸貨物的大權，收入甚豐。袁文會早想染指，一天由袁徒弟李榮堂（李即太古碼頭工人）領路，袁帶了打手100餘人到碼頭找大王把，命他交出碼頭腳行，而大王把怎肯將這塊肥肉輕易讓出，雙方話不投機，打了交手戰，一時刀槍斧把齊飛，傷人很多，李榮堂早就恨透大王把，今天在師父面前正是立功時機，他手急眼快用雙叉子（匕首）將大王把刺倒。大王把的人一看頭人倒地，一個個扔下大王把不管（後來大王把由其親信用小船運回老家）紛紛跪地拜袁為師，就這樣袁奪得太古碼頭腳行，派李榮堂負責這個腳行，同時又收了幾百名徒弟。從此與上海杜月笙拉上販運煙土的關係，杜月笙經常派其親信任和三與袁聯繫，任也是上海著名惡霸，後來天津劉廣海逃避袁的追捕，跑到上海結識了任，並拜任為先生（青幫中人原已認師，再想認師即稱先生），任曾非常照顧劉廣海，並資助他逃到香港。
袁自奪得太古碼頭後，便清理了海河沿岸各大小碼頭的把頭，他獨占海河的貨物裝卸。
黃郛是個老親日分子，他在30年代曾任國民黨南京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他依仗著職務之便，由西北包頭往天津販運煙土，一般由天津北站卸貨，以汽車直運日租界。當運煙土汽車到達旭街北口時，再同袁文會組織的公記印子房（這個印子房設在閘口街同慶茶園旁，負責人有王恩貴、劉金銘等）派人押車運到德義樓或樂利、大北、息游別墅等旅店，交付各煙販，每車要給公記60元。每天僅運煙土車的收入就有數百元。
沽名釣譽
袁文會為了沽名釣譽，收買人心，討好鄉鄰，做了一些貌似善事的事。
每年的舊曆四月初八是藥王爺生日，天津西郊有個峰窩廟，廟內供奉著藥王。舊社會人們迷信神佛的思想非常濃厚，往往當父母生大病的時候，兒女們在神佛前許個心愿，待父母大病痊癒後轉年藥王爺生日，一定到蜂窩廟燒香以還所許的心愿，甚至有許下“一步一個頭磕到峰窩廟”心愿的；有的“滾磚”（就是磕頭磕在磚上），最真摯的心愿莫如“掛燈”（就是從兩個胳臂下的肉皮用鐵絲串透，下邊掛一串膠紙燈籠，再由兩個人給扶著胳臂）。天津城距離峰窩村約30里，在天津西南方，如果要磕頭或掛燈走這么長路，人是受不了的，在天津與峰窩村中間有個廟叫大寺，一般只到此為止，甚至再短一些，這要看本人的誠心與體力。藥王廟會前後舉辦l0天，這些天廟的周圍人山人海，做小買賣趕廟會的非常多，當地人用葦草編些小動物賣給帶小孩的香客。
袁文會每年到峰窩廟會這些天，他花錢在沿途每隔一里搭一個大席棚，設座位供香客休息，並備有綠豆湯隨便喝。多年來只要有廟會他就這樣準備，從不間斷。
舊社會掙錢難，窮人多，平日揭不開鍋沒飯吃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說過年。但人們都希望在這一年的盡頭“除夕”無論多窮也要全家人吃一頓團圓餃子。吃餃子要白面，而平常連棒子麵都買不起，又哪來的白面呢?袁文會在這方面是會做人的。每年除夕前，他在蘆莊子米麵鋪買200袋白面，叫面鋪開好5斤一張取麵條子，他把這些白麵條子，分給他的手下人，叫他們在大年三十前一天的晚上，到蘆莊子附近串街走巷，打聽哪一家窮得過不去年，就叫開門給一張取麵條子，這一張麵條確似雪裡送炭。他每年如此，用不多的錢，而討好蘆莊子附近的窮人。
在蘆莊子袁家房後的華安大街上，有個理門公所和信義堂。公所是以戒菸酒為主題的會道門，它的建立都是靠善男信女逢年過節捐助來維持它的存在。信義堂也是天津較大的理門公所，它的最大施主要屬袁文會。
袁文會這號人還成立抗日救國軍，聽起來這確是新鮮事，但確有其事。1931年“九--八”事變後，原東北軍張作霖部下將領紛紛逃進關里。武漢卿原是東北軍騎兵旅旅長，“九一八”後帶著女兒來到天津，女兒不僅會騎馬，還能雙手打搶，而且面貌嬌好。武漢卿自進入天津，抗日復仇心切，經人介紹認識了袁文會。武一心想借袁的力量招兵買馬成立抗日救國軍，武手中尚有些私蓄。
袁一見這父女二人，他就另懷居心，他想一方面招些人力為他霸業效力，一方面他想占有武的女兒。武與袁二人一拍即台，武漢卿在北京天橋招兵，袁在天津南市招兵，結果招了300餘人，成立抗日救國軍，武為司令，袁為副司令。隊伍拉到良鄉集訓，正遇山西商震軍隊，商認為他們是一批土匪部隊，一接觸即被打散，武和袁逃回天津，前後只半年時間。後來袁競以威逼利誘手段姦污了武女。
充當漢奸
袁文會認賊作父，死心塌地的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得心應手的工具。在“七七”事變前，袁就已經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日本侵占了天津以後，更進一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袁文會在這期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難書。現僅舉其犖犖大者一，略述於下：
(1)組織“便衣隊”暴亂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又把侵略魔爪伸向華北。在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親自策劃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漢奸李際春、張璧等人在天津發動了一次“便衣隊”暴亂。袁文會收羅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參預了這次騷亂活動，嚴重地擾亂了社會秩序，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華北製造藉口。
(2)建立漢奸組織
在一九三五年，袁文會秉承日本特務小日向的旨意，糾合漢奸、青幫分子張遜之等人，建立以青幫為核心的“普安協會”，網羅社會上的一些殘渣餘孽，冒充所謂“民意代表”，經常散布“要求華北自治”的漢奸輿論，擾亂視聽，為日本侵略華北張目。日本侵占天津後，又組織“安清道義會”的漢奸組織。
(3)抓捕殺害勞工
在“七七”事變爆發前數年，袁文會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誘騙壯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營，為日本帝國主義修築地下工事。日本人怕勞工泄露軍事工程情況，竟秘密將勞工殺死，拋入河中。當時天津海河常有浮屍漂流，就是這些慘遭殺害的勞工。
(4)供敵情報
袁文會的爪牙遍布社會的各個角落，這是他為日寇蒐集情報的一個有利條件。各飯店旅館、娛樂場所、煙館、賭場、妓院、車站、碼頭等，都是袁蒐集情報的渠道，其所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廣泛，如政治動態、經濟活動、人物行止、社會輿論，都在蒐集範圍之內，特別重視蒐集有關八路軍活動的情報。袁與日本憲兵隊、日本茂川特務機關、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日本守備隊、日本海軍武官府等機關都保持聯繫，供給情報。
(5)販賣華工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由於國內青壯年都被征入伍，勞動力缺乏，於是便從中國劫掠大批“華工”。當時在日租界福島街(今多倫道)有個大東公司，就是一個專門招募華工的機構。大東公司從天津的四鄉八鎮以至河北省滄縣、鹽山，山東省的濟寧、兗州一帶，以介紹職業為名，誘騙大批勞工來津；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來的，然後強行押往東北及日本國內。為了鎮壓被脅迫而來的勞工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便利用袁文會的勢力與大東公司狼狽為奸，販賣華工。
袁文會在蘆莊子成立了一個名叫“會德號”的機構，專門從事販賣華工活動。會德號租得南開體育社，臨時搭蓋幾間簡易房子，四周砌起圍牆，作為華工來津後臨時食宿之所。後來體育社容納不下越來越多的華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幾個說書場。被誘騙或拘捕來的華工，一進入體育社這個大院，就等於進了集中營，院門口及周圍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華工只許進，不許出。大東公司招募的華工，形式上都付給一筆“安家費”及預支一些工錢，就是對華工們這一點點的賣身錢，袁文會這個吸血鬼也不放過。例如，華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會一手包辦，在體育社大院裡，有袁文會開設的飯館，要吃飯只此一家；華工取證件要照相，袁文會找來照相館代為拍照，從中又撈一把；袁文會還在院裡設有賭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盡辦法把華工手裡的錢榨個精光。
被騙賣的華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折磨下，多數慘死在他鄉異域，袁文會雙手沾滿了千萬華工的鮮血。
(6)組織“袁部隊”
天津附近文安、霸縣，過去是土匪窩子。日寇侵入華北以後，這一帶匪勢依然十分猖獗，日軍曾幾次出兵也未能肅清。後來特務分子川島芳子(金璧輝)向日軍當局建議，將土匪招降後交由袁文會統轄，改編為“袁部隊”，袁文會任大隊長，以日本人濟川為顧問，直接受日軍指揮。這個“袁部隊”在文安、霸縣一帶經常進攻解放區，殘害抗日軍民，騷擾鄉里，魚肉百姓，乾盡了壞事。
(7)供敵婦女
日本侵略者為了滿足其鬼子兵的獸慾，在軍隊中設立所謂“隨營妓女”，指使漢奸們為其提供中國婦女，供官兵玩樂。袁文會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強迫送往日本侵略軍軍營中。這些妓女受到敵人的百般蹂躪，結局都非常悲慘，折磨致死者為數不少。
(8)窩匪銷贓
袁文會與天津周圍各縣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結，並極力掩護他們。如著名的土匪頭目劉桂堂(外號劉黑)、劉輔臣、柳小五等，經常大搖大擺地進入天津市區，並且在市內都設有公館。他們所以敢於如此招搖過市，就是由於與袁文會搭上了關係。這些土匪搶劫竊盜來的贓物，往往也是送袁文會開設的“押當店”轉手處理，彼此分肥。
此外，袁文會還犯有拐賣人口、霸占女伶、私設公堂及放高利貸(開設“押當店”)等種種罪行多真是惡貫滿盈，罪不容誅。
四、袁文會與劉廣海的“狗咬狗”
惡霸劉廣海在天津也是一個地頭蛇，與袁文會是冤家對頭，彼此鬥了二十多年。兩個人雖都屬於安清幫，但袁文會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劉廣海卻是以國民黨反動派為後台，兩個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壓倒對方，獨霸天津。
劉廣海是天津西頭人，早年與其兄劉廣慶同在西頭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賣柴草為生。劉廣海好逸惡勞，流氓成性，後來拜另一個安清幫頭目、北京人王文德為師，又收羅很多黨羽，稱霸一方。
遠在一九二六年直魯軍閥統治天津時期，劉廣海曾在日租界一個妓院裡與袁文會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貴發生口角，事後雙方約定日期，在南馬路丁公祠決鬥。劉廣海找他的師父王文德，袁文會也找他的師父白雲生，雙方各自動員大批打手，準備來一場大鬥毆，拼個你死我活。此事為軍警督察處南市分處處長張鳳嶺知悉，他為了避免安清幫的自相殘殺，屆時派出了大批軍警，在雙方擺開陣式正要動武時，趕到現場，把雙方鬥毆人員衝散。這次大武鬥雖然避免了，但袁、劉之間的嫌隙並未消除。
一九三五年發生了這樣一件事：西頭趙家窯有一個乾暗娼的李筱波，準備從謙德莊接出一個妓女，他怕事情不順手，特意約了劉廣海手下大將宋國柱(綽號宋禿子)一同前往。這時劉廣海正要到日租界萬國公寓辦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車，三個人乘車直奔萬國公寓而來。正在此時，蓬萊街太平里的“花會”開筒，袁文會的嘍噦布滿街頭，有人認出了劉廣海和宋國柱，以為他們是來尋釁鬧事的，馬上報告了袁文會。袁文會也不問青紅皂白，立時怒火衝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國富，郭筱波、國文瑞等多人前往萬國公寓打架。劉廣海見勢不妙，便從後門逃走，宋國柱被團團圍住，終以寡不敵眾，被來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處捅了一刀，當即一命嗚呼。日租界警探聞訊後，一方面通知中國法院驗屍，另一方面追查兇手。袁文會徒弟李子揚情願頂名投案，被日租界當局轉送中國法院。劉廣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會打死人命。開庭後，劉廣海堅不承認李子揚為殺人兇手，李子揚見人命關天，也翻供否認自己殺人。法院見案情複雜，決定將原被告雙方扣押待審，並準備傳袁文會到案。
此時河北省主席是于學忠，於部有個師長董英斌，駐防楊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與劉廣海是同參。董聞知此事後，便出頭將劉廣海保釋出來，並支持劉和袁打官司。
萬國公寓血案發生後，震動了整個安清幫，一些青幫頭子如厲大森、魏子文等都出頭為之調停，上海的青幫頭子黃金榮也派人來津從中調處。袁文會自知理虧，所以情願為宋國柱出大殯，贍養死者家屬。不料想劉廣海不依不饒，厲大森等人也就罷手不管了。法院多次傳訊袁文會不到，最後下了拘票；袁見事不妙，便遠逃大連去了。
大連樂戶公會會長劉文奎是袁文會的好友，此次袁前來避難，受到劉的盛情款待。袁在大連居住期間，經劉文奎的介紹，結識了不少日本人，這就為其投靠日本打開門路。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袁文會才返回天津，其後不久劉文奎也來天津小住。通過劉文奎的牽線搭橋，袁文會又與日本憲兵隊曹長蒔苗等人拉上關係，從此，袁便積極投靠於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之下。
袁文會返津，劉廣海感到威脅很大，躲在家裡不敢出面。後來經人居中調解，袁、劉二人見了面，互相都賠了不是，表面上言歸於好了。此後劉廣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動，並在閘口街東方飯店開了一個賭局。他沒有提防袁文會還在暗算他；不久，袁文會便勾結蒔苗把劉廣海逮捕，解至日本憲兵隊。不料劉廣海越獄逃走，奔往上海去了。
劉廣海亡命上海，本想投奔青幫頭子黃金榮。幾年前黃為宋國柱命案一事曾派人到津調處，劉不識抬舉予以拒絕，使黃的面子上很不好看，因而對劉來上海表示冷淡。劉自知沒趣，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帶著在上海新討的一個小老婆遠走內地去了。
日本投降以後，袁文會被捕關押，有一天監獄裡忽然傳出一個訊息說：有一個國民黨要人來看袁文會，時間不久果然有一個人衣冠楚楚、昂首闊步地進了袁的牢房。袁文會不看還好，一看之下，羞得滿臉通紅。來人正是袁的死敵劉廣海。當時劉身為天津市的參議員，又是偽國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氣揚，神氣十足了。劉廣海探監後，袁文會對人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難堪的一件事。
“八一五”日本投降後，袁文會自知靠山已倒，難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裡，不敢輕舉妄動。有一天袁外出時，路遇劉廣海手下的高玉普，高為了給劉廣海報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會的家屬四處托人營救，其徒子徒孫則寫恐嚇信給警察局，揚言如不釋放就採取最後手段云云。警察局局長李漢元認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將袁文會解送法院審理。國民黨法院也認為此案非同小可，提審時唯恐押送途中生變，只好由法官親到獄中就審。袁文會雖被囚禁，但威風不倒。
當時一些重要漢奸如偽市長溫世珍、偽財政局長李鵬圖、偽教育局長何慶元、偽市長周迪平、特務頭子徐樹強、汪偽政權外長徐良等約四十餘人，都關押在男二監，袁文會也同押於一牢內。
這些被關押的漢奸，過去生活上養尊處優，舒服慣了，一旦鋃鐺入獄，感到困苦難忍。當時監獄典獄長祝捷三，系李鵬圖的好友及舊同僚，於是便由李出頭向典獄長央求改善生括。祝捷三表示男分監尚有幾間房子可住，但因年久失修，破舊不堪，需呈報上級撥款修繕，短時間內無法解決。漢奸們一聽，都表示情願捐款修理，當場每人各認捐五萬元。就這樣修好了一些房間，經過油漆粉刷，如同別墅一樣，三五個人住在一間房裡，同時又由家裡送來鋼絲床、綢緞被褥、毛毯等物。過去漢奸們的飯食，多由家屬每天送來，很不方便，祝捷三決定讓聚合成飯莊到男分監設立小灶，每天雞鴨魚肉，應有盡有。漢奸們在獄中有的看書，有的寫字，有的下棋，悠閒自在，還可以隨便接見家屬。這就是漢奸們在國民黨監獄中的生活寫照。
袁文會在國民黨監獄中被關押了三年多，可以說是連一根汗毛也沒有觸動
。
戰後伏法
袁文會伏法
逮捕袁文會天津人民政府成立後，天津人民法院也相繼成立，王笑一為首任院長。王笑一上任後，便下令將袁文會押回天津，並開始重新審理此案。
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經過反覆調查取證，以漢奸罪判處袁文會死刑，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費外均沒收。
審理袁案的是院長王笑一，審判員是劉雲峰等。
判決書下達後，最高法院核准決定於1950年12月25日上午槍決袁文會。當時，任天津市市長的黃敬同志曾做過如下批示：
“處死刑（該犯黨羽眾多，應嚴密看管，免生意外）！國文瑞如何處理？應速判決，以便一併處理。”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陰沉沉的，天津法院門前擠滿了人，排了足有幾十米長。監車從法院開出，袁文會坐在車中，兩眼通紅，滿面殺氣。
上午10時整，監車到達小王莊刑場，法警的三聲槍響，結束了袁文會49歲的生命。
袁文會被槍決的當天，天津人民法院以（法字第16號）發布布告，張貼於天津城的大街小巷：
漢奸袁文會，出身流氓，系本市青幫首領與著名之惡霸漢奸。於1935年，仗勢聚眾鬥毆，打死市民宋國柱。後逃大連，與土肥原系日特勾結，即在津組織“便衣隊”，擾亂社會秩序，企圖為日寇製造侵華藉口。
“七七”事變後，更明目張胆充當日寇憲兵特務。依勢聚徒，開設會記公司，專為日寇收容、逮捕、販賣華工。更百般虐待，剋扣工糧，致不少華工在饑寒交迫下死亡。又勾結日特蒔苗等，公開殺害市民張耀山等達10餘人。並在日寇指示下，於霸縣組織“袁部隊”，親任司令，向我解放區進攻，迫害抗日軍民。
上述事實，僅系袁逆罪惡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詐勒索、姦淫婦女、欺壓民眾之罪惡事實不勝枚舉，市民對之無不切齒痛恨。而在審理時，袁逆一再狡賴否認，但人民痛恨，紛紛提出控訴，要求對袁犯嚴懲。且經本院調查被告罪行嚴重，如此背叛祖國、勾結日特、殘害人民之漢奸惡霸分子，實屬罪大惡極，死有餘辜，應依照《共同綱領》第七條，處以極刑。
經呈奉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遵於1950年12月25日監提袁逆文會，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此布。
計開：槍決漢奸犯一名。
袁文會，男，年49歲，天津人，住一區羅斯福路26號。
院長 王笑一
1950年12月25日
厚葬袁文會事件
1950年12月25日，津門巨霸袁文會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處決。當廣大人民民眾無不為拆除這一惡霸拍手稱快之時，誰也沒想到，被處決的袁文會依然“興風作浪”，竟然引出了“厚葬袁文會”事件。
這一事件是在袁文會被處決後，其親友、爪牙公然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購置貴重棺木、超度做法、陪葬貴重衣飾等，送葬隊伍吹吹打打，穿越市區，葬禮花費達300萬元(舊幣)。以公開行喪，招搖街市的方式，對人民政府鎮壓反革命運動公開敵對和示威。
“厚葬袁文會”事件反映出了區委平時工作不夠深入，覺得“人已經死了，沒有什麼了”，未能給予足夠的注意，加以制止，及時報告，造成了民眾很大不滿和思想上混亂。這一事件，為天津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敲響了警鐘。1951年，天津市委秘書處將此事件向全市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進行了通報，加強黨員、民眾的立場檢查和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