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成就
職微犯巡撫昭雪太守冤
睢縣東關袁可立像
《蘇州府志·名宦祠》袁可立和海瑞、于成龍在同一頁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稱，因按治豪橫而得罪應天巡撫李淶，李淶誣劾太守。萬曆十九年五月，“中丞劾其不職。得旨，下所司堪問。”石昆玉“以強直失當途歡。中丞台以乘墉而攻，無弗勝者。竟奪於，清議咋舌。（李淶）自免去。”李淶迫害石昆玉的由頭是“擅動吳縣庫銀”，案情驚動皇帝，查了一兩個月，結果是子虛烏有，於是公論洶洶。南道御史李用中指斥申時行和李淶挾私報復。萬曆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申時行上疏自辯：“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撫臣李淶之參石昆玉以錢糧，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顯明其心跡”，說查處石昆玉有縣令和巡撫的舉報材料，我不過秉公執法而已。案件一時陷入僵局。因李淶與宰輔申時行、王錫爵交厚，有司懼其威，無敢問者。“事下四郡，司禮皆知誣陷，相顧愕盱。”江南四郡的大僚懼怕惹禍上身，推來推去沒人接案，最後把這個燙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裡。
袁可立“以鋤奸為己任”，百辯雪其冤。“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牘盡雪其冤。同列為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誣賢太守？’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李淶以萬曆十八年四月升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至十九年九月去官。歷史記載是首輔申時行僅僅離職四天后，“應天巡撫李淶準回籍。”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權勢，不僅使他聲名遠揚，也成就他為中國歷史上的‘推官’楷模。”此後袁可立成為蘇州府名宦祠中與文天祥、況鍾、海瑞、于成龍、林則徐等並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兩代近二百位蘇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
袁可立執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剛毅持正，不避權貴，“至犯令抵罪者，雖寵近必行，似歐陽永叔。”問案釋疑，理雪冤獄，“給諫公（袁可立）李七年，而出人死罪者以數千計。按部所過，囹為之空。” 重案驚朝野推官審大案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審結了一場轟動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這就是明代歷史上著名的“董范之變”，又稱“湖州案”。董份，浙江烏程縣（屬湖州）人。明嘉靖進士，官終禮部尚書。歐陽一敬劾其黨嚴嵩，詔黜為民。董份在官攀附權貴，居鄉廣占良田。“富冠三吳，田連蘇湖諸邑，殆千百頃。有質舍百餘處，歲得利息數百萬。家畜僮僕不下千人，大航三百餘艘”。董份之孫董嗣成本想讓貧苦小民低價贖回自己的田地，以為善舉，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眾聚眾哄搶鬧事。
又有烏程縣祭酒范應期稱霸一方，遮抗訴狀者千人。“遮道陳牒”，“填塞途巷”。七月，浙江巡撫王汝訓和巡按御史彭應參按臨湖州，令烏程知縣張應望將范應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縊而死，子范汝訥服毒而亡。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范妻吳氏赴京訴冤。“上見疏大怒”，命將彭應參、張應望下獄，“謫應望戍煙瘴，應參為民”，王汝訓等俱削籍為民。連舉薦王汝訓、彭應參的吏部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均受牽連，案件震驚朝野，處理官員級別之高“舉國驚嘆”。從撫按到知府衙役，幾盡塌方式被問罪，所涉大小衙門官員無敢再有過問此案者，而百姓狀告不止，繼有釀成更大民變的風險。
董氏一案讓當地主政官員大傷腦筋，“中丞惶遽無措”，召集浙江兩台商議，最後決定徵召袁可立前往處置。“公至，即博收訟牒往各邑理之，以殺其勢”。又查得董家田產多以抵債或低價收購、接受投獻而來。但董、范兩家仗著萬歲爺開了金口勢不讓人，要求官府嚴懲參與打砸搶的亂民。袁可立頂住壓力，認為法不及眾，勸董、范兩家見好就收，竭力保護弱勢民眾，將少數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巨魁勢孤就擒，一指顧間而變定”。其餘均以民事分發各縣衙門從輕發落，使這一轟動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經過退還和平價贖回，董家田產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貧民獲益者頗多，董家從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長孫嗣成、次孫嗣昭三人“相繼下世”。轉眼間人財兩空。說來董份和袁可立座師陸樹聲是同年，算袁可立的師叔輩，又是當朝正副宰相申時行和王錫爵的座師，新任撫按和兩台把這個震驚全國的棘手大案推給袁可立處理，其風險之高不言而喻，幾百年後觀之仍覺驚心動魄。時也命也！
巡海問琉球斷案奇如神
袁可立巡海琉球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辦涉倭案件時，發現被指為倭寇同黨處以極刑者一時竟多達數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婦女兒童。於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於邀功的高官權貴，對案件進行重審，先後使千餘名無辜百姓和漁民免遭屠戮而獲釋。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謂沖繩者，向為中國藩屬），一個李姓千總邀袁可立共飲，席間出贈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審視之，見刀面光潔如玉，十分精美，但謝絕了千總將刀退還，袁可立憑經驗發現這不是倭刀，而是來源於琉球之物。不數日，海上傳來戰報，說軍隊打了勝仗，擊斃倭寇數百，擒獲20名俘虜和大量物資及船艦。但在審驗時卻沒有戰俘的口供，也沒有證據，案件一籌莫展，但急於報功的軍方要求草草結案將犯人處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給推官袁可立查辦。袁可立接手時，有兩人已斃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藥致啞，即便不啞也因為語言不通而無法辯冤。袁可立據理力爭，上奏朝廷將人犯緩死暫系獄中。袁可立仔細地查驗了所有繳獲的物品，驚訝地發現自己曾經見過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當作“戰利品”上報。頓覺案件大有蹊蹺，馬上找來李姓千總對質，但千總死不承認誣良為盜，並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說就是在海上俘獲的倭寇。
不久，琉球貢使來中國，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請他們過來指認，貢使辨認出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運輸糧食時因風失舵而漂流海上才不幸被官兵捕來冒充倭寇的。後來這十八個琉球國民被無罪釋放回到家中。為感謝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廟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嘗查盤海上兵餉，一武弁遺公三倭刀，……公疑，而代諸夷求緩死，權系縣獄。未幾，琉球貢使至，始知為本國良民，而以輸糧失風者也，悉縱之還。夷感其德，民服為神五載。”
倭警相傾軋明察辨秋毫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袁可立在任蘇州府推官。事起於萬曆二十一、二年間日本關白豐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沒，吳中一帶實行“海禁”，一些勢家動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相互傾軋。
秦燈是無錫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歡聽曲唱戲。和太倉王弇州次子王士驌、雲間喬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說善論，喬善書能武，各有時名。”壬辰（1592）、癸巳（1593年）年間發生的一個事件，釀成了後來三人滅頂之災的“乙未事”。起因就是三人順應當時的形勢，招募鄉兵御倭保家，年輕氣盛，有一個叫趙州平的惡少混跡進來，一來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戶結下樑子。“鮮衣怒馬，瞠目語難，招搖都市，遂有告其謀叛者”仇家舉報說他們大肆招兵買馬，企圖聚眾謀反。指控說三人在一酒樓內指天劃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稱“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撫許敬庵接報後大驚，立即通報應天巡撫朱弘謨，朱弘謨本就對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戲文，立刻興大獄將三人做實。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事件驚到了身居九重內的萬曆皇帝：“朕意此恐風聞，若擅發行必駭眾聽，惑亂人心”，三司大驚。“錯愕不知所出，第擬旨撫按會勘。”兵部尚書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實就不是三個人頭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實。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吏科給事中耿隨龍曾上奏說“丹陽縣民趙州平等惡少酒狂，初非倡亂不得誤入。”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奏疏被壓了下來。巡撫朱弘謨擔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搶先定調判決，判秦燈斬、王士驌入監、喬一琦充軍南匯所。人犯被押赴刑場，大聲喊冤不止，袁可立覺得疑點重重，不顧巡撫阻擾，不同意草率處決人犯，請以烏紗前程作保暫緩處決。
後經袁可立多方查證，發現他們的招供狀全是子虛烏有錯訛百出，最終洗清了冤屈。“公獨謂是狂生，無他。而所謂的“稱‘朕’”，不過是王的一個家丁好說書，給大家說講趙官家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燈口無遮攔學說對答即興稱“朕”。真是謀反哪有如此大張旗鼓的。秦、王先後斃死獄中。當喬一琦從死牢中被解救提出時，天空無雲而雷，吳中傳為“雷鳴案”。
最終活下來的喬一琦於萬曆三十一年從軍報囯，“思奇功雪前恥”，後在明金薩爾滸戰役中身陷重圍，壯烈殉國，從死者四十二人，祀忠義祠。“王士驌、喬一琦等，吳中狂生也。會聞海上倭警，因招集鄉勇，挾弓矢以自衛。修郄者以謀逆中之，撫按為之色變。公廉其無他，百口保焉。後會鞫，果不得實。而書生之得免於赤誅者，皆公再造也。”
抗旨斬弄臣萬民呼青天
抗旨斬弄臣(皇甫琛琳 作)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冬，連審驚天大案的袁可立治行報到吏部尚書孫丕揚那裡，以政績第一擬擢升給事中，受到萬曆帝特別召見，“內召當鎝諫省”。時有吏科都給事中林材者巡蘇州，官員們都畏懼他，行跪拜大禮，獨袁可立按法定禮節“長揖不拜”，林材就此懷恨，挾私報復阻遏，當地駐軍為袁可立鳴不平洶洶不已，袁可立作長揖平息事端。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從容赴任山西道監察御史。
奉命巡視京都西城，有皇帝寵幸的弄臣仗勢殺人，百官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將罪行張榜於五都衢，“重棰問抵”。這時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門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說者逐出門外，眾閹恨之切齒。然而，皇帝繞過內閣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為動。”袁可立不給皇帝面子，毅然抗旨將弄臣正法。京師稱“真御史”。自袁可立巡城，無論皇親國戚或朝中大臣，凡貪縱不法，袁可立皆一併彈劾論處。“迨奉命巡城，而持斧埋輪，貴戚斂手。”萬民呼“袁青天”。
泰昌皇帝讚揚他“詳刑惟允，執法有聞”。
雷震景德門建言罷官籍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九日，御史袁可立請錄謫臣（《國榷》卷七十七），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乾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袁可立傳》）”。疏上，奪俸一年。九月，景德門遭雷擊，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時建言諸臣擯斥殆盡，無敢救者。公獨抗疏辯論。”矛頭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袁可立尖銳地指出時局之艱危：“西虜跳梁，播酋負固東海，倭患未熄，中原災害頻仍”，並直言問責皇帝道：“若郊視不親，朝講久廢，章奏之批答不時，宮府之賞罰互異，敘遷有轉石之艱，征斂有竭澤之怨。是非倒置，賢奸混淆。□使忠者含 ，直者抱憤，豈應天之實乎？ ”疏上，觸帝怒，繼忤次輔沈一貫，“乃於（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降三級調外任用。因吏部疏捄，於丙申正月奉（旨）降雜職邊方用。因輔臣疏捄，奉旨革職為民”，終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公方與同官奕，聞報，從容斂枯棋入奩，起無變色，策蹇出長安門，眾共惜之。”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終萬曆一朝不被起用，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罷官期間，袁可立與文友結詩社，教化地方。禮賢父老，調停事務，代民請減賦稅徭役。與同里大司農李汝華丈量釐清睢州田賦。又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主持修復睢郡城池，自此“新舊兩城屹立如金湯”（陳繼儒《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睢州人“賴以無恐”，二十年後的崇禎八年，其子袁樞賴此城破家捐資御頑敵，力保睢城一郡生靈。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協濟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衛輝何守。尋得減免，人人感恱。”袁可立罷官後從不輕易出入公府，這次親自出面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見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關外戰事起條陳上方略
天啟登萊巡撫袁可立。卷首董其昌題款天啟元年，封疆多事，遼瀋、廣寧相繼失守，全遼淪陷。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
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向天啟皇帝大膽提出七項建議：
“一收殘兵，以省調募。河西之兵雖敗，關外殘兵瓦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納，必為（虜）用，是籍□兵也。近複議調西兵，曠日持久，何資涸轍，宜數容其入□，馭以□威，稍汰老弱，收轉敗為功之效。
一出奇兵，以圖制勝。聞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踏其虛，可夾擊也。宜急勅登萊撫臣督兵過海，□乘虛搗，絕其餉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勝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
一明賞罰，以振法紀。若監軍道高出不致死，以帶甲數萬竄，不宜從熊廷弼之請復使監軍，令怠玩而忘其死。況廷弼曲怙，賀世賢何法紀之有？則熊廷弼、高出之頭可斬也。威克厥愛，兵家所違。且論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職，國法謂何？所當急斬逃臣，還逐臣。則賞罰大明，而戡亂之策可次第舉也。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尋諸者言，敵與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諸隘口，公奏宜守御築墉。河西既失，則之門戶當嚴。本兵既出視師，當遂駐鎮，調集附近諸軍列營口外。又自抵都門，置重兵數處勢相聯絡，如常山率然以便策應，則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搖也。
一實京營，以固根本。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於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按籍而數之，營兵不可謂不多矣。然為役占為包攬，聚如烏合，散若魚驚，其精強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設法核其實數，分為上、中，嚴加訓練。上者以戰，中者以守。餉以因之，庶緩急可賴也。
一多儲資糧，以防未然。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城守之計，以食為本，則糧餉之儲不可不預目。今宜尋訪於忠肅公故事，通州之儲悉運入京師。而又諭令在京勛戚巨室之家各莊蓋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測，城守固矣！
一破格用人，以期實用。圖復建驃騎之功，以佐懸官之空乏。自東事屢敗，而文臣武臣相繼陷沒，主爵者苦於無人可用。臣讀聖諭，以公侯懸賞，欲得出奇建功之人，洋洋聖謨，急於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況下僚伏，草莽如田疇、魏勝者更夫不少，若循資以求，則真才安得脫穎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賢文榜，令各陳所長，赴部實騐，果異贗鼎，列名上聞，群策並舉，無難滅矣。”
疏上，帝一一嘉納允行。
天啟二年三月初七日，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充廷試讀卷官，侍經筵。”取倪元璐、黃道周、王鐸等三十六人為翰林院庶吉士。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孫承宗一道擔任殿試考官外，還成為天啟皇帝講述經史的帝師，“君臣之間有聚會精神之美，有意諭色授之益”，這為日後袁可立出鎮登萊、晉位中樞奠定了基礎。
授命立危疆節鎮撫登萊
袁可立東征出海後金占領遼東半島及沿海島嶼後，對明朝的威脅日趨嚴重。有識之士紛紛出謀獻策：“登萊惟北岸旅順口，實咽喉總區。誠宜得一大將，量提水陸兵駐紮。”此時的登萊已成了與後金占領的遼南一水相隔的前沿，擔負起了光復遼東的重任，同時也是遼海前線的後勤轉輸和練兵基地，而首任登萊巡撫陶郎先則剛剛因貪贓被免，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天啟帝日夜為邊事所憂，先後將孫承宗和袁可立兩位帝師忍痛推出赴邊。天啟二年四月十四日，天啟帝以“彈壓登萊非公不可，於是以節鉞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使持節視師海上”。“公受上眷知亦深矣“
袁可立拜命就道，從河南睢州出發路經金鄉就遇到了白蓮亂軍，袁可立帶領家丁冠帶披甲直衝敵壘，連自己60歲的夫人都親上戰場擂鼓助陣。“公填撫登鎮，適蓮妖東奴交訌，而夫人從公戎馬，親抱桴鼓不以為懼。”“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袁可立又檄令發登兵“七千餘名”與山東巡撫趙彥調兵剿而撫之“，嚴緝首者，脅從不問，令流民各自還鄉生產。
袁可立撫登三載，坐臨登萊，開創東江，厲兵秣馬，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師陸戰軍隊，與樞輔孫承宗、津撫李邦華、畢自嚴、總兵毛文龍、沈有容等戮力策應。“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氣自倍，人心自歸。”而兵戎之盛甚稱規模：“劃城一面，出納戰艦，黃龍青雀，首尾相接，萬櫓千帆，簇簇其中。”
袁可立銳意規劃，整肅軍紀，操練水師，打造戰艦。沿海增置炮台，形成“百里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海島基地，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
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難流民，屯兵各島間，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時白蓮妖人徐鴻儒猖獗於西，毛文龍跋扈於北，高麗亦不靖，徵調繁興所在驚惶。可立籌劃鎮定之，民得安堵。”
袁可立撫登期間，市農工商安居樂業。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樂之聲，通宵達旦。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時出現了“峰頂通望處，逐設煙墩，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的繁榮整飭景象。有明一代，登萊巡撫計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為，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萊巡撫。造就了登州水城的兵戎最盛時期。天啟三年四月，上“賜白鏹文蟒以寵異之。”
首輔孔貞運讚嘆道：“讀大司馬節寰袁公撫登章奏，知老成禦侮，其綢繆定傾如此”。撫登數載，“海無傳烽，亭有息鼓”。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為憲於萬邦。”。樞輔孫承宗評價道：“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海陸相犄角奇兵復遼南
明末遼海地形圖天啟二年（1622年）十二月，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再次向朝廷奏報，要求撥付足夠的費用“修戰艦，備器械，預籌毛帥之接濟。”“更呼吸島帥（毛文龍），駛千帆繼其糒”。時後金“出沒於長山、旅順間，漕艘賈舶多為所梗。”袁可立在“去鼉磯島四百里”的水域廣布水師，“逾鐵山聯廣鹿島”，又“於皇城島設參將、守備各一員，練兵三千，以為登萊外藪。又設游兵兩營，飛檣往來策應於廣鹿諸島。制炮設墩，旌旗相望。”“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之南。”“無事則更番防守，有事則合併策應。又設南遊、北游兩營，各分訊地，偵邏於廣鹿諸島之間，時東時西，忽遠忽近，使敵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勞為逸，反客為主，布帆草筏於是絕跡。”又“如遇運艘經過，便當撥兵防護，期保無虞”從此琉球、朝鮮海運得通，開創了中國軍隊國際護航的先河歷史。
天啟三年（1623年）春夏間，努爾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順和金、復一帶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萊水師大兵出海，“聯絡諸島，收復旅順”，以圖解救淪陷區內的離散百姓。天啟三年三月，袁可立奏報朝廷：“登萊之水師實榆關之犄角，臣與鎮道圖畫者數月。諸凡操練將士、修驗船隻、合併營伍、簡汰官兵稍有次第。”他親自挑選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總兵沈有容領之先發”，“出海於旅順、皇城、廣鹿、平山等島，相機進勦”。而副將李性忠所領數千遼左健士，袁可立“於三月十二日餞而送之，囑以相機進止以固榆關，以聯毛帥。”大兵所到之處，“舳艫相接，奴酋膽寒。”這時袁可立的布局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大兵壓境震懾南四衛，以圖策應後金復州總兵劉愛塔反正歸明。
天啟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屬下的兩鎮兵馬奇兵出襲，“督兵過海，乘虛搗之”。“時星馳至壘，恍光弼之按子儀軍也。”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策應於南，毛文龍“自皮島掩襲鎮江九連城”抄襲於北。“巡撫袁可立使總兵沈有容以舟師赴島上，與毛文龍連兵應之。”“（袁可立）命總兵沈有容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訖四月內，賊見登兵北來，毛帥之兵又交相接應，……五月登兵與島帥布置相應。”當年七月初二日，張盤率領軍隊和登萊招撫的遼民混編的隊伍一舉打下金州，乘勝收復要塞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使遼南數百里土地重新收歸於明朝。
天啟三年六月十八日，總兵毛文龍則自統八千馬步精銳，從鎮江、湯站一路進擊剿殺，後金軍隊疲於奔命，於二十八日“至鎮江、湯站、鳳凰城等處安營下寨，以圖進剿”，“四面出奇以躡其後”，“從昌城過滿浦以搗其巢”。朱家龍從千家莊出擊，王輔從鳳凰城進軍，曲承恩出兵昌城，易承恩直搗滿浦。“復地自金州至永寧堡、旅順、岫巖、蓋州……湯站、鳳凰城並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
袁可立設計策反後金女婿劉愛塔，夜襲金州，收復旅順，連克金、復、蓋三衛及紅嘴、望海、永寧等多堡要地，收復遼南三衛及海島疆土千餘里，明朝大部分沿海要地失而復得，後金“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里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所余者酉虜千人而已。”金州、旅順和復州、永寧等地的收復，在遼海開闢了遼東戰場的新局面，使登萊、旅順、皮島、石城、寬靉等地連為一條弧線，對後金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和包圍圈，不但解除了後金對山東半島的軍事威脅，也令明朝千裏海疆重新得到鞏固，形成了對後金的海上軍事封鎖，加重了後金占領區內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
嚴關設重伏夜火燒連營
天啟三年九月秋收，後金軍再次大肆侵略旅順和金、復等地，掠奪搶收秋糧，駐守復州的李永芳部四面出擊擄掠百姓。“當秋成熟，（虜）猶率眾至南衛收穫。公（袁可立）移書沈帥，乘其收割蘊崇之時，用火攻（虜），將吏用命，於是年九月乘風縱火，（焚）其積聚，舉兩月之捆載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天啟三年十月，憤怒的後金調集更多軍隊對明軍進行反撲。袁可立上言“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己，能為可勝。”他綜合諜情，“先期集兵分道以應，並夜酣戰，俘斬“十月，（虜）果馱載（火炮），分兵兩路襲我，而諸將亦分兵以應，逼夜酣戰，大獲全勝，（虜）遂移營遁去。”
袁可立利用遼民對後金的痛恨，令明軍於復州、永寧和金州、旅順一帶兩路設伏，乘夜以火把襲城，“於松山諸處”以火箭射焚敵營秋禾，徹夜透明，殺聲震天，後金大敗而去。十月初五，大將張盤在登鎮沈有容的策應下，復於城外設伏，夜三更火攻大敗後金軍，並乘勢收復復州和永寧及相鄰數堡。後金“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明朝野相慶，以為“設鎮以來自未有此捷也。”袁可立“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的空前戰力擴大戰果，以圖實現“恢復之功”。“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並王紹勛、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袁可立）催督，結縱連衡，相為犄角。”多次檄令調度兩鎮兵力互為策應，“每出奇兵，馘俘累累”。“乘風縱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設伏夜戰而憤兵之營壘撥。”
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後金利用海水結凍的時機，以萬餘騎兵繞襲旅順，以報袁可立秋火夜攻的慘敗之仇。袁可立根據諜報待敵而動，他對登萊和東江兩鎮的水師進行了新的布局，令明軍在旅順城外險關設伏，而沈有容則率水師游離於沿岸各島間奇襲策應，明軍在張盤的帶領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藥用盡，猶堅守不降。後金無計可施，遣使議和，被張盤立斬于軍前祭旗，大敗之，後金落荒而逃。
天啟五年春，袁可立僅僅離開登萊半年，最有潛力且令後金坐臥不安的大將張盤就因為缺乏調度和後援身陷重圍力戰而死。又三月，孫督師的關寧因為少有登萊牽制配合發生柳河之敗。袁可立的去留作用天壤有別，已高下立見。惜哉！
由於種種原因，孫閣老積數年之力打造的關寧大反攻未嘗一用就胎死腹中，以至於後來的關寧軍在孫閣老離職後的數年間坐困耗資拖垮大明財政，總是被動挨打且越打越殘，袁可立的登萊戰區竟成為了明清戰爭史上屈指可數主動出擊叫戰的正面戰場，只是後來由於滿清對袁可立的封殺使這段歷史在今天看來顯得過於模糊和不鮮明，竟然形成了史家研究的弱項和空白，把袁可立離任後到明亡這段時間明軍被動防守挨打且越打越殘的悲情戰事當成了明清戰爭的主流和全部，實在是對明軍的莫大諷刺。
袁可立是明金交戰史上罕見的能向前推進防線並收復失地的傑出將領，充分展示了他作為一代軍事家的智謀和韜略。自後金與明交戰以來，攻城掠地，戰無不克，明將談金色變。袁可立出鎮登萊節制遼海，直接把戰線推進到後金的南四衛北端腹地，而劉愛塔被策反事件更讓金人蒙羞。甚至毛文龍部直逼其老巢，給後金帶來了交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夢魘。可以說，袁可立是滿清碰到的真正對手和死敵。
袁可立“精騎射劍術，以故治兵兵練，治賦賦理，較士士服。”
黃道周說：“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
終袁可立之任，後金與明軍水師屢戰多敗，疲於奔命，不復有勇與之再戰矣。袁可立治軍嚴明，“所過雞犬不擾，則李西平三代之師也”。首輔孔貞運評價道：“公久歷海上，凡地形險易，軍儲盈縮，將吏能否，虜情向背皆洞若燭照，故登萊終公之任銷鋒臥鼓。”
不戰屈人兵策反劉愛塔
從天啟三年（1623年）二月開始，袁可立逐步完善對東江和登萊兩鎮兵馬的布局，大兵出海，對後金呈步步進逼之勢，精心設奇策反收降後金女婿劉愛塔。袁可立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登州總兵沈有容不願意接納，但袁可立認為這是戰略良機，隨“給與免罪牌及加銜札付，並許降後代請封官”，袁可立命“沈總兵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但不久為後金死黨中軍王丙告密，“將愛塔並李永芳長子械去，殺其弟劉興仁及王丙。屠城，驅其餘民於永寧。”幾年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劉愛塔找了一個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斃後縱火燒之，金人勘驗竟信以為真。
袁可立蒞任登州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後金掠去18年的總兵劉愛塔，這一未遂兵變對後金軍心打擊是空前的，一時漢官降將瓦解殆盡，後金的偽軍體系和情報系統摧毀殆盡。奴”心腹潰而羽翼剪，諸偽將當人人自危矣。“公納劉愛塔之降，以開奴攜二，一時中國叛將被奴誅夷殆盡。虜因棄金、復諸城，而舉四百里喪地復歸版圖焉。
儘管後來由於黨爭排擠導致袁可立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畫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只可惜劉愛塔歸順後沒有受到經手者的重用，甚至毛文龍還謊稱劉愛塔為其陣前招降而否決了劉愛塔主動歸降袁可立的初衷，又引發劉愛塔死後一連串悲劇事件。但劉愛塔一心報效國家並最終戰死疆場，有大宋李顯忠之風，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劉愛塔以“狸貓換太子”的“詐死”手法瞞過後金，金人曾給予其優厚的待遇，努爾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間計”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成為金人一塊無法癒合的歷史硬傷。滿清取得政權後，康乾兩世大興“文字獄”，在自己編修的《明史》中對曾經影響過明清戰爭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龍、劉愛塔等一概削去不立傳。陸時化的一部書畫著作《吳越所見書畫錄》竟然因為“《袁節寰墓碑》，犯時忌，禍幾不測，先生急取板稿盡毀之。”籌餉多募兵節制毛文龍
明金對陣圖天啟二年冬，袁可立多方呼籲，從內地大肆調兵籌餉，創建毛文龍的東江鎮。為向前推進防禦，竭力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陛應賞應恤之官兵相應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為議序。”甚至在地震時還在向朝廷上疏請求“預籌毛帥之接濟”。天啟二年五月初二，袁可立通過楊嗣昌向皇帝請餉道：“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干。”
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一些輕視沿海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毛文龍）為奏請”的反對和非議。
袁可立早年含冤罷官二十六載，復出後擔任過天啟帝師，此次東征受顧於上命，大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志。縱觀明代巡撫節鎮登萊，袁可立是唯一從大局出髮長時間有效支持毛文龍的登萊巡撫，他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毛文龍的主要戰績和榮譽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
關於袁可立對毛文龍的節制，明朝廷有明確事權：“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屬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線就是“撫不能制鎮則易撫，鎮不能制夷則易鎮”。毛文龍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斷被加秩晉階，開始恃功自傲，而其時朝官對毛文龍的質疑聲浪日高。天啟三年十月，“乃滿浦、昌城之捷，謂兵不滿千，未交一戰，不遺一矢，而使（虜）自相踐踏，其被炮死者二萬有餘，馬之走死者三萬有餘，止余真夷二萬。公（袁可立）心頗疑之，私謂敷實而後報，不失於慎。”“於是移檄東江，核其虛實。而毛帥嫉公如仇，嗾言官尋端中之。”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戰報和軍餉，最後得出了一個既無奈又想維持局面的結論：“而不交一鋒致奴死二萬餘人馬三萬匹，其數終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設奇，舉火放炮，使奴東西賓士，如弄於股掌之上當優敘以為用謀者之勸”。但畢竟不可能按“二萬餘人”為其報功請賞，由此為毛帥忌恨，並嗾使言官彈劾袁可立。
這時忽然就冒出來一個由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科的進士同年組成的利益集團煽惑做大了袁、毛之間的矛盾，由閹黨分子宋禎漢苟合幾個東林黨同年方有度、宋師襄、龐尚廉、李喬侖等輪番惡意攻擊袁可立，以至於天啟皇帝看不過去公開打抱不平切責道：“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上不聽，鏇以平蓮功加秩兵部侍郎。”
有後人考證認為，這些言官中既有閹黨也有東林黨，大多為同年進士的他們經常抱團製造輿論，集中攻擊某人以謀取實際利益或政治資本。”（《生死冤家》）其中這個率先攻擊袁可立的方有度，曾向袁可立的軍中舉薦安插過一個汪崇孝，後來因帶兵鼓譟譁變被彈劾處理，方有度就此記恨袁可立。而舉人出身的李喬侖加入到這個群體中來則是直接受其同鄉宋師襄的指使。
時朝中黨派相攻者無虛日，黨爭和激進言官的空談誤國已經影響到軍政秩序。袁可立維護大局，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對毛文龍的支持，“力柔其（毛文龍）骨”，虛懷以待，勸毛“臣子勿欺”。他認為毛文龍的存在事關明金戰爭大局，不是隨便找個人就能替代的。為避免陷入無休止的內耗，最後選擇“功成身退”，但天啟帝十分眷顧袁可立，連上七疏辭官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後被袁崇煥所殺，導致了後來一系列悲劇事件的發生，這可能也是毛文龍和當時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後來的己巳之變證明，袁可立離職對毛文龍、袁可立和大明遼東戰局是個三輸無一贏的局面。袁可立在去職八個月後仍在為毛文龍上請功題本已經說明袁可立對他苦心經營的登萊防務是不放心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鎮總兵，曾在平倭和收復台灣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經他招募和訓練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增援策應毛文龍。然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間調和無果，以至於後來毛文龍有頭大不掉之勢，於是才有“登撫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
天啟四年，大批清流相繼遭罷，有東林背景務實於遼務的袁可立也被迫捲入黨爭鏇渦而去職。沈有容無有所依，決然隨袁可立去官。自此，毛文龍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和節制，初具規模的登萊防務漸趨瓦解。一年後，邊事告急，袁可立以“廷推”再入兵部，與閹黨終日周鏇，後因反對“弔孝議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龍被矯詔殺害，三個月後就發生明金交戰以來後金首次兵臨北京城下的己巳之變，再三年，失去主帥的毛兵部卒發動登萊兵變，袁可立苦心經營的登萊防務徹底崩盤，心力交猝的袁可立溘然長逝於家。
馭兵多方略杯酒釋兵權
天啟三年（1623年）春節過後，登州迎來了一年一度的元宵節燈酒會，期間忽然接到兵部令，說是山東巡撫趙彥應濰縣縣令的請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發大兵平叛，濰縣縣令說駐防濰縣（今濰坊）的李性忠和張爾心部要發動兵變，將官大驚失色，一時不知如何應對。而濰縣一帶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亂作一團。且登萊水師向以遼兵為多，此事處理不好恐擾軍心。
接報後的袁可立並沒有應兵部和山東巡撫之請馬上發兵，他私下派人找到總兵沈有容了解核實李性忠和張爾心的最新情況，因為二人都是經沈有容召練過來的遼將，對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擔保說二人對大明忠心可嘉，只是軍中和地方上因為物資供應問題存在一些矛盾，至於叛亂之事還望斟酌核實。為確保無虞，袁可立令書飛騎以犒酒的名義暫時解除了二將的兵權，並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對二將予以安撫，告諭濰營兵士，合營將士皆感泣袁可立睿智和寬厚赦免之恩，從此更加聽命。而時已至午夜，酒會正酣，一場驚動大明兵部和山東、登萊兩地巡撫的未遂事變被平息於帷幄之中。“其馭事多方略，類如此。”
朝鮮起禍變聲罪勸濟師
明末陸路為後金所阻，朝鮮軍政歸登撫節制。天啟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屬國朝鮮弒君篡權，國王李琿為其侄李倧所篡，違背明朝一貫主張的普世價值，袁可立第一個就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態度：“看得廢立之事，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一朝傳聞，豈不駭異。”他上疏明政府：“李琿襲爵外藩已十五年，於茲矣，倧即系親派，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豈容倒置。即琿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琿，且無中國，所當聲罪致討，以振王綱。”
天啟三年六月十一日，朝鮮派出328人的龐大使團來登州拜見袁可立，以求獲得明政府的冊封，口呼“老爺”，盡顯大明國威。
但迫於明與後金正用兵的危急情實，袁可立又疏請“奴方欲西寇，當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掃，以蓋前衍。”袁可立從全局和明方的利益出發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封疆要事，民力不給，即當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討逆復辟。若果李倧迫於妃命，臣民樂以為君，亦當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頒赦詔。令祗奉國妃，如國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
但袁可立關於“仁祖反正”的嚴正主張一直攪動著數百年後朝鮮歷史的神經線，朝鮮君臣認為這一切麻煩全部是“當初因袁可立題本”造成的，說“袁可立之構誣，至於來査”，於是對袁可立切齒忌恨，直到五十年後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朝鮮多次派出使團來中國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甚至“結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財物賄賂”等手段斡鏇滿清官員以圖改寫和銷毀前史，《永憲錄》和《池北偶談》等史亦有記載。凡此種種，更是加重了袁可立在滿清“文字獄”中所遭毀劫和封殺。
直到今天韓國的史學家們仍在不停地改寫和美化這段殘忍篡權史，所以朝鮮史中關於這段篡權活動與明朝官方的記載是大相逕庭的。朝鮮人自己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單方面結論，那就是“袁可立初憑流言亂傳，而至於請討，及後廉得實狀，乃有冊封之請。”而完全故意忽略掉袁可立從大明實際利益出發為其“冊封之請”是迫不得已之舉，是為了讓朝鮮出兵助明，嚴酷的遼戰形勢已經不允許袁可立在這個事情上太較真。觀今日韓國“逐鹿”之政，可知其千古宮廷爭鬥之嚴苛，即便是袁可立這個千古名臣攪和進去也會被其任意改竄歷史的慣性責罵碾壓的一塌糊塗。
鑒於現代國際實用主義格局，現今的韓國更是想把中華文化的歷史因素最大限度地抹除殆盡。
剛正持朝剛忤逆魏忠賢
忤逆魏忠賢(皇甫琛琳 作)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禦，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他對滿清顛覆大明政權的終極目的認識得異乎尋常深刻，堅決反對議和。“經略遣人為（老酋）弔祭，公（袁可立）恨其（袁崇煥）辱國非計，颺言於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嘆曰：‘以此封拜，不慮貽笑後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馬聞之逆璫，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毛文龍被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漸趨瓦解，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
袁可立加兵部尚書皇帝感帝師之誼，念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準馳驛乘傳歸。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誥封三世，父如子官。
袁可立為人公正廉直，識大體，顧大局。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東林黨人遭受打擊，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本意排除黨爭取中立，終日忙遼務，但思想傾向東林，與高攀龍、馮從吾為同年，黃道周、倪元璐為其門生，魏忠賢由是恨他，同時一些激進的東林人士甚至聯合閹黨宋禎漢尋釁攻擊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東林黨領袖高攀龍致書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走向了與閹黨鬥爭的前台，每議事“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閹黨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軋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環伺公門，思坐以不法”，但終因袁可立素享清望抓不到任何把柄而未果，閹黨終“而無可乘借”。
睢州袁可立府第崇禎即位後，戰事日急，“己巳，虜薄都城。公條上方略，密緻當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議，袁可立皆謝絕不出。雖有輔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絕意仕進，屢以起廢推轂於銓曹，公淡然弗屑也。”“及撫按薦牘屢騰，而公雅尚高潔，其視一官若敝屣也!”“不於毛帥、魏璫之時，得行其意，展布四體，韓范之業，豈顧問哉！”“公乞骨骸者七，辭銜者三，熹廟不能留，魏黨不能奪，一時難進易退之高風，真可洗滿朝稱功頌德之穢氣。”
可立剛直成性，再削再廢，於遼戰最急之時棄置於家，所用未盡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
其門生故吏節烈者獨多，即在朝亦為清流。黃道周撰有《節寰袁公傳》，以文章風節高天下，綱常萬古，節義千秋。門生倪元璐官戶部尚書，曾作《袁節寰大司馬像贊》。劉理順為崇禎七年狀元，親赴睢州督理“袁尚書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禎死煤山，倪劉二公雙雙殉國，並僕從十數人，壯烈為亘古未見。王鐸親為袁撰寫神道碑和墓志銘。高攀龍為東林黨首，為袁可立同年知交。繆昌期、周道登，俱與袁可立交從過密。袁可立與孫承宗共議戰守，出鎮登萊，滿人蜷伏。戶部尚書李汝華，與袁可立同鄉，子孫數代延世交好，為睢州美談。
董其昌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題《袁可立像》曰“忠誠乾國，正直立朝”，並以八十一歲高齡親撰《節寰袁公行狀》：“嗚呼哀哉！念其昌與公同舉於蘭陽陸宗伯（陸樹聲）先生之門。……雖天涯契闊，合併恆難。要以風義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以閹黨柄權，二公相繼請告歸。袁可立三周年祭日前夕，董其昌無疾而卒。
袁可立詩文手跡刻石天啟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將離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數年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睢陽袁可立為撫軍，時飲樓上，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成為中國古代罕見的“海市”實錄。字由董其昌書寫，溫如玉刻石，成珠聯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縣圖書館館長劉學升將這一珍貴石刻複製於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歸故土，傳為睢陽文化佳話。
袁可立“生平於書無所不窺，旁及書畫，真草秀潤流麗，隸書風骨道勁。而畫梅蒼古，則趙孟頫也。”“兼以早善筆禮，真、行、草、隸皆有古人風致。復工畫梅，棱桿如抽鐵。”至今在蓬萊閣蘇公祠內留有其詩文手跡刻石，其骨力透穿石，與其人品相得益彰。
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爭中是堅定的主戰派將領，成功策反奴婿劉愛塔，強烈反對與後金“議和”，而建州之事是滿清統治者之大忌，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清乾隆四十二年，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袁可立的《節寰袁公行狀》，滿人以所謂有“詆斥滿洲語句”，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直到清光緒十七年（1891），“袁尚書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為藉口強行拆毀。
金陵陷落後，其子袁樞當四十五歲，秉父志“死忠死孝”不仕滿清，抑鬱絕食數日而卒。因為其保城有功，睢州人屢請，直拖到死後六十年才得以被清代地方官府入祀鄉賢祠。“袁氏自司馬至賦誠、賦諶三世矣，詩學盡其家傳雲”。
天子賜祭悼首輔撰銘文
司馬亭袁可立和況鍾、海瑞、于成龍、林則徐等崇祀蘇州府名宦祠和登州府名宦祠，既是明清兩代眾多蘇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祀的一位，又是明代登萊十四任巡撫中唯一被特祀的一位，併入家鄉睢州鄉賢祠春秋致祭。崇禎帝在袁尚書府第前街衢之中修東西過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規模高大，雕工精巧，額字亦佳，分列縣公署兩旁”，可謂盛典。
首輔孔貞運指出：“使天假數年,則公將奮謀決策,焚冒頓之虎落,犁老上之龍庭,以抒我皇上東顧之憂。”對扶危定傾的袁可立來說是中肯而貼切的。
其府第後院“藏書樓”下為許定國刺殺南明大將高傑處。
2014年6月，河南省文物局暨睢縣政府對袁可立的別業袁家山開始自建山400年來最大規模的周邊環境治理和維護工作，2016年4月袁可立事跡研討會在睢縣召開，而被滿清刻意忽略的明末名臣袁可立及其相關歷史的研究也從此走上了一個新台階。
著作
著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韻學要覽》、《古詩選》、《評選古唐詩》等。
評價
孫承宗：“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
首輔孔貞運：“屢以起廢推轂於銓曹，公淡然弗屑也。”
首輔孔貞運：“悲夫！公郎中而霽外，宏摹而密理。其治獄多陰德，肺石無寃，似於定國。其不事風采，至犯令抵罪者，雖寵近必行，似歐陽永叔。其奏議剴切有當，帝心似陸，宣公至若決策，擊賊蹙之遠徙，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客兵盡汰，所過雞犬不擾，則李西平三代之師也！入虎穴焚島巢，則主濟樓船之水軍也！”
首輔孔貞運：“孰使十六年來，海無傳烽，亭有臥鼓，則惟公之賜。使天假數年，則公將奮謀決策，焚冒頓之虎落，犁老上之龍庭，以抒我皇上東顧之憂。而今已矣，惜哉！”
禮部尚書董其昌：“都察院右僉都御使巡撫登萊備兵防海贊理兵餉，建威消盟，紀功盟府，有文蟒朱提之賜。又以平蓮妖功晉秩少司馬，榮寵甚盛。”
禮部尚書董其昌：“嗚呼！公才兼數器，心運四慮。藉令一再出，不於毛帥、魏璫之世，得獨任行意，展布四體，韓、范功名，豈顧問哉！且建功名之心，不勝其護惜節氣之心。”
禮部尚書董其昌：“善刀而藏，見機勇退。試考當年，後公秉鉞同公佐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松柏讓貞，嵩華比重已。”
禮部尚書董其昌：“公本儉素養福，而當其振窮閔乏，以身為溪谷，則寒陋者愧。本剛直不回，而當其獎善，覆過以口為羽翅，則溪刻者愧。本肝膽論交，而當其秉道疾邪，以筆為誅討，則比非植黨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藝事，而韜藏深遠，則炫長者愧。”
泰昌皇帝朱常洛：“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
天啟皇帝朱由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為憲於萬邦。”
民族英雄黃道周說：“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
民族英雄黃道周：“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
名士陳繼儒：“公乞骨骸者七，辭銜者三。熹廟不能留，魏黨不能奪，一時難進易退之高風，真可洗滿朝稱功頌德之穢氣。”
名士陳繼儒：“生死無暇，榮哀兼備，蓋先朝之寶臣，而亦後來學士大夫出處之榜樣也。”
名士陳繼儒：“公司理吳中，執簡柱下，上書忤當路，削籍二十六載。登朝十有二年，剔歷卿寺，節撫登萊。感激上恩，慷慨時事，議收遼左之殘兵，汛掃鄒藤之妖黨，乘風縱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設伏夜戰而憤兵之營壘撥。”
家族
先祖
始祖袁榮，安徽鳳陽府潁州(今阜陽)人，於明洪武二年以武功仕睢陽衛，後代世襲衛百戶，稱睢州東關“百戶侯”，遂家於睢州，生子亨、義、宏。二世宏、三世傑、四世林。五世錦，官陝西韓城縣教諭。自此“振振森森，書香不絕”。六世永綬、永康，永康生江、淮、河、洛、渭，七世淮即袁可立之父。三世皆以可立貴，稱“三世司馬”。八世可立，累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世稱其族“睢陽尚書袁氏”。(《河南通志稿·睢縣》：“睢袁氏有兩族，大司馬可立裔為‘尚書袁’，指揮裔為‘兵馬袁’，並非一家也！”)。
兒子
袁可立別業故景袁樞：字伯應，號環中，又號石窩(一作“寓”)。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善騎射，有邊才，工詩賦，為明末書畫及收藏鑑賞大家，曾藏有《瀟湘圖》、《夏山圖》、《蕭翼賺蘭亭圖》、《層岩叢樹圖》、《秋山圖》、《山陰圖》、宋《松桂堂帖》等，藏品流散天涯不為世所知者殊多。張庚《國朝畫征錄》卷首列傳。明亡抑鬱絕食而死。
女兒
三人：無名，皆稱“袁氏”。都嫁給了當時的名士。
孫子
1.袁賦誠：知名守令，載《碑傳集》。
2.袁賦諶：蘊借善收藏。
3.袁賦諴，早卒。
藝術形象
電影《神探袁可立》、電視劇《大明睢陽袁可立》等。
歷史遺蹟
袁尚書墓
今袁可立墓舊址袁家山
袁家山又名小蓬萊，呂祖廟，是一處全國罕見的明代船形建築群，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