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黨差別
洛黨的政見，與王安石多有異同。他們也像王安石那樣，主張以理想來改造現實，他們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謂“王道”的典範唐虞三代。不僅在理想方面，在具體主張方面也是這樣。比如王安石以為：“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程顥則以為：“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在這一點上，兩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顥曾上神宗書，其中有關井田、兵歸於農、帝王必立師傅等等的主張，也多與王安石一致。熙寧二年程顥參與考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就是因為有相同認識的基礎。洛黨與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黨偏重人。程子曾說：“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這是兩者顯著的不同處。
蜀黨對政事的看法較洛黨柔軟，言事論理不執於一端，所以他們並不強調某種理念，也不認為某種制度獨勝。而兩黨領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現了不同。比如洛黨領袖程頤“不欲為閒言語”，援古句“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說作詩是浪費生命，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個字上”。蜀黨領袖蘇軾則極好詞采，以為“世間樂事無逾此者”。頤嚴肅有餘，完全沒有幽默感，軾則是在詩文書畫諸方面都極顯才華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潑”的成分也較多。
朔黨不同於洛黨之處，在於朔黨多為實務派官員，所以較重經驗。王安石與洛黨都喜歡講唐虞，講三代，講“王霸之辨”，而朔黨不講。不講三代那樣玄遠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與洛黨看不起的漢唐經驗，主張通過權衡漢唐的利弊，來進行逐步的改良。激進派對這樣的“實際”主張不以為然，以為這樣的主張行之於平穩治世，也許是得策，但用之於大變革時期未免緩不濟急。就如程顥對司馬光自比“人參、甘草”所說：“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司馬光在元佑時盡反熙豐，“人參甘草”成了“烈藥”。）
洛蜀朔三黨，不同處本來很多，只是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走到了一起。維護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驅除出朝廷，他們便不能相安於一朝。所謂“既交惡，其黨迭相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