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派
李玉與“一人永占”明末清初，在蘇州這個戲劇創作和演出的中心城市，出現了一群平民專業劇作家，較為著名的有李玉、朱佐朝（代表作《漁家樂》）、朱素臣（代表作《十五貫》）、葉雉斐（代表作《琥珀匙》）等。他們相互往還密切，有時合作創作劇本，有時共同切磋曲律，在市民生活的土壤和文化氛圍中，形成了創作傾向和藝術風格大致相近的戲曲流派，後人稱之為蘇州派。
蘇州派戲曲在題材上跳出了寫兒女私情的狹隘圈子，貼近世俗人生，關注時事政治；在思想上揭露黑暗現實較為有力，具有鮮明的倫理教化指向；在人物塑造上，富於平民色彩，許多下層人物以正面形象活躍在舞台上。
在藝術上，蘇州派戲劇家能緊密結合舞台實際，戲劇衝突緊張、集中，結構周密、緊湊，熟諳音律，曲辭通俗，演出效果好。蘇州派以其成功的創作實踐推動了戲曲藝術向深度和廣度發展。
蘇州派人物
李玉，字玄玉，一作元玉，號蘇門嘯侶，又號一笠庵主人，吳縣(今屬江蘇)人，生卒年不詳，約生於明萬曆末年，卒於清康熙前期。李玉出身低賤，其父親是萬曆時權相申時行的家人，從散落在作品題署序跋和文人的一些筆記里可以看出這點。如焦循《劇說》卷四記載云：“元玉系申相國家人，為孫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園著傳奇以抒其憤，而‘一人永占’尤盛傳於時。其《一捧雪》極為奴婢吐氣，而開首即云：‘裘馬豪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同有在也!”在李玉之前或之後的崑曲傳奇作家的身份都不如李玉這般，他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改變自己的命運。李玉就曾經因為申時行的兒子申用懋的原因不能參加科考，因此即使有過人的才智，他也只能默默無聞。只是等申時行下台後，擺脫了奴婢身份的束縛，雖已屆晚年，但還是參加鄉試，中了個副車。不過易代之難轉瞬降臨，他只好和眾多的明朝遺民一樣忍受著亡國帶來的精神創傷。這也成就了李玉作品中的思想深度和強烈的時代精神。 李玉是蘇州派的的領袖，也是明清傳奇作家中寫作劇本及存留劇本最多的作家，現存完整的有18種。李玉的劇作可以明朝滅亡為界，分為前後期。前期作品以描寫人情世態為主要內容，最負盛名的是崇禎年間刊刻的《一笠庵四種曲》，亦即《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合稱“一人永占”。後期作品較多的是描寫歷史上的政治鬥爭或直接從明末蘇州的現實生活中取材，代表作有《千鍾祿》、《萬里緣》等，其中《清忠譜》成就最高。
李玉一生創作的戲曲劇本很多，有名目的計為四十二種，有傳本的為十八種：《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牛頭山》《太平錢》《眉山秀》《兩鬚眉》《清忠譜》《千鍾祿》《萬里圓》《麒麟閣》《七國記》《昊天塔》《風雲會》《五高風》《連城璧》《一品爵》，其中，《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合稱為“一人永占”，憑這四部作品，李玉飲譽明末劇壇。其餘的十四種，應該是入清後的作品。李玉劇作傳播很廣，每有新的作品脫稿，各戲班即爭著趕排上演。馮夢龍在《墨憨齋重訂永團圓傳奇敘》記述：一笠庵穎資巧思，善於布景……初編《人獸關》盛行，優人每獲異稿，競購新劇，甫屬草，便攘以去。 錢謙益《眉山秀題詞》說： 元玉言詞滿天下，每一紙落，雞林好事者爭被管弦。如達夫、呂齡，聲高當代。酒樓諸妓，成歌其詩。可見梨園弟子對他作品的喜愛。
明中葉時，文人士大夫介入崑曲創作並成為其主力後，劇作家創作崑曲被看作是與詩歌、音樂、美術等文藝種類相同的一種創作形式，並不是一種謀生手段，只是他們茶餘飯後的愛好。但李玉及其他蘇州派作家們卻不一樣，他們入清後了無社會地位，只能成為職業劇作家。這樣一來，崑曲創作的性質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崑曲創作從文人把玩的案頭創作一轉而成為了具有商業性的行為，成為商品流通中生產(創作)、銷售(演出)的環節之一。職業劇作家的出現對崑曲藝術的發展來說很重要，它還原了戲曲作為的商品屬性，劇本創作不再考較是否符合自己的個人喜好，而要考慮觀眾的欣賞需求以及戲班演出的實際情況，作品與平民觀眾的欣賞趣味靠得更近。如李玉塑造了一系列下層人物的形象，如《萬民安》里的織匠葛成、《清忠譜》里的五義士和市井無賴、《占花魁》里的賣油郎、《一捧雪》里的裱褙匠湯勤，《人獸關》里的桂薪等等，這群人有善有惡，既有講求情義者也有忘恩負義者，關鍵是這些人就生活在觀眾周圍，是最為平常、最為熟悉的一群人。李玉選擇他們作為表現對象進行表現，則是拉近了與日常百姓生活的距離，無論是褒或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首先縮短崑曲與平民百姓的距離。這種距離的縮短意味著崑曲藝術在向民間、向舞台的回歸。
一捧雪《一捧雪》寫湯勤逢迎權奸嚴世蕃，獻計謀奪莫懷古的玉杯“一捧雪”，致使莫懷古家破人亡。湯勤原本是一個裱褙匠，流落江湖，幾乎餓死，幸虧遇到寬厚的莫懷古給予救助，將他尊為座上客。但湯勤“陰險千般，存心刻毒”，為了攀結嚴世蕃謀取榮華富貴，竟不惜出賣恩友，以怨報德，並處心積慮地為嚴世蕃獻計“搜邸”、“遣尉”、“審頭”，必欲將莫懷古置之死地而後快。莫懷古的僕人莫誠替主赴死，莫的侍妾雪艷將湯勤刺死後自盡。後莫懷古由戚繼光救護，冤屈終得以昭雪。劇中著力刻畫了賣友求榮的湯勤、替主代戮的莫誠、刺湯復仇的雪艷等人的形象，熱情歌頌了義僕莫成的代主而亡、婢妾雪艷的殺賊自盡和友人戚繼光的為友仗義，嚴厲鞭撻了奸詐小人湯勤的忘恩負義、損人利已，從而形成全劇“義”與“不義”兩種倫理觀念的激烈衝突，強化了作者勸善懲惡、拯救世風的創作意圖。此劇歷來盛演不衰，至今《搜杯代戮》《審頭刺湯》等出仍是崑曲常演的保留劇目。
《清忠譜》是李玉的代表作，它真實反映明天啟六年發牛在蘇州的一場由市民和東林黨人共同反對魏忠賢閹黨的市民民眾運動，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時代氣息。尤其是它第一次將普通市民作為戲劇主人公．頌揚了百姓中的抗暴英雄，對後世的歷史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萬民安》已經失傳，亦衍明代末葉蘇州實事，系根據明萬曆二十九年織匠葛成領導的蘇州市民抗捐鬥爭的史實編寫。據《曲海總目提要》，作者把“傭工織匠”葛成當作主要人物來塑造，並對他領導的抗捐鬥爭、擊斃稅監孫隆屬吏黃建節的行為加以頌揚。作品正面歌頌的是“機戶中傭工織匠”，忠實反映的是市民民眾運動，表現了作者強烈的民主意識，成為戲曲史上第一個反映工人鬥爭的劇作。
在崑曲舞台上演出的李玉李玉的劇作取材廣泛，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明清易代的現實。如抒發了對滿清統治者的憤懣，寄託故國之思的《千忠戮》。該傳奇一方面通過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後，大肆殺戮前朝舊臣，建文君臣各自逃生的情節，隱喻清兵南下，給社會造成的動亂和災難；另一方面，塑造了程濟、吳學成、朱景光、方孝孺等為建文帝盡忠的忠臣形象，表達了自己對那些堅持氣節的明朝舊臣的傾慕，寄託了自己的民族感情。有借對歷史上民族矛盾的描寫來反映清初滿漢之間的矛盾的作品，如《牛頭山》寫岳飛抗擊金兵的故事，《昊天塔》寫楊家將抗擊遼兵入侵的故事。在這些劇作中，通過對岳飛、楊家將等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精忠報國、英勇抗擊外族入侵的歌頌，表達民族意識，激勵愛國熱情，鼓舞漢族人民起來反抗外族的統治。更有描寫青年男女愛情的劇作，如《占花魁》、《眉山秀》、《千里舟》、《意中人》、《羅天醮》等都是寫男女愛情故事的。在這些劇作中，李玉描寫了青年男女相互愛慕，堅貞不渝，歷經波折和磨難，終成姻眷。與前代劇作家所作的愛情劇相比，李玉在這些以愛情為題材的劇作中，也增加了新的時代色彩，即表達了市民階層的愛情與婚姻觀念，如《占花魁》中的賣油郎秦鍾與歌妓莘瑤琴，他們不計名利，真誠相愛，追求誠摯的愛情。
李玉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作家。在李玉以前，已經有戲曲家以戲曲來反映社會現實，如梁辰魚的《浣紗記》和王世貞的《鳴鳳記》即是兩部反映現實的歷史劇與時事劇而李玉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這一傳統，把歷史劇和時事劇的創作發展到了新的高度，無論在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是在藝術形式上，李玉都比以前的歷史劇和時事劇創作有了新的發展。並且給當時及後來的戲曲作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他的影響下，其他蘇州派作家也都創作了一批反映社會現實的歷史劇和時事劇。清代中葉《長生殿》和《桃花扇》的產生，也與李玉的影響有關。
蘇州派除李玉外，其他還有朱佐朝、朱素臣、張大復、葉時章、畢魏、朱雲從、盛際時、陳二白、丘園等人。
作家創作
以李玉為首的蘇州派繼承了以沈璟為首的吳江派的創作傳統，在沈璟構築的本色化的市井舞台上，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市民題材。在他們的作品中，市民形象琳琅滿目，如《一捧雪》中的莫成、湯勤，《清忠譜》中的顏佩韋，《萬民安》中的葛成，《翡翠園》中的王饅頭、趙翠兒，《未央天》中的馬義、臧婆，《雙熊夢》中的熊友蘭、熊友蕙、婁阿鼠，《聚寶盆》中的沈萬三，《艷雲亭》中的諸葛暗，《漁家樂》中的鄔飛霞，《虎囊彈》中的魯智深，《琥珀匙》中的金髯翁，《雙官誥》中的碧蓮，《三報恩》中的鮮于同等等，無不栩栩如生。蘇州派劇作家的作品在塑造市民形象的同時，竭力地張揚了市民精神，李玉甚至把發生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葛成為首的蘇州絲織工人暴動寫成傳奇《萬民安》，把民眾鬥爭的場面搬上了舞台；稍後又把蘇州市民為聲援東林黨人周順昌而舉行的大罷市寫成《清忠譜》，塑造了顏佩韋、沈揚、馬傑、周文元、楊念如這些氣貫長虹的市民形象。
然而，在蘇州派劇作家身上，同樣有著深深的時代烙印。他們雖然是市民作家，他們的作品在竭力張揚市民精神的同時，卻不自覺地流露了濃郁的貴族意識。蘇州派劇作家的精神世界從本質上沒有能夠跳出儒家的道德範疇，因而他們一方面張揚市民精神，對於市民世界中有悖儒家道德的世風又同時予以了充分鞭撻。蘇州派劇作家還創作了一批歷史劇，意在通過歷史劇總結明亡教訓，在他們看來，明之所以亡，主要在於諸如忠孝節義的貴族精神的萎縮與喪失，他們鞭撻墮落的世風，目的也在於把貴族精神引進市民社會。像《萬民安》這樣的傳奇，作者一方面歌頌了領導暴動的工人領袖葛成，他最後被問成大辟，然臨刑地震，作者要以天怒人怨來警示貴族統治者之缺仁少義，而葛成之所以值得歌頌，是因為“一人倡義”，贏得了“萬民安枕”。可見，在蘇州派劇作家那裡，“義”成為了聯結貴族意識與市民精神的紐帶。
蘇州派劇作家朱素臣在《十五貫》中刻畫了蘇州太守況鍾的形象，況鍾為了昭雪平民冤案，毅然連夜“見都”，他還搬出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訓導作為犯上的庇護。況鍾的民本思想，無疑是《十五貫》最具民主色彩的部分。他甚至願以烏紗為質，以實踐其民本的追求。蘇州派的另一位劇作家朱佐朝在他的傳奇《吉慶圖》中塑造了兵部尚書王成的形象，他大義滅親，判了誤傷平民的親生兒子死刑。蘇州派劇作家通過況鍾、王成這樣一批士大夫形象的塑造，在褒揚貴族精神的同時，宣揚了新興市民階層的理想。市民階層並不奢望與貴族平等，但希望有一個保障基本人權的公正執法的生存環境。貴族的“仁”和市民的“義”是避免社會動亂，打造和諧社會的基本因素。
蘇州派劇作家群體的出現，是明末清初蘇州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中的一種人文現象。貴族和市民的精神意識在改朝換代的大風大浪中不斷碰撞、消長，蘇州派劇作家以其低微的社會出身和對貴族傳統道德的崇尚，以其“既富才情，又嫻音律”的藝術素質，“上窮典雅”而“下漁稗乘”，從而進一步推動了雅和俗的共處進程。蘇州派劇作家大多精於音律，他們既守音律，但又不拘泥於音律程式，在他們的作品中，音律完全是為了適應新的戲劇結構和劇情所需要的情緒節奏。因而蘇州派的傳奇情節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不僅文采卓著，又諳於舞台規律，可讀可演，既為讀者喜愛，更深受職業戲班的歡迎，尤其是李玉的傳奇，常常出現優人“競購新劇，甫屬草，便攘以去”（馮夢龍《墨憨齋重訂永團圓傳奇敘》）的盛況。
吳江派沈璟作為士大夫，以本色論為市民審美理想代言；蘇州派李玉作為市民，在竭力捕捉市民生活題材的同時又熱衷於維護貴族精神。總之，在士大夫主宰藝術的時期，就不能沒有沈璟，在壓倒多數的市民觀眾擁抱崑曲的時候又出現了李玉，蘇州的歷史老人執導的喜劇，總是在高潮來臨之際適時地推出稱職的角兒登場。崑曲“家歌戶唱”的奇蹟，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蘇州社會發展和人文積澱的必然碩果。中國崑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曾出現了四個流派，即崑山派、吳江派、臨川派和蘇州派，而其中有三個流派產生在蘇州。崑曲正是在崑山派、吳江派、蘇州派等流派不斷碰撞、修正、發展中迎來了雅俗共賞的新紀元。這也正是崑曲流派的魅力所在。
蘇州派作家們創作的題材十分廣泛，跳出了前期文人士大夫多寫才子佳人戲的窠臼，轉而取材於時事或近代史實，風格普遍具有雄偉的氣概、悲怨的情懷、開闊的眼界、謹嚴的格局。他們的劇作結構緊湊，不為舊格局所束，較少冗長散漫的毛病。在崑曲創作出現案頭化、典雅化的風氣，他們的創作卻堅持為“場上”寫戲，適於舞台演出，受到觀眾的普遍歡迎。他們既不同於舞文弄墨的案頭作家，也不同於斤斤音律的吳江派曲師，而是將作品與劇場藝術緊密結合起來，主動地適應觀眾的藝術欣賞需要，講究情節曲折，內容豐富，矛盾衝突尖銳突出，人物性格鮮明生動，賓白曲文本色抒情。特別是在關目安排、場面調度、服飾造型、舞台裝置等設計，也務求符合舞台藝術規律。雖然他們的劇本在文凋上各具機杼，有時也作幾句典雅之詞，但大體順達曉暢、明白易懂。因此，他們的作品能夠流行於歌場，或傳播到他地改調歌之。清代一些根據劇場常演劇目編輯的戲曲選集，如《綴白裘》《納書楹曲譜》等，都大量收錄蘇州作家群的劇目，這正說明了人民民眾對他們作品的喜愛。
發展
崑曲傳奇發展到清朝前期文風大變，從明代的文辭華靡逐漸趨向於本色，這種變化在蘇州派的作品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尤其在李漁的作品中更為突出，更值得一提的是，李漁不僅有戲曲創作和演出的實踐，而且提出了系統的戲曲理論，對於戲曲從案頭到場上的轉變提供了更多可以參照的準則。
李漁的創作十分勤奮活躍，在杭州的十年時間裡先後寫了《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玉搔頭》等傳奇和《無聲戲》、《十二樓》等小說，往往十幾天便成一劇，有時甚至邊寫邊交付戲班排演。所編撰的戲曲、小說深受廣大下層民眾的歡迎，十分暢銷，幾經刊印，四方流傳。李漁的名字也為民眾所熟悉，書商為了牟利，都爭相翻刻李漁的戲曲與小說，李漁甚至不得不為此四處奔波交涉。由於當時南京的翻刻者最多，故李漁於1657年前後，便移家南京，在南京建設了芥子園，為防止別人私自翻刻他的作品，李漁在家門口開了一家書鋪，並也以“芥子園”命名。除刊印自己的作品外，還刊印其他的暢銷書，如《芥子園畫譜》、《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此後，他完成了《慎鸞交》等三部劇作，並且還組織了一部由家姬為主要成員的戲班，自任導演．到各地演出，以此維持生計。清康熙十五年(1677年)，李漁又回到杭州，三年後，康熙十九年(1680年)農曆正月十三日，李漁在貧病交困中去世。 李漁著作頗多，詩文雜著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小說有《十二樓》、《無聲戲》等，戲曲有《憐香伴》、《奈何天》、《比目魚》、《蜃中樓》、《風箏誤》、《慎鸞交》、《凰求鳳》、《巧團圓》、《玉搔頭》、《意中緣》等10種，合稱《笠翁十種曲》。戲曲論著有《閒情偶寄》，後人將其中的《詞曲部》、《演習部》單獨刊行，題作《李笠翁曲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