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薩爾瓦多·吉列爾莫·阿連德·戈森斯,1908年6月26日出生於智利瓦爾帕萊索大區瓦爾帕萊索省瓦爾帕萊索市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其父薩爾瓦多·阿連德·卡斯楚是土生白人後裔,是一名律師,也是共濟會成員。其母蘿拉·戈森斯·烏里韋是比利時移民後裔,信奉天主教,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是家中第三個孩子,由於他的兄長阿爾弗雷多和姐姐伊莉絲早亡,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成為家中的長子,同時也是家裡唯一的兒子,他還有一個妹妹,名字叫蘿拉(出生於1911年)。
阿連德8歲時全家搬往伊基克,1918年阿連德曾短暫的在聖地亞哥的智利國家學院就讀,之後他在瓦爾迪維亞的公立中學學習,1921年阿連德返回瓦爾帕萊索並就讀於當地的愛德華多·巴拉中學,1924年從中學畢業,中學學習期間的阿連德始終協助父親進行律師工作。 中學學習期間,阿連德的政治觀點深受移居智利的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胡安·德馬爾契(Juan De Marchi)的影響,阿連德在他的影響下,閱讀了一些關於德國哲學和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的著作,首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少年時代的阿連德目睹了智利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勞資矛盾此起彼伏,逐漸產生了改變不合理社會現狀的想法。
阿連德中學畢業後服兵役一年,在駐守塔克納的騎兵團服役,阿連德1926年進入智利大學醫學系學習,1933年大學畢業,畢業時發表博士論文《精神衛生學與犯罪行為》,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阿連德在青年時代受到社會主義和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影響,在智利大學學習時便從事政治活動,他閱讀過卡爾·馬克思、列寧和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 積極參加和領導學生運動並成為學生運動的領導人。1931年,阿連德領導學生罷課,參加街頭示威以反對卡洛斯·伊瓦涅斯·德爾·坎波總統的獨裁統治,不幸被捕入獄,政治犯特赦時他才被釋放,1932年,阿連德因抗議推翻存在僅12天的智利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而被政府監禁。在同年另一次大赦中,他在被釋放之前獲準參加父親的葬禮,並在葬禮上發誓要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從政生涯
任職經歷
阿連德1932年~1936年在瓦爾帕萊索和蒙特港等地的醫院工作,擔任醫生,1933年,阿連德參與創建了智利社會黨,並成為該黨瓦爾帕萊索支部的負責人,1934年任社會黨瓦爾帕萊索支部秘書,1935年阿連德加入瓦爾帕萊索醫療委員會,同年他還出任《智利醫療報》和《社會醫學雜誌》的編輯,並加入了共濟會。阿連德從醫期間,萌生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他認為:只有革命性的民主社會主義,才能解決智利面臨的問題。
阿連德1937年作為瓦爾帕萊索省和基略塔省代表當選為眾議員,1937年~1939年任瓦爾帕萊索黨支部秘書長,1938年,德國發生“水晶之夜”事件後,阿連德向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發電報,譴責納粹的反猶太人活動,1939年出版著作《智利社會—醫治現實》,1939年9月28日~1942年4月2日任佩德羅·阿吉雷·塞爾達政府的衛生和社會福利部長,任職期間他竭力遊說議會通過工人安全法,建立起婦女保護體系,頒布了學校免費午餐制度,並創立了智利國家衛生局。
阿連德1943年~1944年擔任智利社會黨總書記,任總書記期間,提出與智利共產黨結成聯盟的主張,阿連德在1945年作為瓦爾迪維亞省、延基韋省、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麥哲倫省代表第一次當選為參議員、1953年作為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代表第二次當選為參議員、1961年作為阿空加瓜省和瓦爾帕萊索省代表第三次當選為參議員、1969年作為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麥哲倫省的代表第四次當選為參議員,阿連德自1945年起,一共當了25年參議員,1966年12月27日,阿連德當選並正式就任參議院議長,任期至1969年5月15日。
1948年,在美國政府和美資銅礦公司的壓力下,智利總統加夫列爾·岡薩雷斯·魏地拉制定了《保衛民主法》,宣布智利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並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斷交。阿連德強烈譴責了岡薩雷斯·魏地拉總統的做法,將其斥之為“智利的麥卡錫主義”。
對外交往
阿連德在擔任參議員期間,曾多次出國訪問或遊歷,1954年,阿連德率領“智利—中國文化協會”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會見了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還旁聽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國家主席並通過國家憲法的全體會議。阿連德說他對那次訪問“印象深刻,記憶猶新,不會磨滅”。通過訪問,阿連德同我國第一代國家領導人建立了親密的私人友誼。訪華後,阿連德擔任智利—中國文化協會主席達5年,在這個組織里做了大量工作,並多次在議會中呼籲智利政府與中國台灣當局斷交,承認新中國。
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後,阿連德訪問古巴,會見了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楚,1965年他第二次出訪古巴,同時出訪了部分歐洲國家,1967年,阿連德前往蘇聯,出席了十月革命50周年的紀念活動,會見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等蘇聯領導人。 至1969年,阿連德已經訪問了古巴、墨西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和高棉等國,會見了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楚、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和高棉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等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
三次競選總統
1952年9月4日,阿連德作為智利社會黨的候選人首次參加總統大選,他獲得51975張選票,僅占選票總數的5.45%,負於卡洛斯·伊瓦涅斯·德爾·坎波,阿連德在所有總統候選人中墊底,1958年9月4日,阿連德作為左派聯盟—人民行動陣線的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獲得356493張選票,占28.9%,居第二位,由於當年選舉中沒有候選人獲得絕對多數選票,根據智利憲法規定,在總統候選人沒有獲得半數以上選票的情況下,從得票最多的兩人中由議會通過投票選舉來決定總統人選,簡單多數即可獲勝,阿連德在議會投票中負於獨立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羅德里格斯(議會投票中阿連德獲26票,亞歷山德里獲得147票),再次落選;1964年9月4日,阿連德作為左派聯盟—人民行動陣線第三次參加總統競選,獲得977902張選票,約占選票總數的38.93%,敗給了基督教民主黨人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獲得1409012張選票,占總票數的56.09%)領導的中立派聯盟。
當選總統
成功當選
1970年智利總統大選時,以智利社會黨和共產黨為主,聯合激進黨、人民行動運動、社會民主黨和獨立人民行動共同組成了人民團結陣線,阿連德被推舉為人民陣線的總統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這是阿連德第四次參加總統競選。人民團結陣線在其競選綱領中指出:“智利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依附於帝國主義國家,並被資產階級集團所控制。”基督教民主黨政府不過“是為國內外資本主義服務的資產階級政府”,它所進行的改革“只造成了經濟停滯、生活費用上升和嚴厲鎮壓民眾”。要根本解決智利存在的問題,必須要走“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人民團結陣線提出的施政綱領是:擺脫外國資本主義的控制以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加強和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進行全面的土地改革;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重建智利的經濟和政府,以便過渡到社會主義。
1970年9月4日,智利大選的結果公布,在第一輪中沒有候選人人超過半數,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拉米多羅·托米奇得票獲得824849張選票,占總票數的28.08%,人民團結陣線候選人阿連德獲得1075616張選票,占總票數的36.63%,民族黨(由保守黨和自由黨於1966年合併成立)支持的獨立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羅德里格斯獲得1036278張選票,占總票數的35.29%。根據智利憲法規定,在總統候選人沒有獲得半數以上選票的情況下,在得票最多的兩人中由議會通過投票選舉來決定總統人選,簡單多數即可獲勝。
阿連德熱衷於馬克思主義,公開批評資本主義,致力於社會主義改革。美國在智利擁有實質性的經濟利益,一旦社會主義者執政,一些美國的大公司就有可能被智利政府國有化或沒收。美國擔心智利會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加入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因此阿連德在美國政府中不受歡迎。
第二輪大選開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聯繫即將卸任的智利總統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希望他能說服他所在的智利基督教民主黨在國會投票中支持民族黨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羅德里格斯。按這一計畫,亞歷山德里在就任總統後將會立即辭職,並舉行新一屆總統選舉。弗雷就能夠合法地再次競選總統(智利憲法不允許同一人“連續”擔任兩屆總統,但對非連續的當選沒有限制),按照當時形勢,亞歷山德里應該能夠輕鬆擊敗阿連德。
美國政府及智利一些右派集團力圖阻止阿連德當選,在進行二輪大選前夕暗殺了智利武裝部隊總司令雷內·施耐德(施耐德主張反對軍人干政),這件事使智利民眾和基督教民主黨極為震驚。之後基督教民主黨決定支持阿連德當選,但向阿連德提出了“憲法保證條例”,作為在議會選舉中支持他的條件。其主要內容是:阿連德政府執政以後一切活動必須嚴格遵守憲法,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不能破壞憲法的任何條文;必須尊重軍隊和國家警察的原有體制、等級制,不得建立同國家軍隊和警察相平行的武裝組織,不得任意沒收新聞媒體等。阿連德接受了“憲法保證條例”,智利共產黨也保證要在資產階級法律範圍內行事。
在議會投票中,基督教民主黨支持人民團結陣線的阿連德,從而保證了阿連德的勝利,阿連德在議會選舉中獲勝,擊敗獨立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在議會選舉中,阿連德獲153票,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獲35票)。 1970年11月3日,阿連德正式就任智利總統,成為智利乃至拉丁美洲歷史上第一位通過競選獲勝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總統。
理論主張
阿連德的理論主張有:1,通過選舉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智利人民團結陣線的具體法案是:首先,以選舉獲得行政權;第二步,以選舉贏得議會多數,掌握立法權;第三步,進行社會經濟結構的改革,實現政權的社會主義化。2,在資本主義法制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變革;3,多元化的社會結構;薩爾瓦多·阿連德在1971年5月向國會提出的第一個總統咨文中,提出要在智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樣式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多元化是馬克思主義前輩預言過,但是沒有具體實現的革命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新的方式,主張要“在民主、多元化,特別是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中過渡到社會主義。”智利人民團結陣線所主張的多元化包括:建立多黨制政府,允許多元化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建立多元化的經濟成分--------即以以公有制為主,公有制、合營和私有製成分並存。4,智利社會主義理論;智利社會主義,指薩爾瓦多·阿連德領導的智利人民團結陣線政府在智利推行的一套社會主義理論和進行的一場試驗。
為政舉措
阿連德當選總統後,明確表示智利實行社會主義,但不是使用暴力,也不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幫助,而是要用“紅葡萄酒和餡餅”來實現。他在就職演說中保證效忠於多元民主制,宣告“智利今天是地球上第一個負有使命要樹立第二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樣式的國家”;智利“要樹立第一個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樣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阿連德就職後成立了左翼黨派的聯合政府,由社會黨、共產黨和激進黨掌握政府各重要部門,並建議修改憲法,將兩院制的立法機構改為一院制。阿連德提出“智利將以爭取議會多數代替暴力革命”,使智利成為“第一個按照民主的、多元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為此,他在智利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運動。
國有化政策
第一,大規模實行國有化。阿連德政府為了擺脫外國壟斷資本對智利的剝削和控制,大力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將基本資源收歸國有,對外國和本國企業實行了國有化;改變經濟結構,建立國營、公私合營和私營三種所有制。1971年初,阿連德向議會提交了一份有關銅礦國有化的提案,7月11日議會一致通過這項提案,政府把原美國資本控制的銅、硝石、鐵礦和本國私人資本經營的煤礦等企業收歸國有,美國資本所控制的丘基卡馬塔、特尼恩特、薩爾瓦多、安第納、埃克索蒂卡等5個銅礦被收歸國有,同時宣布成立銅礦法庭,審理有關銅礦國有化後所引起的各種案件。智利人民為了紀念7月11日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把這一天稱為“民族尊嚴日”。到了1973年,國家已控制了500多家企業,90%的金融業,80%的出口和55%的進口貿易也由政府控制,阿連德政府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土地改革
第二,深化土地改革。阿連德政府加快土地改革進場,先後從4000多個大土地所有者手裡徵收800多萬公頃土地,建立國營農場,集體合作社,或直接把土地分給農戶。
社會改革
第三,實行一系列社會改革。阿連德政府為了提高社會生產率,下令工廠全日開工,把一班8小時制生產改為三班制生產,並擴大工人的參與權;加強了工會在計畫、經濟和社會機構中的地位,同時參與領導國有化企業。 阿連德政府還積極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改善社會福利,為消滅貧富懸殊、收入不均的現象,政府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資,所有工人的工資增加了35%~40%,發放各種補貼,改善醫療與婦女保健待遇,降低生活必需品價格等,改善基層民眾的多種社會福利,擴大社會保險,增建住宅,降低房租,為工農子女上學提供多種便利。
發展教育
第四,實行教育改革。阿連德執政期間,“在智利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政府提出:“整個社會關心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是國家社會結構改革的基本因素。因此,必須實行開放教育,使全國人民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都能自覺地擔負起建設新社會的責任。”為此,阿連德政府確定了教育改革的五大目標:第一,迅速掃除文盲;1971年,智利教育部發起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組織了大批志願人員奔赴農村和邊遠地區開展掃盲活動。除進行掃盲外,還進行基礎文化教育;第二,普及初等教育,使所有適齡兒童都能接受教育,使教育向民主化方向發展;第三,大力發展中、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使職業技術教育向普遍化、多樣化的方向發展;第四,加強非正規教育體系的發展;第五,改善教育工作者的待遇。
外交方面
第五,加強外交方面的獨立性。阿連德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堅持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主張裁軍和減少核武器;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鬥爭,加強智利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發展與這些國家的外交關係,阿連德1970年訪問委內瑞拉,會見委內瑞拉總統拉斐爾·卡爾德拉·羅德里格斯,1971年7月,阿連德總統訪問阿根廷,會見了阿根廷總統亞歷杭德羅·阿古斯丁·拉努塞,8月~9月,訪問哥倫比亞、厄瓜多和秘魯,會見了哥倫比亞總統米薩埃爾·帕斯特拉納·博雷羅、厄瓜多總統何塞·馬里亞·貝拉斯科·伊瓦拉和秘魯總統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1972年11月~12月,訪問墨西哥、美國、蘇聯和古巴,會見了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和墨西哥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阿爾瓦雷斯和古巴總統奧斯瓦爾多·多爾蒂科斯·托拉多和總理兼武裝部隊總司令菲德爾·卡斯楚等領導人, 1973年5月25日,參加阿根廷總統埃克托爾·何塞·坎波拉的就職典禮,阿連德與墨西哥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阿爾瓦雷斯、秘魯總統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和厄瓜多總統何塞·馬里亞·貝拉斯科·伊瓦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1970年12月15日,智利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後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始終正常發展,兩國政府在1971年~1973年間先後簽訂了貿易協定、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商品貸款協定、貿易支付協定和海運協定等,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在1971年10月25日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上,智利在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表決中投贊成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1971年,智利恢復了同古巴的外交關係,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楚於當年11月10日~12月4日對智利進行了訪問,卡斯楚在訪問期間積極參與智利內政,走訪智利北部礦區和南部農村地區,組織集會,發表演說,問候民眾,十分愉悅。卡斯楚對智利向社會主義過渡很感興趣,並親自向阿連德提出建議。此外,阿連德執政時期智利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在同鄰國玻利維亞的關係方面,阿連德政府初期承認智利同玻利維亞有近百年的邊界糾紛,表示願意儘快結束爭端,提出玻利維亞出海口問題的解決方案,使玻利維亞重新擁有在太平洋出海口的主權,阿連德政府多次派出外交代表同玻利維亞胡安·何塞·托雷斯的左翼軍政府進行接觸,1971年8月21日,右翼的烏戈·班塞爾·蘇亞雷斯上校推翻托雷斯總統政變奪取政權後,阿連德政府不再同玻利維亞就出海口問題舉行任何談判。
改革成果
在阿連德任期的第一年,改革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6%,工業增長12%,通貨膨脹率從34.9%降至22.1%,就業形勢好轉,增加了23.5萬個就業崗位,失業率降至歷史最低的3.8%。阿連德政府改善醫療和住房狀況,嬰兒死亡率和營養不良率有所下降,人均壽命上升,政府建成了2.9萬套住房;阿連德政府還重視各級教育,增加經費的投入,進入幼稚園的孩子增加了近一倍,政府興建了122所學校。國小和中學入學人數增加了10%,大學入學人數增加了一倍多,從7萬增加到了14.5萬。
改革評價
阿連德所代表的人民團結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它大大削弱和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本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勢力,為爭取智利在經濟上獲得獨立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人民團結政府在阿連德執政初期曾受到人們民眾的擁護和支持,進一步激發了人民民眾的革命熱情。在國際上,也有人把智利的改革作為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樣板而大加宣揚。隨著政府改革的步子越來越大,打擊面也愈來愈寬,政府忽視了組織生產和迅速恢復必要的社會經濟秩序。因此,智利不久就出現了生產滑坡、商品奇缺、財政拮据、通貨膨脹等不利局面。
政變遇害
困難局面
由於阿連德沒有掌握軍隊等重要的國家機構,以及政府忽視了組織生產和恢復必要的社會經濟秩序,加上政策失誤、國際形勢變化,阿連德執政兩年後,智利經濟形勢惡化,政局動盪。
1972年,由於需求過旺,智利出現了商品短缺的局面,物價持續上漲,通貨膨脹率高達140%,而政府採取的限量供應,凍結物價等方法使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麵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飛漲,在土地改革方面,農民和地主的矛盾加深,衝突日益激烈。國際銅價此時也在下跌,1970年高峰時銅價在66美元每噸,而到了1972年銅價每噸不足50美元。智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罷工和遊行次數不斷增加,早在1971年年底,婦女們便組織了遊行,以喚起人們對商品奇缺的關注,1972年8月,零售商們舉行罷商活動,當年10月,爆發了席捲全國的大罷工,此次罷工由公司職員、商人、律師、司機、工人和學生等發起,持續了長達24天,此次全國大罷工給智利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阿連德總統也由於過於擔憂得了心臟病,為了防止引發政變,阿連德生病的訊息一直被嚴格封鎖,11月2日,智利將軍卡洛斯·普拉茨·岡薩雷斯出任內政部長後,罷工才通過談判逐漸平息。
到了1973年,智利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社會動盪加劇,國內局勢一片混亂。1973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3.6%,為了增加就業和生產,政府積累了大量的財政赤字,1973年9月通貨膨脹率達到381%;由於土地改革的失誤,農業生產下降,1973年農業生產下降22%,小麥產量下降40%,政府為保證糧食的供應不得不增加糧食進口,1970年進口糧食花了1.35億美元,而1973年則花了5.11億美元,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出現了嚴重問題,銅價下跌使智利銅的生產和出口下降,加上美國對智利的制裁,阻止國際組織給予阿連德政府援助,阿連德政府的國家財政儲備瀕臨枯竭,智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
政治危機
阿連德與基督教民主黨主導的國會摩擦不斷。基督教民主黨作為左翼政黨參加了1970年大選,然而在阿連德的任期內,該黨不斷右傾,最終與右翼的民族黨結成聯盟。他們指責阿連德將智利引向古巴式的獨裁政治,試圖反對阿連德的一些激進改革措施。阿連德與他的反對者在國會互相指責對方違背憲法,踐踏民主。
阿連德愈加堅定的社會主義政策(部分是應同盟中激進成員的要求)和與古巴的親密聯繫使美國政府憂心忡忡。尼克森政府通過多邊組織向智利施加經濟壓力,繼續支持阿連德在國會中的反對派。阿連德當選後,尼克森隨即指示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對阿連德政府“施加壓力”。
對政變的擔心持續了很久,最遲在1972年就有流言傳出。1973年,由於智利的貿易夥伴對阿連德心懷不滿,而銅價又快速下跌,智利經濟墜入低谷。到9月,惡性通貨膨脹和商品短缺導致整個國家陷入一片混亂。
雖然經濟指標下滑,但是阿連德所在的人民團結聯盟在1973年早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所獲席位仍然些微上升至43%。然而此時與基督教民主黨結成的非正式聯盟已經解體,基督教民主黨與右翼的民族黨結盟組成“民主聯盟”,繼續反對阿連德政府。
1973年6月29日,羅伯托·索帕中校指揮一批下級軍官起事,政變軍隊的坦克團朝國防部前進,到了國防部,坦克就開始密集開火,導致22人死亡,32人受傷,此次軍事暴動被稱為“坦克突擊”,政變軍人還企圖攻占總統府,但並沒有成功。最終暴動軍人在武裝部隊總司令普拉茨的勸說下放下了武器。
8月9日,阿連德任命普拉茨將軍為國防部長,但這一決定招致包括人民團結陣線政府內部和部分軍人的不滿,8月23日,普拉茨宣布辭去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職務,由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取而代之。阿連德相信皮諾切特能使國家恢復穩定。
在這幾個月中,由於擔心國家軍隊對政府的忠誠度,阿連德始終不敢動用軍隊來維持國內秩序。1973年8月,憲政危機已經浮出水面,最高法院公開抱怨政府執行土地法不力,而眾議院(此時基督教民主黨已與民族黨結成緊密同盟)指責阿連德政府違背憲法,號召軍隊維持憲法秩序。
最後的抵抗
國內外反動勢力本來就對阿連德政府懷有敵意,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誤、經濟形勢的惡化和人民團結陣線內部意見分歧,再加上阿連德政府沒有掌握軍隊等重要國家機器,政府受到左、右兩面夾擊,政局開始動盪,阿連德政府面臨政變的危險。阿連德在幾個月前便預感到政變,他的朋友曾勸他出國,但他堅定的回答:“讓他們拽著我的雙腳,把我拉出莫內達宮!”
1973年9月,全國性的大罷工持續不已,內外交困的阿連德構想通過公民投票的方法解決危機,同時決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一切為時已晚。政府與反對派勢力經過激烈較量之後,醞釀已久的軍事政變終於在1973年9月11日發生。
9月10日,阿連德的擁護者們在各大城市發現了軍官們的反常行為;第二天凌晨1點半,全國各地的軍隊紛紛開始行動,分頭出擊的部隊很快控制了聖地亞哥的廣播電台、市政設施、警察局和其他要害部門。瓦爾帕萊索港早晨7點落入叛軍之手,全國第三大城市康塞普西翁不久後也被占領。軍方在占領電台後,開始廣播進行曲,並不時插播新聞說軍隊正在控制國家局勢。
阿連德心知大勢已去,他出人意料地回絕了下屬們讓他出國避難的請求,決定前往總統府進行最後的抵抗。9月11日上午7點半,四輛藍色“菲亞特”和一輛小貨車出現在總統府前的憲法廣場上。阿連德大步從車中走出,他的身邊跟隨著23名戰士,每人都身佩自動步槍,還帶著兩挺機槍和三支火箭筒。阿連德頭戴鋼盔,手中則緊握著一桿由菲德爾·卡斯楚親自贈送的AK—47自動步槍,那上面銘刻著“送給我戰鬥中的朋友和同志”的字樣。
阿連德在總統府內,其空軍副官羅伯托·桑切斯通知他,空軍參謀長加夫列爾·范·斯霍文已為他準備了一架飛機讓他流亡國外。阿連德卻堅定地對空軍副官說:“你去轉告加夫列爾將軍,智利總統決不逃跑。他知道怎樣履行一個戰士的職責!”總統將部下召集起來,告訴他們自己將在總統府獻身。
8時30分,以皮諾切特為首的三軍司令和警察局局長組成的軍政府委員會發表公告,勒令阿連德立即辭去總統職務,並把政權交給軍警當局。叛軍首腦的電話很快打來,聲稱如果阿連德願意投降就放他一條生路。阿連德拒絕了——他知道,出爾反爾的皮諾切特一定會在他乘坐的飛機離開智利領空前將其擊落。之後阿連德在總統府兩次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強烈譴責軍事政變,斷然拒絕辭職,起初他呼籲人民保衛政府,但之後他為了減少無辜民眾的傷亡,放棄發動民眾抵抗軍隊。
大約9點鐘左右,他走上陽台,無比淒涼地望了一眼空蕩蕩的憲法廣場,通過臨時搭建的廣播站向全國發表了最後的講話:“我決不辭職。我將用一切方式進行抗爭,哪怕以生命為代價……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聯合——使得智利軍隊放棄了傳統,發動了政變……智利萬歲!智利人民萬歲!……我相信,自己不會白白犧牲;我相信,這至少給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課,是對犯罪、懦弱和叛國的斥責!”
之後,在重火力的掩護下,聽命於皮諾切特的步兵團開始向總統府進發,總統府內忠於阿連德的侍衛與政變部隊展開激戰,雙方互有傷亡。11點30分,皮諾切特向阿連德發出最後通牒,如不投降就轟炸莫內達宮。阿連德拒不投降。12點,兩架英國造的“獵鷹”戰鬥機升上了天空,向總統府投擲炸彈(發射了至少18枚飛彈),勢頭之兇狠甚至讓人懷疑它們是否是由美國人直接操縱。十幾門大炮很快也加入了圍攻的行列,在震耳欲聾的炮聲中,總統府頓時一片火海,濃煙滾滾……
13時30分,政變軍隊發起最後的進攻,步兵沖入總統府,槍聲零落,有一些人員傷亡,阿連德和他的一隊人退入獨立廳內,13時45分,政變部隊徹底攻陷了這座千瘡百孔的建築物,阿連德以身殉職,人民團結政府垮台。指揮這次襲擊的哈維爾·帕拉西奧斯將軍通過無線電向上級報告,“總統府已被攻下,總統死亡。”
關於阿連德的死,有兩種說法,按照軍政府的官方版本,阿連德是用AK—47自動步槍自殺身亡的,槍托上鑲嵌有黃金,上刻“送給我戰鬥中的朋友和同志,菲德爾·卡斯楚贈。”多年以來,阿連德的支持者幾乎一致認為他是被政變軍人殺害的。近些年來,自殺的這一版本開始被接受。另一個版本稱,阿連德是在總統府外台階上的交火中被射殺的。
阿連德去世時65歲,當了1042天總統。人民團結政府的失敗,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國內外右翼勢力的聯合進攻是人民團結政府失敗的重要原因,而政府本身政策與策略的失誤,則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美國插手
美國在政變前插手了智利政治,介入的程度仍眾說紛紜。中央情報局在政變前兩天得到了訊息,但中情局稱其“沒有直接參與”政變。皮諾切特掌權後,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向總統尼克森匯報說,美國“沒有發動政變”,但是“盡力創造政變的條件”,包括領導經濟制裁。1977年,尼克森承認美國曾捲入智利政變,他表示:“對於美國的安全來說,智利的右派獨裁要強於左派民主。近期解密的檔案顯示,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試圖在1970年阿連德就職之前推翻智利政府,計畫代號“福貝爾特”(Project Fubelt),導致當時智利陸軍總司令雷內·施奈德被暗殺。許多相關檔案至今仍未解密,因此中央情報局是否直接參與了1973年的政變還沒有公開的檔案證據。
導致阿連德下台的這場政變是美國冷戰時期對外行動的熱點話題。雖然同一時期拉丁美洲也發生了多起政變,這場政變仍然是最具爭議性的。
死亡原因
確認自殺
2011年7月19日,智利法醫部門公布了前總統阿連德的開棺驗屍報告,確認在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政變中,阿連德並非死於他殺,而是自殺。該報告結束了對阿連德死亡真相長達近40年的猜測。由多名智利和外國專家組成的多學科調查小組對阿連德的遺骸進行了兩個多月的分析,最終呈遞給法官的長達500頁的報告稱阿連德死於自殺。
此前對於阿連德的死因一直存在多種猜測。有人認為在皮諾切特將軍率領的部隊圍攻總統府後,阿連德被謀殺。法醫鑑定組的帕特里西奧·布斯托斯認為,這種猜測與專家組的一致結論存在差異。
布斯托斯指出,實際上阿連德死於自殺。“我們進行了牙齒和法醫基因方面的驗證。這就是歷史真相,現在這一真相得到了專家的認定,將提交給負責調查死因的政府部門。”
家屬認可
7月19日,智利前總統阿連德的女兒瑪麗亞·伊莎貝爾·阿連德·布希在首都聖地亞哥向記者講話,認同由法醫部門出具的科學分析結論,重申阿連德的家屬一向認為他死於自殺。她說:“這一結論就是阿連德的家屬一致持有的觀點。在1973年的政變中,面對極端局面,阿連德總統選擇了寧願自殺,也不願投降。” 醫生何塞·巴斯克斯和托馬斯·托瓦爾在政變當晚進行的屍體解剖結果顯示,阿連德死於自殺。這也是官方至今都堅持的結論。然而,2008年由死亡學家路易斯·拉瓦納爾提供的一份分析報告卻認為,阿連德身上有兩顆子彈。這一看法再次引發了猜測。
英國彈道專家戴維·普賴爾本周二解釋說,阿連德的遺骸上的確有兩顆子彈,但卻只有一處槍傷,來自於一支每秒可以射擊10次的自動步槍。他指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其他人的參與”。
家族
智利的阿連德家族是一個龐大的家族,出過很多知名人物,對智利產生了深遠影響。
何塞·格雷戈里奧·阿連德·加里斯(José Gregorio Allende Garcés),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的曾祖父,參加過智利獨立戰爭,曾任最高執政官貝爾納多·奧希金斯的貼身警衛。
拉蒙·阿連德·帕丁(Ramon Allende Padin)(1845年3月19日—1884年10月14日) 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祖父,在阿連德出生前逝世。拉蒙·阿連德是智利的醫生和政治家,南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作為智利軍隊的隨軍醫療隊隊長奔赴戰場,1882年當選為參議員。
薩爾瓦多·阿連德·卡斯楚(Salvador Allende Castro)(1871年11月22日—1932年)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父親。他是智利的律師和記者,是共濟會成員,也是激進黨成員。曾參加1891年反對何塞·曼努埃爾·巴爾馬塞達·費爾南德斯總統的內戰,內戰時他加入的是議會所掌握的軍隊。
薩爾瓦多·吉列爾莫·阿連德·戈森斯(Salvador GuillermoAllende Gossens)(1908年6月26日——1973年9月11日)智利醫生、政治家、總統(1970年—1973年)
蘿拉·阿連德·戈森斯(Laura Allende Gossens)(1911年9月3日—1982年5月23日)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妹妹。蘿拉是智利政治家,她在1969年—1973年擔任議會眾議員。
安德烈斯·帕斯卡爾·阿連德(Andrés Pascal Allende)(1943年—)蘿拉·阿連德·戈森斯的兒子,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侄子。安德烈斯是智利政治家,左派革命運動組織的創始人。
奧頓希婭·布希(Hortensia Bussi)(1914年7月22日—2009年6月18日)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妻子,兩人於1939年結婚,兩人共有三個女兒。
比阿特麗斯·阿連德(Beatriz Allende)(1943年9月8日—1977年10月11日)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長女,流亡古巴期間逝世。
卡門·帕斯·阿連德(Carmen Paz Allende)(1944年—)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第二個女兒。
丹妮斯·帕斯卡爾·阿連德(Denise Pascal Allende)(1940年7月19日—)蘿拉·阿連德·戈森斯的女兒,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侄女。智利政治家。1994年—2000年擔任梅利皮亞省省長,2006年—2010年擔任智利社會黨副主席,現任智利國會議員。
瑪麗亞·伊莎貝爾·阿連德·布希(María Isabel Allende Bussi)(1945年1月18日—)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第三個女兒。智利政治家,曾任智利國會議員、智利參議院議長;現任智利社會黨主席。
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1942年8月2日—)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侄女,智利新聞記者、知名作家,2010年獲得智利國家文學獎,2014年獲得美國自由獎。代表作有《幽靈之家》、《金龍王國》、《矮人森林》等。
寶拉·弗里亞斯·阿連德(Paula Frías Allende)(1963年10月22日—1992年12月6日)伊莎貝爾·阿連德的女兒,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孫女。智利教育工作者,因腦部損傷而逝世,年僅29歲。
瑪亞·費爾南德斯·阿連德(Maya Fernández Allende)(1971年9月27日—)比阿特麗斯·阿連德的女兒,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的孫女。智利醫生、生物學家。
人物紀念
薩爾瓦多·阿連德是阿連德社會主義理論的締造者和實踐者,在後世被廣泛的紀念,20世紀70年代,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民主德國和古巴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行了紀念阿連德總統的郵票,智利恢復民主後的1990年9月4日,阿連德的支持者們在智利總統帕特里西奧·艾爾文·阿索卡爾為阿連德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而後阿連德被安葬在聖地亞哥市公共墓地。 2003年,政變30周年紀念日臨近時,智利總統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爾在總統府內專辟一個房間來紀念阿連德,2008年,阿連德誕辰100周年之際,智利政府發行了紀念阿連德總統的郵票;智利國內的許多地方包括總統府莫內達宮前的廣場上都豎立著阿連德的雕像,每年9月11日,阿連德的支持者們往往要舉行紀念阿連德的活動。在中美洲尼加拉瓜共和國的首都馬那瓜附近有以阿連德命名的港口,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摩爾多瓦首都基希訥烏、莫三比克首都馬普托、法國城市勒阿弗爾、英國埃塞克斯郡的哈洛以及加拿大的多倫多和安大略都有以阿連德總統名字命名的街道。
榮譽
阿連德總統所獲得的國內榮譽有:智利功績勳章、貝爾納多·奧希金斯勳章。國外榮譽有:古巴共和國何塞·馬蒂勳章(1972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列寧和平獎(1972年)、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973年)。去世後獲得的榮譽有:南非共和國奧利弗·坦博之伴勳章(2004年)尼加拉瓜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勳章(2008年)。
軼事典故
1952年,身為參議員的阿連德與同為參議員的勞爾·雷蒂希(1909~2000)因政見不同而展開決鬥,在決鬥中,阿連德用槍打倒了對方,勞爾身受重傷,阿連德在決鬥中獲勝,在勞爾傷愈後,兩人成為了朋友。
阿連德一生四次參加總統選舉,前三次均以失敗告終,只有第四次獲得成功,在第三次競選失敗後,阿連德曾自嘲說自己的墓碑上應該刻上“下一任智利總統長眠在此”。
阿連德和基督教民主黨人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在政治立場上雖然對立,但在1972年,弗雷母親去世時,阿連德總統派自己的妻子奧頓希婭·布希作為總統代表參加了弗雷母親的葬禮,事後,弗雷向阿連德總統寫了一封信,稱呼阿連德為“親愛的總統”和“朋友”,並對阿連德總統能夠派人參加自己母親的葬禮表達“最深切的感謝”。
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是阿連德的好友,曾為了支持阿連德競選總統而主動放棄了角逐,1971年10月,聶魯達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阿連德總統在聶魯達獲獎後;親自前往智利國家體育館同數萬歡呼的民眾一起迎接詩人榮歸故里。
人物評價
飽受爭議
阿連德身亡40多年來,他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他未能完成自己的總統任期,因此有很多關於如果他當時能夠繼續執政,智利今天將是什麼樣的揣測。
阿連德的生平在討論共產主義政府是否贏得過民主選舉的勝利是常被提及。阿連德合法地贏得了民主選舉,但是在投票中他獲得的是相對多數而不是絕對多數,人們為此爭論不休。他的支持者認為,因為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拉米多羅·托米奇的左傾競選立場與阿連德相仿,分流了左翼的選票,而他們兩人獲得總共64%的選票。而反對者認為,阿連德比選民預計的更為左傾,而基督教民主黨後來又與右翼勢力聯盟,並獲得軍隊的支持最終導致阿連德政府下台。
在左翼政治家的眼裡,阿連德是一位英雄。有些人認為他是為社會主義獻身的烈士。他的形象如同切·格瓦拉一樣,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標誌。有些人認為,美國政府,尤其是亨利·基辛格和中央情報局,應當對阿連德之死負責。他們把阿連德視作美帝國主義的犧牲品。
另一些人眼中的阿連德迥然相異。他們批評他的政府對私有工業進行大規模國有化,與一些激進組織如左翼革命運動關係親密,以及執政後期出現的物資供應短缺和惡性通貨膨脹。這些都導致了阿連德支持率的明顯下滑和與基督教民主黨的分道揚鑣。他們還指責他試圖繞過國會,實行獨裁,對媒體批評懷有敵意。一種普遍的批評源於他與卡斯楚和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緊密聯繫。批評者認為他試圖將智利轉變為古巴式的獨裁國家。這些評論爭議頗大。後來的軍政府曾稱,阿連德政府密謀先發制人,自行發動流血政變以建立阿連德的個人獨裁。這一所謂阿連德政府的“Z計畫”被證明是軍政府的虛假宣傳。
近來的辯論圍繞阿連德1933年的醫學博士論文《精神衛生學與犯罪行為》而展開。有人認為,阿連德具有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傾向。阿連德基金會對此反駁說,阿連德只是在論文中引用了一位義大利科學家的話,而阿連德本人對那些理論是持批評態度的。 實際上,在1938年德國發生“水晶之夜”反猶活動時,阿連德還通過電報發表聲明,譴責納粹德國所進行的反猶活動。
外界評論
1、“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要對一個國家由於其人民不負責任而走向共產主義袖手旁觀。對於智利選民決定自己的命運來說,這個問題是他們不堪承受之重。”——亨利·基辛格
2、“把智利經濟搞垮,讓阿連德上不了台,上了台也要趕下來。”理察·尼克森,1970年9月15日對中央情報局的指示。
3、“通過政變推翻阿連德是一項既定的、堅定不移的政策。最好能在10月24日[國會投票日]之前進行,不過這方面的努力在那天之後仍將得到繼續。我們將動用一切資源,為達到這一目的施加最大壓力。這些行動必須秘密地、安全地進行,不能讓人們看到美國政府背後的手。”——美國中央情報局聖地亞哥分部行動指南,1970年10月16日。
4、“阿連德治下,一粒堅果、一個螺絲也不能進入智利。一旦阿連德上台,我們要盡全力使智利和智利人民陷入極端匱乏和貧窮中。”——愛德華·考瑞(Edward M. Korry,時任美國駐智利大使),聽到阿連德當選訊息時。
5、“阿連德正在尋求獨裁,那就是打著無產階級專政旗號的共產主義暴政。”——1973年5月15日,智利基督教民主黨全國大會報告。
6、 “在這一地區的所有領導人中,我們認為阿連德對我們的利益是極其有害的。他口頭上傾向卡斯楚,反對美國。他的對內政策是對智利民主解放和人權的威脅。”——亨利·基辛格回憶錄《脫胎換骨》。
7、“遙悉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以身殉職,至深悲憤。偉大的阿連德總統生前為了智利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鬥爭以及促進中智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團結的反帝事業,作出積極的努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智利政變後發唁電給阿連德夫人及家屬說,1973年9月14日。
8、 “人民團結聯盟的政權,代表了社會主義真正民主化的初次嘗試。這種社會主義,與其源頭不同,不是接受威權主義的官僚領導,而是通過民主自律進行領導。”——拉丁美洲北美議會(NACLA)社論,2003年7月。
個人語錄
———“他是和平與建設的標誌,是革命的旗幟,是創造執行力的旗幟,是人類情感極度張揚的旗幟。”—— 關於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逝世的講話。
———“對於那些中產階級國家,我們要戰勝他們,我們要推翻他們。”——同法國記者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談話,1970年。
———“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總統。我不是說這種話的偽君子。”——1971年1月17日在一次公眾集會上的講話,被所有的智利報紙引用。
———“讓他們拽著我的雙腳,把我拉出莫內達宮!”——阿連德在預感到要發生政變,朋友勸他出國避難時的回答。
———“你去轉告加夫列爾將軍,智利總統決不逃跑。他知道怎樣履行一個戰士的職責!”——阿連德在其空軍副官為他準備飛機,勸他流亡國外時的回答。
———“我決不辭職。我將用一切方式進行抗爭,哪怕以生命為代價……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聯合——使得智利軍隊放棄了傳統,發動了政變……智利萬歲!智利人民萬歲!……我相信,自己不會白白犧牲;我相信,這至少給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課,是對犯罪、懦弱和叛國的斥責!”——1973年9月11日,阿連德向全國發表最後的講話。
———“智利萬歲!人民萬歲!工人萬歲!”——1973年9月11日上午的廣播。阿連德為人所知的最後一句話。
———“每個人都放下武器下樓,我是最後一個。”——阿連德在政變士兵攻入總統府時,向最後陪同他的隨從人員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