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社會黨領袖,總統(1970~1973)。1908年7月26日出生。早年曾參加學生運動。1932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933年參與創建智利社會黨,1943年起先後擔任該黨總書記和主席。1939~1942年任人民陣線政府衛生部部長。1937~1945年任眾議員。1945年起4次當選參議員,曾任參議院副議長、議長。1952、1958和1964年,3次競選總統均失敗。1970年當選總統。執政期間實行一系列重大經濟和社會改革:由國家控制金融企業和對外貿易;將煤、銅、鋼鐵等大工商企業收歸國有;徵用大莊園土地、創辦合作社和國營農場;支持工人參加企業管理,大幅度增加職工工資;擴大社會保險,增建住宅,降低房租,為工農子女上學提供多種便利。阿連德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主張裁軍和禁止核武器;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1973年9月11日,軍人發動政變,阿連德在抗擊政變戰鬥中以身殉職。
阿連德之死
20世紀70年代初,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當選智利總統。這位左翼政治家維護本國經濟主權和反對美國霸權的進步主張,嚴重威脅了華盛頓在拉美的既得利益,在白宮引起了空前的恐慌。在美方的煽動和慫恿下,智利軍方以一場血腥的武裝叛亂摧毀了本國的民主制度,堅持抵抗的阿連德本人也不幸身亡。
阿連德當選令華盛頓恐慌1960年初秋的一天,從早餐開始一直到晚餐前,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和商業精英策劃了一件普通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他們開了一連串的會議,聽取了關於“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的警告,最後決定推翻一個當時尚未掌權的政府——這回,美國人的目標鎖定了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
鑲邊眼鏡、花呢夾克、稍顯不羈的八字鬍,這一切都讓阿連德看上去像個溫文爾雅的大學教授。但另一方面,這位智利總統又是個真誠的革命者,根植於馬克思主義的戰鬥精神,讓他熱衷於激進的社會變革。毫無疑問,阿連德也是個堅定的反帝國主義者,他十分欣賞古巴領導人卡斯楚,並立志將那些主宰本國經濟命脈的美國公司收歸國有。
從表面上看,針對智利而策劃這次充滿風險和暴力的陰謀似乎有些不妥。智利是個小國,而且遠離美國海岸,也從未對後者構成任何軍事威脅。然而,在阿連德於當年9月4日贏得選舉後,他所表現出的左傾立場還是讓華盛頓實實在在地感到了恐慌。很快,一封冗長的密電就從中情局總部發出,飛往早已安插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潛伏特工。
要鼓動智利國內外的情緒,讓他們相信,阿連德上台無論對智利、拉美還是全世界都沒好處……軍事政變是惟一的解決之道,其關鍵則在於智利內部的心理戰。要採取一切可能的計策、手段,來製造其對阿連德的抵抗力量。輔助戰應該更猛烈、更刺激……多舉行大規模煽動性集會,直到那些共產主義者作出回應……如果我們能成功按照上述方式施壓,可供利用的藉口自然就會出現。
對方表示完全理解該指示的內容。“要在智利製造混亂,”他們在回電中說,“我們負責提供方案,但整個過程中必定會有流血產生。”
我們應該摧毀他
同年11月6日,僅僅在阿連德宣誓就職的兩天后,理察·尼克森便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正式將推翻他的計畫提上日程。到會的軍政要員沒有一人懷疑這樣做有何不妥。
“我們不想犯錯,應該摧毀他,”國務卿威廉·羅傑斯說,“可以先給他點經濟壓力嘗嘗。”
“我同意,”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附和道,“必須儘快想辦法挫敗甚至直接推翻他。”
尼克森本人也發表了一番長篇大論,說明了阿連德之所以造成“威脅”的原因。談話對於他為何醉心於發動政變隻字未提,卻讓我們看到了美國高層的真實想法,極好地闡釋了它的拉美政策——
如果我們不介入,阿連德就可以穩固自己的政權,那么全世界都會目睹他的成功。假設南美的領導人都認為也可以像智利那樣做,我們可就麻煩了……記住,我們決不會允許失去拉美,要通過這件事釋放出明確的信息,警告這些傢伙休想矇混過關!
地亞哥情報站花費200萬美元在當地最大的報紙《信使報》上進行反政府宣傳;此外,還有150多萬美元給了商業、勞工與市民組織,以便後者策劃針對阿連德的示威遊行和暴力活動……
美國密謀幹涉智利內政的計畫不久後便被揭露了。華盛頓的一位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通過特殊渠道獲得了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內部備忘錄,裡面詳細記錄了跨國公司、情報部門與政府串通一氣,旨在推動智利陷入經濟崩潰,從而造成危機以便軍事干涉的種種圖謀。訊息一出,連許多美國人也感到憤怒。“白宮怎么可以阻止一位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執政呢,況且這個國家對美國還算友好?”《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質問道。
面對政變 阿連德抵抗到最後一刻
時間轉眼到了1973年。隨著南半球冬季的結束,這齣戲劇終於拉開了它的最後一幕。9月9日,在自己女兒的生日晚宴上,時任智利陸軍總司令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把空軍司令古斯塔夫拉到一個角落,低聲告訴後者一切準備妥當,剩下的事情只需“按一下電鈕”即可大功告成。確定了最終的行動時間後,軍官們在一封密令上籤下了自己的姓名,皮諾切特則在信封上蓋上自己的印章——這樣,顛覆現政府的軍事政變就算最終拍板了。內外交困的阿連德只得提議以全民公投決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一切為時已晚。9月10日,他的擁護者們在各大城市發現了軍官們的反常行為;第二天凌晨1點半,全國各地的軍隊紛紛開始行動。正如皮諾切特等人預料的那樣,政變依照計畫按部就班地展開了,分頭出擊的部隊很快控制了廣播電台、市政設施、警察局和其他要害部門。瓦爾帕萊索港早晨7點落入叛軍之手,全國第三大城市康賽普西翁不久後也被占領。
心知大勢已去,阿連德出人意料地回絕了下屬們讓他出國避難的請求,決定前往象徵民主的貨幣宮進行最後的抵抗。9月11日上午7點半,四輛藍色“菲亞特”和一輛小貨車出現在貨幣宮前的憲法廣場上。阿連德大步從車中走出,他的身邊跟隨著23名戰士,每人都身佩自動手槍,還帶著兩挺機槍和三支火箭筒。阿連德手中則緊握著一桿卡斯楚親自贈送的衝鋒鎗,那上面銘刻著“送給我戰鬥中的朋友和同志”的字樣。
總統將部下召集起來,告訴他們自己將在貨幣宮獻身。叛軍首腦的電話也很快打來,聲稱如果阿連德願意投降就放他一條生路。後者拒絕了——他知道,出爾反爾的皮諾切特一定會在他乘坐的飛機離開智利領空前將其擊落。大約9點鐘左右,他走上陽台,無比淒涼地望了一眼空蕩蕩的憲法廣場,通過臨時搭建的廣播站向全國發表了最後的講話:
“我決不辭職。我將用一切方式進行抗爭,哪怕以生命為代價……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聯合——使得智利軍隊放棄了傳統,發動了政變……智利萬歲!智利人民萬歲!……我相信,自己不會白白犧牲;我相信,這至少給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課,是對犯罪、懦弱和叛國的斥責!”
隨後的戰鬥已沒有太多懸念。在重火力的掩護下,聽命於皮諾切特的步兵團開始向貨幣宮進發,保衛者奮起反擊,雙方互有傷亡。中午時分,兩家英國造的“獵鷹”戰鬥機升上了天空,鏇即飛撲而下猛烈開火,勢頭之兇狠甚至讓人懷疑它們是否是由美國人直接操縱。十幾門大炮很快也加入了圍攻的行列,在震耳欲聾的炮聲中,貨幣宮頓時一片火海,濃煙滾滾……
傍晚時分,全副武裝的叛亂士兵終於攻陷了這座千瘡百孔的建築物,激烈的交火聲逐漸沉寂了。“完成任務,”指揮這次襲擊的哈維爾·帕拉西奧斯將軍通過無線電向上級報告,“貨幣宮已被攻下,總統死亡。”
阿連德去世時65歲,當了1042天智利總統。
那不是一段值得引以為榮的歷史
政變31年後,由智利政府委任的特別調查委員會總結道:“在獨裁統治的年代,嚴刑拷打是一項國策,旨在鎮壓恐嚇普通民眾。”報告確認,在軍政府掌權期間,全國有27255人被折磨拷問,里卡多·拉戈斯總統宣布這些人將獲得終身撫恤金。不久之後,時年89歲的皮諾切特本人也受到了司法機關的軟禁。
對於那段不光彩的歲月,智利三軍總司令胡安·埃米利歐將軍做了有歷史意義的坦白:“智利軍隊……應對過去所有應受懲罰和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為負責;對任何人,我們都沒有理由侵犯其人權。”
那么,倘若沒有美國干涉,智利又會發生些什麼呢?尼克森政府噩夢般的預測——阿連德將實行獨裁統治並令他的國家成為蘇聯盟國或許會成為事實,但考慮到保守勢力的制約和阿連德本人的民主背景,這種情況只有極小的可能性。至於皮諾切特之流“發動政變是為了阻止內戰”的辯解更是天方夜譚。智利長期的政治傳統已經表明,這個國家完全有能力找到一種不那么暴力而且符合憲法的途徑來擺脫困境;如果這樣,在隨後那些年中,由於政治原因而遭逮捕、拷打和殺戮的人數肯定會少得多。
歷史學家肯尼斯·麥克斯韋寫道:“把問題留給智利人自己處理才是最理想的選擇,阿連德或許會因為自身的因素而倒台,但絕不會成為獻身未竟事業的悲劇英雄。”
今天的智利雖然成功地恢復了民主,可仍舊是一個傷痕累累的國度。美國的粗暴干涉與隨之而來的獨裁統治已在公眾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實也讓人們相信,1973年的政變對絕大多數人都沒有任何好處。連曾任美國國務卿的科林·鮑威爾都對這種觀點表示認同。
“那不是一段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歷史。”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