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薛葆鼎，江蘇無錫人， 1916年6月27日出生。童年時期受親職教育影響，喜歡
江蘇省誦讀《論語》、《孟子》、《左傳》、《史記》等古籍。1926年後在無錫第一高等國小讀五、六年級時，適逢國共合作的北伐軍前鋒到達蘇南一帶。驅逐奉系與孫傳芳系軍閥出境，共產主義青年團非常活躍，在其影響下，絲廠工人和人力車夫罷工，又受到資方與地方豪紳干預壓迫。4·12反革命事變後，他又親眼看到了無錫總工會的進步工人民眾慘遭屠殺的現場以及七名領導無錫東北鄉十三鎮農民暴動的共產黨員被殺害、懸首城門示眾的慘狀，這些，使他憬然感到社會問題之嚴重，下決心讀書求知，以充實自己、解釋問題。 1928年，他進入無錫私立輔仁中學讀書，為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所吸引，羨慕自然科學常識之可貴，同時，也感覺到中國所處半殖民地地位之可悲。
1931年，薛葆鼎正在讀高中一年級。9·18事變後，日本關東軍捏造柳條湖事件，以此為藉口偷襲瀋陽北大營；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主義，拱手出送東北三省；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身份在南京高唱“攘外必先安內”，瓦解前去請願的各地學生，將他們分別遣返原校，進而說是共產黨煽動的學潮予以平息鎮壓；國民黨無錫縣黨部欺騙全縣反日愛國學生，袒護販賣日貨的私商等等，這一系列事件都使他受到了極其深刻的教育。為此，他花了很長時間潛心瀏覽各黨派的學說，尋求革命真理。無錫進步組織一個接一個受到打擊，反而使他感到進步分子不難找到。
1934年秋，薛葆鼎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化工系，對數理化和生物的愛好，使他埋頭讀書了整整一年。當時，華北地區風雲變幻，侵略者的鐵蹄踏進長城。薛葆鼎在課餘參加了王崑崙、孫曉村、狄超白、曹孟君、張錫昌、薛葆寧等地下黨員和進步學者主持的“南京讀書會”，認清了民族危機不容許愛國學生熟視無睹、不聞不問。1935年夏，地下黨在無錫太湖別墅領導召開了“萬方樓會議”，根據當時傳達的《八一宣言》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精神，他積極參與組織了“南京學聯”和“南京各界救國會”，擔任了常委、執委，積極參與組織了南京各大中學學生回響平津學生的一二·九運動。1936年冬，薛葆鼎出任南京中央大學學生會的校代表，出席“南京各界援助綏遠前線抗日將士大會”並講了話，引起反動派的忌恨，暗中指使有關教授剋扣薛葆鼎三門主要功課的及格分數，加上因學生運動的曠課扣分，使他非但失去了補考機會而且面臨被開除的危險，幸而得到個別進步助教的通風報信，在校長羅家倫下達開除命令前，他已辦齊了退學轉學手續。1937年，他在有88名學生參加的金陵大學轉學考試中，是唯一被錄取的高年級轉學生。這也恰恰說明打擊薛葆鼎離開南京中央大學的確是政治原因，從而使他第一次嘗到遭受政治迫害的痛若。
與此同時，薛葆鼎受到陳翰笙領導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學者分頭深入許昌、鳳陽、無錫等地調查農村經濟情況的影響，在南京參觀訪問了范旭東永久集團的硫酸銨廠、在無錫參觀訪問了榮氏兄弟集團的麵粉廠和紗廠等，使他初步感覺到在官僚統治下，民族工業光靠經營業務和生產技術的本領難以繁榮經濟、振興社會，需要掙脫重重束縛才能求得發展。後來，受地下黨的啟發，他才明白當時民族資產階級不僅不能自由成長，也無力領導民主革命。他又通過參加討論和修改狄超白寫作的《通俗經濟學講話》原稿有關章節，在熱愛自然科學的同時，對社會科學發生了濃厚興趣。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八·一三事變接踵而來，薛葆鼎中斷學業，全心全意投入南京和無錫兩地的抗日救亡運動。西撤武漢後，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發表，使他認識到抗戰的長期性。1938年，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之後，輾轉到重慶，根據地下黨的指示，到成都金陵大學化工系復學，在學校生活中從事地下工作。1941年，他以試製醋酸纖維噴漆為論文，取得工學士學位。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他還要作更長期的準備使所學工業技術為日後建設祖國效力。
赴美學習
1944年， 薛葆鼎通過“美國租借法案”考試的渠道赴美國工廠實習，1945年後他在美國的黑色與有色冶金工廠、煤礦與煉焦廠、煉油廠與化工廠中廣泛實習。1946年在匹茨
抗日戰爭堡大學研究生院進修化學工程，並於1947年夏以“同沸點混合液的分餾”為論文獲得碩士學位。其間，他在美國進步人士的幫助下調查研究了杜邦化學工業公司和福特汽車工業公司這兩大財團組成跨行業聯合企業的成長史，並應國內進步人士約稿，以“明今”為筆名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美國特約通訊”，在《世界知識》雜誌上發表了《杜邦公司五十年》等旅美學習心得。當時正是解放戰爭時期，他寫作的目的也在於揭露美國政府集中代表了資本帝國主義及其反動的遠東政策的真面目，暴露蔣介石反動政權即使取得一些美國援助也不可能解救其末日的社會經濟危機。這些通訊頗得上海文化界的好評。 1947年秋，薛葆鼎東行紐約，繼續進修高級學位的化學工程，並觀察美國高等教育中培養高級科技人員的學制和方法，同時組織留美科學技術人員的進步運動，為動員他們回解放區從事祖國建設而效力。他在美國兩次巡迴旅行，為動員大批科技專家回新中國從事經濟建設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1948年夏，薛葆鼎接到黨內指示，要求他提前回國參加後期的解放戰爭，他即經香港抵達上海。1948年底1949年初，黨內通知薛葆鼎到解放區參加政治學習，以後奉命隨軍渡江參
工廠實習加接管江南大城市。
貢獻
1949年夏，上海市解放，他即參加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擔任該會輕工
新的建設業處和重工業處的軍事代表，接管了幾十個大中型企業，迅速恢復了工業生產，進行部分技術改造與調整公私關係，安定社會經濟秩序。在實踐中，他認識到經濟工作牽一髮而動全身之複雜性。1952年，他看到上海這個大城市在解放軍的軍事管制下已經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秩序，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癰疽潰瘍已從根本上消除，對比他在三、四十年代所見國內外資本主義社會，更認識到共產黨在革命理論的指導下不僅可以打碎一個舊世界，還將創造一個新世界。因此，他更下定決心要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 新的建設
1953年春，中央組織部調薛葆鼎到國家計畫委員會，後又轉到第一屆國家建設委員會工作。他參與推動中國工業交通各部第一批設計院所的創建，參與開闢西北和華北幾個工業區與若干大型工廠的布局。“一五”時期他從事156項工程中的很大一部分設計審核與廠址覆核，直至1958年春。通過這一時期的工作，更使他感受到社會主義巨觀經濟領域如此廣闊縱深，要統籌兼顧社會經濟，必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進行多學科、跨學科的探索；必需隨著實踐的深入而不斷學習，依靠組織走好民眾路線才能做好黨交給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國家機關調整中，薛葆鼎調到國家計委工作，不久，他感到中國
文化大革命複雜的國情與高度集中計畫的矛盾不可能教條式的從蘇聯搬來一套計畫經濟理論來加以解決；簡單化的技術經濟學說和宏偉的政治目標之間的矛盾也不可能用形上學的方法加以處理，產業技術政策與地區經濟結構如不交叉結合必然脫離實際，因此，需要認真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計畫的方法論。然而這時出現了全民“大辦鋼鐵”的“大躍進”，以及眾所周知的“虛假風”、“浮誇風”與“共產風”。在落實1959年計畫指標過程中，薛葆鼎作為國家計委重工業局的負責人，有責任一再如實反映問題，以便於中央參考、採納、作出正確的決策。廬山會議後他卻被錯誤地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受到錯誤處分，被下放到化工部技術司工作。在化工部工作期間，他協助部黨組成員吳亮平、虞德榜、李超伯等蹲點調查了兩個大型化工公司，深入調查了四川天然氣化工利用的大批中間試驗，提出了企業管理必須嚴格貫徹執行黨、政、工、青、婦的各項規章制度，科學研究必須遵守科學的技術規程，堅持科學試驗的考核制度。
1962年夏，國家計委黨組對薛葆鼎1959年所作錯誤結論予以徹底平反，調回國家計委復職。他根據兩年在基層調查的經驗，對化學工業與資源綜合利用的計畫工作方法提出了中肯的建議和改進的構想，於1964年在《人民日報》理論版上發表整版文章，闡述資源綜合利用應在各個產業部門具體推廣，受到中央的領導重視。
1964年冬到1965年春，薛葆鼎到“北大荒”參加農村“四清”運動。他深入基層，調查了當地農村經濟，抵制了“左傾”的形式主義作風，認識到政治上的工農聯盟、經濟上的城鄉互助，是鞏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由之路。也感到地方經濟必須從地區的經濟地理特點和自然資源特點出發，因地制宜地制定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循序漸進；在各地區的國營大型企業也須向地方工業擴散生產技術與推廣經營管理經驗，形成多層次的企業集團才能改變中央、省市兩級各行其是、相互孤立發展工業的狀態，以達到協同前進的目標。這些都為他後來提倡制定地區經濟的發展戰略打下了思想基礎。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薛葆鼎被誣陷為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問題，1967年11月被關押起來進行“專案審查”達七年半之久。當時，他看到這種“專案審查”已無理可喻，便利用時間系統地反覆閱讀了“《馬恩選集》、《列寧選集》、《史達林選集》、《毛澤東選集》、《魯迅選集》”等，藉以提高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1975年4月23日，根據中央指示，薛葆鼎再次得到徹底平反。七年半的正、反面教育，敲醒了一直殘存在他頭腦中的單純技術觀點與片面業務觀點。
1978年春，中央組織部調薛葆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從國內外工業經濟的學術研究中冷靜地思考過去近三十年新中國工業發展史的經驗和教訓，先後發表二十餘篇關於工業經濟的學術論文。1980年，他在中央黨校作了兩次長篇報告，題目為《中國現代化的整體論》和《再談中國現代化的整體論》，目的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主張社會經濟必須作為一個整體，端正立場、嚴肅對待、巨觀全局、統籌規劃、全面安排，反對販運洋教條，反對片面的“洋躍進”，反對形上學對待經濟建設，只有從國家的整體出發才能在各個領域內全面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央黨校為此出版了單行本，在國內引起一定的反響。
1981年，國家建委調薛葆鼎任中國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這一期間，他對擴大再生產與簡單再生產的關係，重點工程建設與地區經濟結構的相互影響，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和鄉鎮工業與中小城市發展的意義，中國生產力布局與生態平衡及環境保護，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基礎工作，建設領域中的系統分析，用系統工程方法對產業、對地區的經濟政策進行分析研究等問題陸續發表了二十餘篇論文，並為創建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學科，套用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作了一些學術準備與組織準備。在對社會經濟的巨觀分析過程中他感到難點較多，有的數據不全，有些難以量化，有些社會經濟發展易受政治路線干擾等等，對此，他認為應該培養大批新生力量不斷探索。
“六五”計畫期間，薛葆鼎和中國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會從擴大再生產的經濟建設領域開始，主編中國《基本建設投資效果研究》論文集。主要分析了中國在1958年、1971年和1978年三次發生投資規模的惡性膨脹及其後果。論文集編完後，又發生了從1984年第四季度至1989年連續五年多的經濟嚴重失調，問題都涉及擴大再生產失控從而影響到簡單再生產，波及整個社會經濟。薛葆鼎認為“在經濟建設領域內，決策階段沒有清晰的投資預期效果，建設階段不計應有的中期效果，投產運營階段得不到理想的最終效果，則必然導致投入多、產出少，甚至有投入、無產出的後果。這裡有管理水平問題，有科技政策問題，也有經濟運行機制問題，還有政治路線干擾的問題等等諸多因素。這些問題都要隨著實踐的深入而不斷地探索、提高認識。
薛葆鼎長期從事工業經濟管理和工業經濟研究工作，是中國基本建設經濟學科和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學科的主要倡導者和學科帶頭人之一，也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首批批准的經濟學科博士生導師。他在潛心從事科研工作的同時，積極指導研究生，為國家和學科建設培養後備人才，他雖已年逾古稀，仍在主持著國家有關重大課題的研究工作，並對社會經濟系統工程的學科建設十分關心，希望在開展多學科聯合研究攻關中能有所突破，取得成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進入90年代，他主張突出投資傾斜到改進中國生態系統、重點建設應優先安排防洪防旱、治沙治鹼以帶動工農業生產與整個社會經濟系統，與此同時也重點安排交通通訊，能源與基礎原材料工業。
個人簡歷
1916年6月27日生於江蘇省無錫市。
1934年9月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系，因參與反日愛國學生運動，1937年初被迫轉學。
1941年7月成都金陵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獲工學士學位。
南京中央大學1947年7月美國匹茨堡大學化學工程系授予碩士學位。
1951年任華東工業部輕工業局副局長、上海市工業局副局長。
1953—1967年任國家建委重工業設計局副局長、國家計委重工業計畫局副局長、國家計委化工與資源綜合利用局副局長。
1978—1981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生院教授並博士生導師。
1981—1987年任中國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長，仍兼博士生導師並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顧問。
1987年—任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兼任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技術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專家委員會顧問並中國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學會理事長。
主要論著
1、薛葆鼎等主編．《基本建設經濟效果研究》 中國經濟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