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昆蟲學家，江蘇省溧陽縣人。1923年畢業於日本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現稱鹿兒島大學）動植物科。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對於螟蟲的發生、防治與氣候關係的研究，創立了一套害蟲預測預報制度；對於谷象發育與溫濕度關係的研究，分析出其猖獗發生的最適度，解決了害蟲猖獗長期爭論的問題；關於五倍子的研究，查明了中國產的不同五倍子及產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種類和特性，為五倍子的人工生產提供了科學依據；提出了松毛蟲及白蟻的綜合防治方案；進行了直翅目、鱗翅目、鞘翅目、同翅目、等翅目等5個目的分類學研究，發現了許多新屬、新亞屬、新種、新亞種。奠定了中國森林昆蟲學研究的基礎。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二十年代最年輕的教授
蔡邦華（1902－1983），江蘇溧陽人。生於1902年10月6日，卒於1983年8月8日，享年81歲。昆蟲學家、農業教育家，中國昆蟲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
蔡邦華於1920年東渡日本留學，考入鹿兒島國立高等農林學校動植物科。1924年，他畢業時接到國立北京農業大學（今中國農業大學前身）校長章士釗的邀請，聘請他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為當時最年輕的教授（22歲）。1927年，他再赴日本留學，在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農學部研究蝗蟲分類。1928年，他拒絕日本政府的無理要求，提前回國。回國後，他曾在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1930年，他被浙江大學派往德國進修。1932年8月，他參加了在法國巴黎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昆蟲學大會。1936年後，他歷任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浙江省昆蟲局局長，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臨時主席（代行校長職權）等職。1949年，他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光榮參加了開國大典。1953年後，他先後出任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和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等職。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院士（學部委員）。此外，他還擔任其他多種學術職務。1981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蔡邦華既是一位可敬的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在近60年的時間裡，他致力於昆蟲學多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巨大成績。1929年，他開始從事螟蟲生態學的研究。1930年在德國進修期間，他以米象發育與溫濕度關係為題開展了實驗生態學的研究。在錯綜複雜的組合里，證明米象在不同的條件下有三個最佳結果，即壽命最長、發育最快和繁殖最多，並最終確認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蟲“猖獗”的主要因素。他得出的這一結論，使久經爭論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引起國際生態學界的高度重視。後來，他在螟蟲的發生、防治與氣候的關係等方面，又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創建了一套害蟲測報制度。關於蝗蟲生態學的研究，他發表了專門論文，引起國際上的關注，前蘇聯著名蝗蟲專家貝·比恩科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他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他對松毛蟲發生規律進行了深入研究，並提出了“由於向陽山坳的山地生物群落極為貧瘠，因而這種地帶容易促使松毛蟲大量發生”的觀點。
蔡邦華是中國最早從事昆蟲分類學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強調各個目科要有各個目科的典型代表，特別是要列出與經濟有關的種類或中國特有的種類。因此，他編著的《昆蟲分類學》頗受人們的讚賞。關於物種問題，他認為應該要用新的觀點來分析，人們認識物種不僅要從形態學上找出差別，而且還要從生態地理、生活習性方面來了解它的實際意義，進而用近代分子生物學的方法來探索物種的界線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他在昆蟲綱5個目的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貢獻，為中國昆蟲分類增添了新屬、新亞屬、新種團、新種和新亞種達150個以上。
著名的昆蟲學家，農業教育家
蔡邦華，1902年10月6日出生於江蘇省溧陽縣。父親是前清秀才，從小受到了良好的親職教育。在國小時，他跟兄長學習蠶體解剖，見到蠶體內部器官，感到極大興趣。在南菁中學時，他用自修課桌飼養芋青蟲，觀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師見他對昆蟲如此入迷，甚表讚揚。在老師和兄長的影響下，使他抱定了學習昆蟲學的決心。
1920年蔡邦華中學畢業後，隨兄東渡日本求學。在東京進修半年日語後，考入鹿兒島國立高等農林學校動植物科。在學習期間，他不僅注重基礎課，而且還利用空間時間學習鑑定昆蟲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鄉採得桑樹害蟲“白蠶”（蠶蟥），因在國內查不出學名，便帶到日本四處求助。岡島教授看到這箇中國學生如此專研，就主動為他查找參考書，指導查考方法，不久蔡邦華找到了確切的學名。
1924年正當蔡邦華畢業，接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章士釗電邀，回國任該校生物系教授。1927年他再度赴日，在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研究蝗蟲分類，並在鏑木外歧雄專家幫助下，對竹蝗做了詳細的研究，寫出“中國蝗科三新種”論文。1928年蔡邦華提前結束學業回國，應浙江省昆蟲局鄒樹文局長之邀，在該局任高級技師。不久轉入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1930年他受學校派送到德國進修，開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蟲研究所和柏林動物博物館研究昆蟲學，並在國立農林生物科學研究院學習昆蟲生態學。他藉此機會對歐洲9國進行了旅行考察。隨後進入慕尼黑大學套用昆蟲研究院，跟隨森林昆蟲學家愛雪立希教授研究實驗生態學。1932年，蔡邦華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昆蟲學大會。1936年回國，繼續在浙江大學任教。當時蔡邦華對國民政府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十分不滿，與幾十位農學院教授憤然離校，轉入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從事螟蟲生態和防治的研究，發表專著和論文十餘篇。其中《螟蟲研究與防治之現狀》被當時教育部指定為農學院參考教本。1937年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蟲局局長。1938年後，蔡邦華重返浙江大學任教。1940年開始他擔任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長達13年。在抗日戰爭時期，條件極其艱苦，學校幾經搬遷。蔡邦華除了忙於搬遷和教學外，還爭取一切時機就地開展科研工作，進行了不少西南山區的昆蟲考察，出版《病蟲知識》期刊，以資交流。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浙江大學從貴州省的湄潭縣返回杭州。蔡邦華受當局派遣，赴台灣參加接受台灣大學的工作。不久又回到浙江大學從事教學工作。1947年浙江大學廣大師生參加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救亡運動，受到軍警圍攻。蔡邦華不顧個人安危，於1948年1月親赴南京，向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陳述學校被軍警包圍，歹徒破壞，搞得無法生活，無法教學，代竺可楨校長前來辭職，並向教育部請示善後。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當局派出要員前往杭州督處，使學校暫解危急。他這種聲張正義，敢於面對逆境，赴湯蹈火的高尚情操，深受後人敬仰。
解放後
杭州解放後，由於竺可楨校長離校在外，蔡邦華被推任為學校校委會臨時主席，代行校長職務。1953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他奉調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任副所長，1962年動物所與昆蟲所合併，蔡邦華任研究員、副所長。1983年8月8日因病逝世於北京。
參政議政
蔡邦華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8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員，一、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科委林業組成員，國務院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農業組組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植保農藥藥械組成員，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昆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副理事長等職。
奠基人
蔡邦華1929年在浙江昆蟲局工作期間，就開始了螟蟲生態學的研究。1930年發表了《螟蟲對氣候抵抗性之調查並防治方法試驗》的論文。1930年後在德國受愛雪立希教授的指導，以谷象發育與溫濕度關係為題開展實驗生態學的研究。經過一年多的觀察，在錯綜複雜的組合里，證明谷象在不同條件下，有三個最佳結果：第一壽命最長；第二發育最快；第三繁殖最多。其中哪一個是在生態學上對於昆蟲大量發生起主導作用的呢？他經過不斷的對比和思索最終確認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蟲“猖獗”的主導因素，使這一久經爭論的問題得到了解決。這一觀點深得愛雪立希教授的讚許。論文發表後，受到了國際生態學界的重視，美國昆蟲學家曾詳細加以介紹。
此後，蔡邦華在螟蟲的發生、防治與氣候的關係的研究上，又做了大量工作。從1930年到1936年數年間發表論文10餘篇，如《三化螟猖獗與氣候》、《害蟲研究上溫濕度之調節方法》、《螟蛾預測及氣候觀察之辦法》等等。不僅在生態學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而且在此基礎上創建了一套害蟲測報制度，為我國防治螟的危害做出了積極貢獻。
在蝗蟲生態學的研究上，發表了《中國蝗患之預測》、《竹蝗與蛗螽之猖獗由於不同氣候所影響之例證》等數篇論文。受到了蘇聯著名蝗蟲專家貝·比恩科的重視。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了蔡邦華的材料，認為這些工作很有實際意義。
50年代蔡邦華對松毛蟲發生規律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認為在自然的條件下，才能正確地探明害蟲的發生規律，並且要求用綜合的方法來分析害蟲發生的環境條件。他根據松毛蟲的數量變動，提出松毛蟲發生有一個蟲源帶。經過長期的野外觀察，於1960年正式提出松毛蟲的發生基地，認為向陽山坳的山地，由於經營不當，種植純松林，再加上幼林成長鬱閉過度，使林下寸草不生，生物群落極為貧瘠，這就是松毛蟲發生基地的基本條件，這樣地帶容易促使松毛蟲大量發生。松毛蟲猖獗是向四周擴散的結果。他這一觀點，後來在山東崑崙山、牙山、嶗山各林區調查松毛蟲發生情況得到了進一步證實。在他工作中還發現由於大量使用六六六農藥，引起松毛蟲抗藥性的提高，而且林內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敵顯著減少，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災的局面。為此，他提出加強經營管理，改造發生基地生態環境，提倡營造混交林等措施，藉以控制松毛蟲的大量發生。他的建議受到林業部門的讚賞。這方面所發表論著有：《關於防治松毛蟲的研究》、《馬尾松毛蟲的發生與寄主植物受害程度的關係的初步觀察》、《中國松毛蟲研究和防治現狀》等10餘篇。
卓著貢獻
蔡邦華是我國最早從事昆蟲分類學研究的學者之一。在直翅目、鱗翅目、鞘翅目、同翅目、等翅目5個科目的研究上，都有突出貢獻。為我國昆蟲分類增添了新屬、新亞屬、新種團、新種和新亞種共達150個以上，並撰寫了我國第一部《昆蟲分類學》（上、中、下）專著。他早年對螟蟲、蝗蟲分類上做了許多工作，發表了《螟蛾類概說》、《中國蝗科新種報導》等論文。在抗日戰爭時期，對同翅目中五倍子蚜進行了深入研究。他經過幾年的調查，不僅查明了不同五倍子和不同倍蚜的關係，並且進一步研究了各種倍蚜的形態特徵及其中間宿主，為人工培養五倍子探索了一條途徑。這項工作曾由英國李約瑟博士推薦發表於倫敦《昆蟲學報》上。50年代對鱗翅目中松毛蟲做了大量工作，查明我國松毛蟲類共有78個種和亞種，其中隸屬於7個屬，發現了20多個新種、新亞種，其中為害嚴重的有6種，即馬尾松毛蟲、赤松毛蟲、落葉松毛蟲、油松毛蟲、思茅松毛蟲和雲南松毛蟲等。
60年代蔡邦華研究的重點是白蟻。他從發掘我國民間防治白蟻經驗開始，對我國各省所發生的百餘種白蟻的不同生活習性進行了調查。
蔡邦華(右三)1970年攝於廣州60年代後蔡邦華集中了很長一段時間對白蟻進行了研究。曾先後發表了《中國南部的白蟻新種》（1963）、《中國白蟻分類和區系問題》（1964）、《黑翅土白蟻的蟻巢結構及其發展》（1965）、《西藏察隅地區白蟻一新種》（1975）、《中國的散白蟻調查及新種描述》（1977）、《廣西木鼻白蟻屬四新種》（1978）等數十篇論文，編寫了《中國白蟻》和主編《白蟻志》。在我國已知的百餘種白蟻中，近半數以上是蔡邦華等定的新種。除此之外，小蠹分類的研究也是他工作的重點，在我國已知的500多種小蠹中，有100種是蔡邦華等定的新種。（ 本段圖片說明：中國等翅目（白蟻）志，編寫籌備會議專家合影（1970，廣州）。從左至右：袁昆、平正明、李桂祥、黃復生、蔡邦華、孫仲康、夏凱齡）
蔡邦華在分類學研究上，強調要密切結合生產實際，主張各個目科要有各個目科的典型代表，特別是列出與經濟有關的種類或我國特有的種類，所以他編著的《昆蟲分類學》頗受到人們的稱讚。關於物種問題，蔡邦華認為應該要用新的觀點來分析：由於生物界不同類群有不同的特點，人們認識物種不僅要從形態學上找出區別，而且還要從生態地理、生活習性方面來了解它的實際意義，進而用近代分子生物學的方法來探索物種的界線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綜合防治
蔡邦華早在30年代就注意到了害蟲的綜合防治問題。1935年發表了《解決農業害蟲問題之途徑》，1936年發表了《齊泥割稻以治螟患之例證》，1937年的《秋化稻苞蟲之天敵性別及其他幾種性狀之考查》，1950年的《提高農業生產運動中對於冬季治螟的意義和應有的認識》等等提出了利用農業措施、利用天敵進行治理害蟲的思想。1962年美國著名的女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發表了一部有關環境科學的著作——《寂靜的春天》，她嚴正指出，防治害蟲必須要在保持各種生物互相平衡的基礎上進行。過去由於濫用化學農藥，人們在殺死害蟲的同時，無意中也破壞了生物間的平衡，並且還導致更加嚴重的蟲害。害蟲對於農藥產生了愈來愈大的抗性，而天敵都被消滅了，因此害蟲就會失去控制而大量發生，危害也就更加嚴重了。而且濫用化學農藥會造成環境污染，損害人的健康，對於社會影響也很大。這些論點一方面證實了蔡邦華以往在害蟲防治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給他以新的啟示。他結合松毛蟲研究，明確指出過去我國防治松毛蟲上長期過度使用六六六存在的嚴重問題。他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談談農林害蟲防治途徑問題”的報告，指出因不適當地大量使用化學農藥，不但大大破壞了生物群落的關係，同時還會引起害蟲大發生的機會，而且對於人或高等動物的生命和健康產生影響。他呼籲政府有關部門要嚴格控制使用化學農藥，嚴防濫用化學農藥，制止環境污染，保護生態平衡，發揮生物的潛能，促進自然界的自控能力。他建議農林害蟲的防治應以發揮生物潛能為基礎，結合先進的農業技術作用，選擇抗蟲優良品種，合理施肥和栽培管理，發揮生物群落學、遺傳學、生態學、生物化學等生物因子的作用，即綜合治理措施。他這一倡議得到了充分的重視。首先，林業部根據蔡邦華的意見，下達指示，通知各有關林業系統，在防治森林害蟲時應以綜合治理為基礎。與此同時，蔡邦華親自帶領助手在安徽滁縣、皇甫山等地，探索馬尾松毛蟲綜合治理的途徑，採用營造混交林、改造純松林林相，強調自然狀態下的天敵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求是精神
蔡邦華在近60年間，除了教學之外，在昆蟲學多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巨大成績。主要學術論文和著作已經發表的有100篇。他在工作中和在處理學術上不同意見，都能發揚民主。他主張在學術上，無論老少親疏，人人都有發言權。他能容納不同的觀點，允許別人有自己的看法，並且一旦發現別人的意見是正確的，他絕不會由於自己是師長而拒絕。關於松乾蚧學名的爭論一直是很激烈的，他認為我國沿海的松乾蚧雌性成蟲觸角為9節，與日本桑名伊之吉鑑定的不同。但他的學生楊平瀾教授卻認為兩國松乾蚧是同一種。1980年蔡邦華親自從日本帶回原產地松乾蚧的標本，重新進行檢查，才發現桑氏記載確有錯誤，結束了這場爭論。1981年初，蔡邦華在雲南昆明召開的森林昆蟲學術討論會上，公開修正自己的觀點，並且宣布楊平瀾先生的論點是正確的。這一行動給了在坐的同志很深的教育。
蔡邦華對祖國懷有強烈的感情，熱切希望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的統一。1983年他病重住院，當聽到中央領導同志提出願與國民黨再次合作，以實現統一祖國大業時，心情十分激動，命家人尋找在台灣親友的地址，並親自寫信呼籲，以表老一輩科學家的赤子之心。
簡歷
蔡邦華1902年10月6日 生於江蘇省溧陽縣。
1917年 畢業於溧陽縣立國小。
1920年 畢業於江陰縣南菁中學。
1924年 畢業於日本鹿兒島國立高等農林學校（現稱鹿兒島大學）。
1924—1926年 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今中國農業大學）教授。
1927—1928年 第二次赴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研究蝗蟲分類。
1929年 任浙江省昆蟲局高級技師，不久轉入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
1930—1936年 赴德國，在德意志昆蟲研究所和柏林動物博物館研究昆蟲學，並在國立農林生物科學研究院學習昆蟲生態學。在此期間考察歐洲九國。隨後入慕尼黑大學套用昆蟲研究院研究實驗生態學。
1937年 回杭州，任浙江省昆蟲局局長。
1938年 在浙江大學任教。
1940—1952年 任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
1953—1962年 任中國科學院原昆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1962—1983年 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1983年8月8日 逝世於北京。
主要論著
1 蔡邦華．我國當設植物檢查所之管見．中華農學會報，1923，29．
2 蔡邦華．螟蛾類概說．中華農學會報，1926（50）：1—11．
3 蔡邦華．鱗翅目幼蟲研究紀要．中華農學會報，1927，58：39—52．
4 6 蔡邦華．套用昆蟲學最近的趨向．昆蟲與植病，1933，1（1）：5—12；1（2）：40—44；1（3）：58—62；1（4）：87—93．
7 8 蔡邦華．害蟲猖獗之預測．農報，1934，1（7）：158—161；1（8）：182—184，1934．
9 11 蔡邦華．本年浙江省撲滅松毛蟲實施步驟．昆蟲與植病，1937，5（15—16）：314—317．
12 蔡邦華．竹蝗與蛗螽之猖獗由於不同氣候所影響之例證．病蟲知識，1941，1（1）：3—9．
13 蔡邦華．米象猖獗受營養之影響．病蟲知識，1941，1（2）：26—31．
14 蔡邦華．五倍子之研究（二）共棲倍之觀察．廣西農業，1946，6：46—47．
15 16 蔡邦華．關於防治松毛蟲的研究工作．科學通報，1955，4：43—45．
17 蔡邦華．昆蟲分類學（上冊，278頁）．財經出版社，1956．
18 蔡邦華．羅馬尼亞昆蟲和生物科學界訪問記（1—50頁）．科學出版社，1957．
19 蔡邦華．中國松毛蟲研究和防治現狀．昆蟲學集刊，1959，118—149．
20 蔡邦華．中國三化螟預測預報研究現狀．昆蟲學集刊，1959，150—170．
21 蔡邦華．害蟲根治策略的商討．文匯報，1961，5，4；遺傳問題討論集，1961：171—177，復旦大學．
22 蔡邦華，殷惠芬，黃復生．小蠹科分類系統的修訂和我國產兩新種的記述（小蠹研究之一）．昆蟲學報，1962，11（增刊）：1—18．
23 蔡邦華，劉友樵．中國松毛蟲屬的研究及新種記述．昆蟲學報，1962，11（3）：237—252．
24 蔡邦華，陳寧生．中國南部的白蟻新種．昆蟲學報，1963，12（2）167—198．
25 蔡邦華，陳寧生．中國經濟昆蟲志（第八冊 等翅目 白蟻）．1964（1—7）：1—141，科學出版社，1964．
26 蔡邦華，黃復生．華北稻區灰稻虱的研究．昆蟲學報，1964，13（4）：552—571．
27 蔡邦華，黃復生．中國銼小蠹屬的二新種（小蠹研究之六）．動物分類學報，1965，2（2）：121—124．
28 蔡邦華，侯陶謙．松毛蟲的種間雜交及雜種生物學的初步觀察．昆蟲學報，1965，14（4）：347—359．
29 蔡邦華，殷惠芬．中國四小蠹屬的研究及新種記述（小蠹研究之七）．動物分類學報，1965，2（4）：323—332．
30 蔡邦華．昆蟲分類學中冊（Ⅰ—Ⅺ，1—303）．科學出版社，1973．
31 蔡邦華，侯陶謙．中國松毛蟲屬及其近緣屬的修訂．昆蟲學報，1976，19（4）：443—454．
32 蔡邦華，侯陶謙，黃復生．我國森林害蟲“松毛蟲”綜合防治的實踐及展望．昆蟲學報，1979，22（1）：45—52．
33 蔡邦華，黃復生．中國白蟻．科學出版社，1980．
34 蔡邦華，侯陶謙，黃復生．森林害蟲的綜合防治．林業病蟲害通訊，1980，2：1—5．
35 蔡邦華．昆蟲分類學（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蔡氏縱談
作者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蔡曉明
蔡邦華院士以刻苦、奮進、執著的敬業精神，完成了《昆蟲分類學》的出版[全書三冊：上冊（31萬字，1956年）由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中冊（40萬字，1973年）和下冊（40萬字，1985年）均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書闡明了分類概念、理論，建立了新分類系統，內容豐富，涵蓋面廣，是我國幾十年來最全面、最系統的一部昆蟲分類學專著。
特點
創建了昆蟲分類學的新系統
蔡氏早在上世紀20年代執教大學時就開始了昆蟲分類學工作，幾十年來總覽世界昆蟲分類學發展歷程和學科前沿，以其淵博的學識，審視了中外昆蟲分類所有重要著作，科學地創建了昆蟲分類的新系統。這一系統將昆蟲由低級到高級分為四級序列，即：兩個亞綱（無翅亞綱和有翅亞綱）、三大類（非變態類、不全變態類和全變態類）、十類（原尾類、蜻蜓類、蜉蝣類、蜚蠊類、直翅類、半翅類、鞘翅類、脈翅類、長翅類和膜翅類）、三十四目（古生昆蟲除外）的分類系統（亞綱—大類—類—目）。
新分類系統一經提出，學界廣泛重視。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復旦大學等五所高校合編的昆蟲學教材中就積極採用蔡氏的昆蟲分類學系統。
內容系統詳盡、具開創性
全書對34個目（order）的種類、分布及在系統分類學上的位置以及各目昆蟲外部形態、內部解剖特徵、生活史等都有說明，列有科（屬或種）的檢索表（key）。
昆蟲分類學是研究昆蟲的分類、鑑定並按其親緣關係遠近歸納成為一個有序系統的學科。蔡氏在書中特設“研究史略”，簡介本目的產生和發展，並介紹深入的研究隸屬關係變動、不同學者研究結果的顯著差異；研究歷程中的來龍去脈也作了梗概說明。例如鱗翅目昆蟲約有10種以上，系統分類很複雜。早期通俗分為蝶類、蛾類，也有分為大鱗翅類（Macros）和小鱗翅類（Micros）；後來有以口器、翅等形態分類，或以卵、幼蟲、蛹等作為依據的十多種分類方式。但蔡氏根據物種生殖隔離的原則，以鱗翅目生殖孔作為分類依據，將鱗翅目分為鉤翅亞目（Zeugloptera）、單孔亞目（Monotrysia）及雙孔亞目（Ditrysia），共3亞目83科。
蔡氏在研究松毛蟲時又以雄蛾外生殖器為依據，命名了多個松毛蟲新種。全書引經據典地向讀者介紹分類方式的緣由、起因，給人們以關鍵性的啟迪。讀者可由此展開對昆蟲分類學更深入、更廣泛的學習研究。這部著作將歷時數百年的昆蟲分類學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梳理、歸納成類，並對其中沒有定論而不斷變動的提法、觀點，進行了較為明確的闡述，令分類方法和分類結果一目了然。研讀這部專著，還可依據書中的分類原則舉一反三，指導昆蟲分類。這部著作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開展。
將基礎研究與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緊密結合
在昆蟲分類學基礎知識中常列入“我國重要屬（種）”、“我國產舉例”項目，將我國重要害蟲、經濟種類加以介紹並適時引入新成果。例如紋翅小蜂科中赤眼蜂（Trichogramma）是我國農業害蟲的重要天敵。不同種類，產生的效益不同。識別分類是個大難題。蔡氏在書中記述了我國赤眼蜂分種的檢索表，並附有相應赤眼蜂雄性外生殖器圖，提供參考。等翅目白蟻（Termites）是熱帶、亞熱帶地區重要害蟲，破壞力很大。廣東人稱它為“無牙老虎”。書中對白蟻類型、多態現象的緣由、棲住環境、生態危害、腸道原生動物及存在意義等都作了深入討論，並有針對性地提出建築、土壤、消毒以及搜尋蟻巢等10條防治法。同時，直翅目、同翅目、鞘翅目、雙翅目、鱗翅目……等均有類似處理。特別是竹蝗（Ceracris kiangsu Tsai）、倍蚜（Eriosomatidae）、蠹蟲（Scolytidae）、以及松毛蟲（Pine lasiocampids）等有關部分，蔡氏都深入研究並鑑定了許多新種。當年抗日時期，在貴州湄潭的艱苦條件下，蔡氏還到紅麩楊上找倍蚜蟲癭，晚上在桐油燈下進行研究，發現了五倍子蚜的生長發育規律和鑑定了許多新種，從而推動了五倍子的研究與開發利用。作者將昆蟲分類學知識與消滅害蟲、利用天敵資源結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昆蟲分類學》這部著作充滿了蔡邦華院士對科學的忠誠、熱愛和對國家、社會的強烈責任，具有深遠的意義。由於受時代環境的影響，這部著作上、中、下三冊出版的時間間隔很長，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浙大之緣
作者：蔡恆勝
蔡邦華2007年是家父蔡邦華誕辰105周年。我這是第一次寫紀念父親的文章，拿起筆心情就很沉重。有人講父親似高山，母親如流水。我眼中的父親確是需要仰望的高山，他的一言一行影響著我的一生，伴隨著我的成長，教導著我怎樣做人，做事，做學問。同樣，他那腳踏實地、注重科學實踐的意願與信仰也在影響和改變著周圍的人們。
最近讀到2006年5月7日《人民日報》“用一生做好一件事——記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獲得者陳劍平”的文章，該文敘述了一位年青的植物病毒防治專家陳劍平的先進事跡。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1985年，陳劍平從浙江農業大學畢業，老教授唐覺的臨別贈言改變了他留校的主意。唐教授送給他的4個字“學以致用”，是唐教授1941年畢業時，當時的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蔡邦華先生送給他的，這4個字影響了唐老一生。也因為這沉甸甸的4個字，讓陳劍平決心從事農業科學研究，來到了浙江省農業科學院。”也正是這沉甸甸的4個字，讓陳劍平成為在植物病毒領域作出突出成績的青年專家和國家科技進步獎獲獎者。
家父蔡邦華的“學以致用”影響了兩代農業科學工作者，這也正是他一生追求科學實踐的縮影和寫照。
求學，探索科學救國之路
1902年10月6日父親出生在江蘇省溧陽縣。祖父是前清秀才，父親從小受到了良好的親職教育。在國小時，他跟兄長學習蠶體解剖，見到蠶體內部器官，感到極大興趣。在考入江蘇江陰南菁中學後，他用自修課桌飼養芋青蟲，觀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師見他對昆蟲如此入迷，甚為讚揚。在老師和兄長的影響下，使他抱定了學習昆蟲學的決心。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簽定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面臨著被世界列強所瓜分的危險。年輕時的父親，想的就是如何通過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國強大，再也不受外國人的凌辱。“求變”是父親這一代有志之士追求的目標。為此，父親選擇了科學救國之路。1920年中學畢業後，隨兄東渡日本求學。在東京進修半年日語後，考入了鹿兒島國立高等農林學校動植物科（即今鹿兒島大學的前身）。在學習期間，他不僅注重基礎課，而且還利用空餘時間學習鑑定昆蟲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鄉採得桑樹害蟲“白蠶 ”（蠶蟥），因在國內查不出學名，便帶到日本四處求助。岡島教授看到這箇中國學生如此專研，就主動幫他查找參考書，指導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確切的學名。
1924年父親剛一畢業，就接到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校長章士釗先生電邀，聘任他為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成為二十年代北京農業大學最年輕的教授（22歲）（注1）。當時他的學生都和他年齡相仿，有的甚至年齡都比他大。如1949年12月成為合併後的北京農業大學首任校長的九嶷山人樂天宇，革命烈士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等。父親對昆蟲學的研究重點放在昆蟲生態學和病蟲害的防治上。蝗害是歷史上困擾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蟲害，但對其分布狀況和發生環境一直缺少詳盡的調查研究。1927年他再度赴日，在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研究蝗蟲分類，並在鏑木外歧雄專家幫助下，對竹蝗做了詳細的研究，在論文“中國蝗科三新種及中國蝗蟲名錄”中（注2）記載了當時已知的52屬112種，其中有他發現的三個新種。這是二十世紀在蝗蟲研究上中國人發表的最早論文。1928年父親拒絕日本政府的無理要求，提前結束學業回國，應浙江省昆蟲局鄒樹文局長之邀，在該局任高級技師。不久轉入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1930年他受學校派送到德國進修，開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蟲研究所和柏林動物博物館研究昆蟲學，並在德國農林生物科學研究院學習昆蟲生態學。他藉此機會對歐洲9國進行了旅行考察。隨後進入慕尼黑大學套用昆蟲研究院，跟隨森林昆蟲學家愛雪立希教授研究實驗生態學。1932年還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昆蟲學大會。
父親和浙江大學的不解之緣
（1）從1928年到1937年抗戰前的八年
（2）浙江大學西遷，在遵義、湄潭的歲月
（3）赴台接收台灣帝國大學
（4）抗戰勝利後在浙江大學的六年半
從1928年到1937年抗戰前的八年
家父是1928年轉入浙江大學農學院任教的。那年也正是國立浙江大學正式命名成立的一年。1930年他受浙江大學派送到德國進修，前後在柏林德意志昆蟲研究所和柏林動物博物館、國立農林生物科學研究院和慕尼黑大學套用昆蟲研究院研究昆蟲學和昆蟲生態學。回國後繼續在浙江大學任教。因對當時的郭任遠校長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十分不滿，1933年與梁希、金善寶等60多位農學院教師一起憤然辭職，離開浙大，轉入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這期間家父主要從事螟蟲生態和防治的研究，曾套用氣候圖法對三化螟和飛蝗的發生分布區域進行了預測。發表專著和論文十餘篇，其中《螟蟲研究與防治之現狀》被當時教育部指定為農學院參考教本。他於1937年又回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昆蟲局局長。
浙江大學西遷，在遵義、湄潭的歲月
蔡邦華(右)攝於浙大湄潭分部文廟前1938年，家父在竺可楨校長邀請下重返浙江大學任教。1939年8月浙大西遷到宜山時，由於戰局緊張，學校何去何從，一時眾說紛紜。家父已經接受了雲南大學的邀請，準備去昆明，行李都裝上汽車了，竺可楨校長果斷決定，任命當時年僅三十七歲的蔡邦華為農學院院長並經當時的教育部批准，他還授命家父為西遷先遣隊，前往貴州選址，並上重慶將竺校長的西遷決定告知當時的教育部長以取得在經費等方面的支持。家父回宜山後，提出校址設在遵義的方案。實際當時竺校長曾得到黨國密令，浙大就地解散，師生可併入中央大學。竺校長將此方案提交校務會議討論後，拒絕了電令，最終決定浙大西遷貴州遵義辦學，並在湄潭設立分部。浙大從宜山遷往貴州時，是由文理學院、工學院和農學院三學院組成的。當時學校的核心領導為校長竺可楨和教務長張紹忠、三院院長，文理學院院長是梅光迪（文）、胡剛復（理），工學院院長是王國松，農學院院長是蔡邦華等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到貴州後，學校總部、文理學院的文科各系及工學院設在遵義，而學校分部，有農學院和文理學院的理科各系設在湄潭。竺校長負責學校在遵義的大小事務（竺校長有事離開時，由工學院院長王國松代理），家父和胡剛復則負責學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務。竺校長和家父幾乎每天都有信件和電文來往。（ 本段圖片說明：蔡邦華（右）、江恆源（左）攝於浙大湄潭分部文廟前）
我是1943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齡的有蘇步青之子蘇德新，盧鶴紱之子盧永亮，還有王國松之女王遵雯和李壽恆之子李福遵等，從名字上可看出後二人是在遵義出生。因當時年幼對於湄潭的狀況已沒有多少印象，但經常從父輩們及哥哥姊姊那裡聽到湄潭的往事，特別是閱讀到竺可楨日記的片段和浙大西遷的回憶文章後才有了更深的感受。
蔡邦華(右)攝於文廟前家父生前深深懷念抗戰時期在遵義、湄潭的歲月，他於1939年8月被竺校長臨危受命擔任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開始，長達13年之久。這段經歷是從1939年8月浙江大學在廣西宜山起和1940年初浙大由廣西宜山遷往貴州遵義、湄潭，在黔北辦學的六年半，及抗戰勝利後的次年，即從1946年秋浙大遷返杭州，在原址華家池重建農學院校園，直到1953年調往中國科學院為止的第二個六年半。在抗戰前後，雖然物質條件極為艱苦，但精神上卻是十分愉快。家父作為浙大西遷和黔北辦學時竺可楨校長的主要助手，除了把大量精力忙於搬遷、建校和繁忙的行政工作外，還爭取一切時機身體力行，就地開展科研工作，進行了西南山區的昆蟲考察，出版《病蟲知識》期刊，主持開展學術交流活動。在湄潭的艱苦條件下，他和唐覺開創了我國五倍子的科學研究，查明了中國產的不同五倍子及產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種類和特性，為五倍子的人工生產提供了科學依據。（參見蔡邦華（P．H．Trai）和唐覺（C．Tang）在英國倫敦皇家昆蟲學會發表的論文——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all Aphi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Genera and Six New Species from Maitan Kweichow 貴州湄潭五倍子蚜蟲的分類附三新屬和六新種的描述）（ 本段圖片說明：王漠顯（左）、胡剛復（中）、蔡邦華（右）攝於文廟前）
他和李學騮的“西南各省蝗蟲之分類”進一步擴展了中國蝗蟲分類的研究，和陳效奎的“馬鈴薯蛀蟲初步研究”及和張宗旺的“稻苞蟲之猖獗與插秧期之關係”等（注3）學術論文，切實解決了當地農業生產中的實際問題。家父一貫倡導堅持的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切實解決實際問題的工作作風，也深深地教育我們後輩在做學問、搞科研上，要腳踏實地、不浮誇、不空談，扎紮實實做到真正實際地解決問題。
浙江大學在黔北辦學的七年，在竺可楨校長的領導下，家父與浙大師生同甘共苦，在極度惡劣的物質條件下，堅持了教學和科學研究，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學術上得到蓬勃發展，被稱為浙大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時期。浙江大學迅速崛起成為國內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甚至被來訪的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譽為“東方的劍橋”。
赴台接收台灣帝國大學
蔡邦華(右一)在台灣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當時家父與羅宗洛、陳建功和蘇步青伯伯等人一起，赴台灣接收台灣帝國大學，時間應是抗戰勝利日本受降時的1945年秋天。當時知名文人江恆源曾寫下送行詩：“秋風颯颯天氣涼，送客攜手上河梁。三子有行忽萬里，為歌一曲湄之陽。南雍聲華重回浙，三子俱是人中傑。樹人已感百年功，更待瓊花海外發。五十年前事可哀，悠悠遺恨滿蓬萊。河山還我奇恥雪，戰雲消盡祥雲開。三子之行何快哉，台澎學子樂天涯，乘搓使者天邊來。”羅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學家，1940年曾應竺可楨之邀到湄潭任教，1944年剛離開浙大，他和我父親都是學生物的，陳建功和蘇步青都是浙大數學系教授，而他們均是留日的。我看過他們在台灣的照片，後來也聽家父講過他們的台灣之行，當時交通十分不便，從湄潭到重慶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余天，再乘船去台灣又是一個星期，但他們十分興奮，終於盼來抗戰勝利，台灣回歸祖國的一天。他們在台灣工作十分辛忙，羅宗洛負責全面工作，是接收後的台灣大學的首任校長，陳建功是教務長，蘇步青負責理學院，家父負責農學院事宜，他們分別成為台灣大學首任的理學院和農學院院長。從現在台灣大學的網站上可查到這些史料。（ 本段圖片說明：蔡邦華（右一）在台灣與羅宗洛（左二）、陳建功（左一）和蘇步青（右五）等人一起）
他們抓緊時間完成了任務。家父說他們差點回不來，一方面台大要留他們，而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也不讓他們回。而他們歸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獲準，但搞不到船票，後來遇到在空軍工作的浙大畢業生的幫忙才得以回來。1980年家父率中國科學代表團到日本東京參加16屆國際昆蟲學大會時遇到台灣大學的年輕的後輩同行，當提及接收台灣大學此事時，他們都親切地叫家父為爸爸。後來台灣方面曾通過美國索取家父的照片。大陸台灣血濃於水，台大浙大有此淵源，應該加強交流，發揚光大。
抗戰勝利後在浙江大學的六年半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6月浙大農學院由貴州湄潭遷回杭州，在原址華家池重建校園。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學已發展成為擁有文、理、工、農、師範、法、醫7個學院、25個系、9個研究所、1個研究室的綜合性大學。
1947年浙江大學廣大師生參加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救亡運動，農學院學生於子三被害，整個於子三事件中竺校長都將家父作為處理事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長在浙江省保全司令部牢房中見到於子三被害的慘象後，當場暈倒。醒來後就囑咐家父和校醫李天助，去現場調查。家父和李醫生在現場查看後都認為於子三不可能自殺，因為所謂自殺用的玻璃片上並無血跡，而玻璃片也沒尖角。保全司令部準備了兩桌豐盛酒席，留他們吃飯，被家父斷然拒絕了。數日後，司令部人傳話說：“浙大教授真難對付！”1948年1月4日，學生準備為於子三出殯，家父趕到學校時，學校四周已被二千多軍警、特務、流氓和打手包圍。八時多，打手們衝進學校，學生們進行了反擊，抓獲了10多名打手，受到軍警圍攻。正在訊問時，竺校長約家父談話。竺校長說：“光天化日之下，軍警包圍，搗毀學校，浙大我辦不下去了！”讓家父立即趕赴南京，向教育部長朱家驊請辭校長之職。家父不顧個人安危翻牆而出，連夜乘京杭直達趕往南京。車上遇《大公報》記者，於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況敘說了一遍。記者問：“可否在報上發表？”家父說：“可以發表，但不要署我名字。”次日（1948年1月5日）《大公報》將浙大“一四暴行”的訊息傳遍全國。在面見朱家驊時，朱劈頭責問：“於子三是千真萬確的共產黨，你們還要為他說話？”家父回答說：“於子三是農學院的好學生，我是農學院院長，不能不為他哀悼。”父親陳述學校被軍警包圍，歹徒破壞，搞得無法生活，無法教學，代竺可楨校長前來辭職，並向教育部請示善後。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當局派出要員前往杭州督處，使學校暫解危急。家父回杭後，向竺校長匯報經過。竺立即要他暫勿外出，因為省政府已在查問：“《大公報》訊息是否蔡邦華發出的？”竺校長回答說：“不知道，但報上所載，完全是事實。”以上經過我多次聽父親講敘過，竺可楨日記中也有所記載。
杭州臨解放前，因竺可楨校長秘密離校，家父再一次臨危受命，被推任為浙江大學校務委員會臨時主席，代行校長職務。任命公告貼在學校大學路的布告牆上，向全校師生員工公示。為保護浙大、穩定師生員工的情緒、迎接解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為了加強安全，學校成立了應變會，由教授會主席嚴仁賡擔任主席，蘇步青為副主席。我記得家父曾與梁希、馬寅初在家中商談“應變”事宜，如果竺校長不能再回浙大，家父希望馬寅初來接任校長職務。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軍管會於6月6日起派林乎加等軍事代表二人，由嚴仁賡、陳立、許良英、包洪樞等九人組成接管小組，召集臨時校務會議。“指出嗣後浙江大學是人民的學校，擔負著培養人材的重大任務。目前工作仍由臨時校務會議執行，但一切措施，應有軍事代表簽署始能生效力。”（注4）家父欣然接受黨的領導，處理竺校長離後的校務工作。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家父參加了7月13日在北平舉行的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到會的除285名籌委中的205名外，還有黨政領導、各民主黨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聞記者等近百人。周恩來等中共領導出席了會議。家父被推為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科學界的十五名代表之一。在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曾經問家父，是願來北京工作，還是仍回浙大工作？父親說，他與浙大有深厚的感情，還是回浙大。7月17日，在北平科學會議期間舉行的浙大校友會上，家父見到了竺可楨，校友們紛紛發言，懇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甚為感動，回答時幾乎不能言語。1949年7月27日，杭州市軍管會發布命令，公布了學校新的校、院、處領導人員名單。第一屆校務委員會由劉瀟然等19人組成，由7人組成常務委員會，劉瀟然任副主任委員；孟憲承教授任文學院院長，貝時璋教授任理學院院長，王國松教授任工學院院長，蔡邦華教授任農學院院長，王季午教授任醫學院院長，李浩培教授任法學院院長；嚴仁賡教授任教務長，范緒箕教授任總務長。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馬寅初為浙大校長兼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家父終於完成了解放前後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參加完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後，仍回到浙大繼續工作。對於浙大接管後，停聘60多名教授，包括原理學院院長鬍剛復等都在其中，還有些職員，他只能很無奈地告訴竺可楨先生，竺感嘆浙大接管情形與北大、清華、南開可謂全不相同也（注5）。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由教育部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做出拆分浙大的決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強的文理學院基本整體轉往復旦，浙江大學的農學院單獨分出成立浙江農學院，而調整後的浙江大學成了一所僅留四個工科系的工科大學。此時家父奉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任副所長，不得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浙江大學。家父對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學子懷有極為深厚的感情，他喜愛杭州，更熱愛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國深造，他為浙大傾注了全部心血，也在浙大度過了他人生中二十餘年最美好的歲月。
浙大校慶題字-蔡邦華，1982年4月1日1982年4月1日，在離開杭州近三十年後，他應母校的邀請參加校慶。剛到西子湖畔、孤山腳下，觸景生情，他突然暈厥。我們陪伴著他，深切地理解他的感情。最終他還是堅持出席了大會，寫下了“巍峨學府，東南之花。工農肇基，文理增嘉。師醫法學，雍容一家。求是為訓，桃李天下。東方劍橋，外賓所夸。民主堡壘，爭取進化。美哉浙大，振興中華。”的校慶題字（注6）。在浙江農業大學朱祖祥校長的陪同下，開車繞行華家池校園一圈；他回憶起1946年抗戰勝利後，農學院遷回華家池，當年他作為農學院院長曾領導規劃的“四面樓群，一池碧水”的遠景，他親自督建在池南的品字形的后稷、神農、嫘祖三館，及附屬的溫室、西齋、學生宿舍等建築，在戰後艱難的條件下，恢復教學和科研。當時他和竺校長之所以名之為后稷、神農和嫘祖，是鑒於中華民族綿延五千年的農耕文化，絕非任何外力入侵所能摧毀的。后稷和神農是黃河和長江流域歷史悠久的農耕創始之神，嫘祖則是傳說中神農之妃，教民蠶桑的發明者。農桑代表衣食之本，所以三館含有深刻的農耕文明承先啟後、綿綿不絕的精神。華家池東北部有實驗農田，包括水稻田、旱地作物、果園、蔬菜圃、桑園，與池周景物組成一個花園式的校園，鳥語花香，四季異香，是一個難得的生態循環良好的校園，讀書求學的理想環境。曾有教授為華家池的優美環境作對聯兩則，其一云：三面樓群一池水；五千桃李滿園春。其二云：碧水風光，堪比西子；讀書求學，此是天堂（注6）。望著他當年規劃的“四面樓群，一池碧水”遠景，現在的碧波蕩漾、草地如茵、花草芳香、樹木蔥蘢、垂柳依依、新樓矗立、優美典雅的校園，他內心欣慰了。是啊，他比竺校長幸運，還能在有生之年，踏上養育過他的母校的土地，回母校看一眼，也為自己能在浙江大學工作過而感到光榮。第二年他就駕鶴西去了。
備註
注1、中國農業大學 [百年學人之四十二] 蔡邦華：二十年代北京農業大學最年輕的教授（2005年07月28日報導）
注2、 注3、浙江大學農學院在湄潭
注4、竺可楨全集 第八、九、十、十一卷
注5、浙大校史館
注6、華家池的園林和農耕文化 吳玉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