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
蔡國聲,中國書協會員、上海書協理事、文博系研究員、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民間藏品鑑定委員會副主任、《民間收藏叢書》主編、上海電視台《好運傳家寶》欄目特邀專家,中國夏禹文化網(五千文化藝術館)特約專家,河南電視台《華豫之門》特邀專家、藝術品中國網高級鑑定顧問、中央電視台《尋寶》欄目特邀專家,天津電視台《藝品藏拍》欄目特邀專家,檢察風雲雜誌《鑑賞家》專欄專家,上海收藏俱樂部顧問兼專家組成員。並擔任北大資源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多所院校的顧問及特聘教授。從事文物、古玩鑑定及書法篆刻四十餘載,融鐘鼎、權量、錢幣、碑碣於一爐,涉古今名家之精髓,勤奮專研、鍥而不捨,觸類旁通化為自己的風格,書法作品多次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區展,併入選《中國當代墨寶集》、《當代書法精選》。鑑定專業方面的文章,作品在國內外的報刊、雜誌上也常有發表。從九十年代起,陸續創作出版了近二十部精闢的專業著作,以及三套有關收藏專題講座的影視光碟,這在古玩鑑定領域實屬罕見,也是他被讚譽為“高產專家”。
個人榮譽
2000年被評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德藝雙馨會員
2001年獲得首屆東方名人成就獎
2005年獲得中華當代傑出功勳藝術家獎
2006年獲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最高藝術成就獎——紫荊花獎
2007年獲得“中國當代傑出藝術家”稱號
成長之路
央視的《尋寶》欄目讓蔡國聲的名字進入了千家萬戶,而他一直在謙虛地稱自己需要不斷學習、不斷進步。回顧他的人生之路不難發現他的生命似乎一直在和文物古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者更確切地說成年後的他一刻也沒離開過這個行業。
今天就讓我們走進這位中國鑒寶界的領軍人物,一同分享他的成長之路。
專心本行
1962年高中畢業的蔡國聲回響黨的號召,進入陌生的上海古玩市場工作,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參與我國文物工作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在距老家浙江定海的大都市開始了新的生活,年僅18歲的蔡國聲沒想到,自己以後的生活竟然將完全投入到古玩文物這行。
上海市古玩市場的領導非常重視這些新到的“知識分子”,由於他們文物知識匱乏,領導決定對他們實行“半工半讀”即半天工作半天學習。蔡國聲回憶道:“那時候我們半天的時間去照顧文物店的正常運營,另外半天時間就是學習文物知識,涉及陶器、瓷器、錢幣、古玩、珠寶等各個方面,教我們課程的老師都是當時的名家、大家,像周仲英、薛貴笙、朱念慈、戴寶庭等悉數在列,並且我們的學習有嚴格的考試程式,還會召開家長會以督促大家的學習。”不時有來上海看望他的老同學不解地問他:“團支書,你怎么在故紙堆里做起了老頭子才做的工作?”蔡國聲解釋說:“當時毛主席號召大家要學習雷鋒精神發揚‘乾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的風格,我想既然自己到了這一行就應該好好乾下去。”
在各位老師的引導下,朦朦朧朧闖進古玩文物行業的蔡國聲第一次見識了文物的博大精深,用他的話說“真的大開眼界,覺得自己日後有了奔頭”。浩如煙海的文物知識讓年輕的蔡國聲深深痴迷,他不僅在專業學習上勤於鑽研,而且每周僅有的一天休息時間他也選擇了在上海博物館度過。“當時就是對文物著了迷,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了文物知識學習上。”蔡國聲說自己對當年陳列在上海博物館的文物可以說如數家珍。
辛勤的努力加上大師的指導,進步飛快的蔡國聲也得到了上級領導的提拔。1966年蔡國聲便做了上海市古玩市場團支部書記,所在支部被評為上海市“四好團支部標兵”,上海的《支部生活》雜誌還對他做了專題介紹。“當時我們普通員工的工資是36元,我的工資是43塊5毛,據我了解公司只有三個人能拿這么高的工資。”蔡國聲說:“在上海古玩市場的日子,讓我領略了文物的魅力,在大師們指導下的學習為自己以後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我很慶幸能得到大師們的真傳,沒有他們的指點就沒有我今天的成績。”
福禍相依
用老子那句經典名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來形容“文革”期間的蔡國聲再恰當不過。
“文革”開始後,蔡國聲的父親被劃為資本家,蔡國聲也成了“黑六類”,原本殷實的家庭一下子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蔡國聲的兄弟姐妹都插隊到了農村,生活和家庭的巨大變化讓年輕的蔡國聲一下子無法接受。“當時就覺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可能會因此斷送,並且當時我從事的文物事業又屬於‘四舊’,所以整個人覺得以後的日子突然沒有了希望。”
失落的日子裡,蔡國聲開始努力練習毛筆字,“每天早上5點多起床練過1個多小時的字後再去上班,晚上吃過飯後繼續練字,這樣的日子一直堅持了下去。”練字的同時蔡國聲還結識了上海眾多的書畫名家,當時的特殊氛圍讓老書畫家們失去了展示的舞台,年輕的蔡國聲憑著自己上進心贏得了他們的喜愛,並且得到了許多名家的親傳。開始時蔡國聲的魏碑一直像是無力的楷體字,胡問遂指導說:“年輕人,你用隸書的筆法去寫楷書,這樣寫出的字型就是成功的魏體字啦。”回憶起這件事,蔡國聲感嘆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呀!”練得一手好字,也讓蔡國聲在以後的鑒寶生涯中對有文字結合的文物有了更加準確的把握。
由於此前的出色表現,蔡國聲被借調到上海市抄家物資文物清理小組參與文物整理、歸類工作。彼時上海素有“中國文物半壁江山”之稱,清理小組所管文物讓蔡國聲又一次開了眼界。“真是眼花繚亂,當時覺得自己就像是掉到白米缸的老鼠一樣。”有了這個絕好的機會,蔡國聲當然不會放過,工作之餘他便日夜翻抄古書籍、拓碑文、印圖章……得天獨厚地留下了豐盛的文物資料,這也為他日後的書籍出版提供了絕好的素材寶庫。
專業自信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讓整箇中國看到了新的希望,蔡國聲也是其中之一。全國上下的撥亂反正工作不僅為蔡國聲一家正了名,而且蔡國聲又一次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重用。在上海友誼商店獲得新工作的蔡國聲不久便被黨委書記推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然後憑藉出色的表現很快得到了評先進、提乾的機會,之後蔡國聲被安排到了一家仿古工藝廠做廠長。
接手仿古廠之後,蔡國聲發現廠里的工人大多是“上山下鄉”的返滬青年,很多人都是因為“文革”失去了學習機會,他便提出讓大家再學習的計畫。為了給青年工人創造良好的學習機會,蔡國聲通過私人關係請來一些書畫名家給大家作輔導,通過精心培養,蔡國聲的仿古廠在為國家做好創收的前提下,同時也湧現了不少文藝界的名人。
蔡國聲說:“仿古廠做廠長的經歷讓我對現在的鑒寶工作更加的自信,因為通過這項工作讓我更加清楚地明白了一些文物的製作流程,這種經歷不是每個鑒寶家都能擁有的。”
退休後,蔡國聲並沒有離開工作了半輩子的行業,而是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去鑽研文物,同時把自己的經驗編輯出版和更多的人分享,蔡國聲出版《珍寶鑑別指南》、《古玩與收藏》、《蔡國聲隸書阿房宮賦》、《過眼雲煙錄——蔡國聲談古玩鑑賞》等書二十餘本,這在文物界堪稱一個奇蹟,蔡國聲早已成為中國鑒寶界名副其實的領軍人物。
書畫作品受到熱捧,而包括瓷器在內的雜件最後成交卻乏善可陳。蔡國聲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雜件講究傳承有序、贗品太多。
隨著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手段被用於藝術品造假,對藝術品真偽的鑑定難度越來越大,沒有足夠的水平和能力將會阻礙這個行業的發展。但是蔡國聲認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有在不停的造假識破的過程中,這個領域才會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