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瑞·施耐德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是20世紀美國著名詩人、散文家、翻譯家、禪宗信徒、環保主義者、BG代表人物之一，2003年他當選為美國詩人學院院士，先後出版有十六卷詩文集，《龜島》獲得了1975年度普利茲詩歌獎。斯奈德是是“垮掉派”目前少數僅存的碩果之一，也是這個流派中詩歌成就較大的詩人。

基本信息

• 中文名：蓋瑞·施耐德
• 性別：男
• 英文名：Gary Snyder
• 國籍：美國
• 出生地：舊金山
• 主要成就：1975年度普利茲詩歌獎
  伯利根詩歌獎
  
• 代表作品：《砌石與寒山詩》、《龜島》、《神話與文本》

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1930年5月8日—），美國詩人 (常與垮掉的一代聯繫在一起)，隨筆作家、演說家，他還是環保活動家，常被看作深層生態之桂冠 (laureate)，這個角色反應了他在佛教精神與自然中的投入。作為一名社會評論家，施耐德的觀點與劉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阿道司·赫胥黎 ( Aldous Huxley)、卡爾·海絲 (Karl Hess)、奧爾多·利奧波德 (Aldo Leopold)和卡爾·波蘭尼 (Karl Polanyi)等人有一些共同點。施耐德還是一位獲獎作家，並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任教多年，另外施耐德還曾在“加州藝術委員會”任職。
早期生活
施耐德生於舊金山，雙親是Harold、Lois Snyder。在大蕭條後，家庭陷入貧困，於是舉家搬遷至華盛頓州的吉賽普郡，當時施耐德只有兩歲，他們在那裡經營乳製品以及松木板。十年後，他們又般往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在華盛頓州的十年期間，施耐德注意到了海岸沙利希 (Coast Salish)的居民，並逐漸對美國的原住民，以及他們與自然的傳統關係，產生了興趣。
後來父母離異，施耐德及其妹妹由Lois撫養，Lois當時是一名新聞記者。施耐德小時候還當過送報童。在他十幾歲時，就成為野營顧問，並與Mazamas俱樂部成員一起登山。
1947年，施耐德作為獎學金生進入里德學院學習。在那裡他結識了菲利普·沃倫和盧·韋爾奇，並一度成為室友。施耐德還花了一個夏天時間當水手，1950年代中期，他也曾有類似的嘗試。這樣他不僅賺到了錢，還在港口城市領略到了其他文化，另外還使他對海洋以及水圈有了更多的接觸。1951年，施耐德畢業，獲得人類學與文學的學士學位，在隨後的夏天中，施耐德在沃姆斯普林斯印第安保留地 (Warm Springs Indian Reservation)從事木材定標 (timber scaler)的工作，這段經驗成為他早期詩歌 (包括"A Berry Feast")的素材，後來結集出版為"The Back Country"。在接下來的一年中，施耐德當上了國家公園的防火哨員。另外，他還知道了佛教的一些基本觀點，通過藝術，特別是水墨畫，施耐德還對遠東地區對待自然的傳統態度有所認識。而後，他前往印第安納大學，繼續學習人類學，在那裡施耐德開始學習打坐，但一個學期後，他就返回了舊金山，去追尋詩人之夢 ('sink or swim as a poet')。
垮掉的一代
回到舊金山後，施耐德跟沃倫住在一起，沃倫引起了他對禪宗的興趣。施耐德閱讀了不少鈴木大拙的著作，而後他決定不再繼續人類學專業，1953年，他轉投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學習東方文化和語言。夏天，施耐德就繼續到森林中工作，他還曾在優山美地國家公園 (Yosemite)當過開路工。1955年，他與傑克·克魯亞克 (Jack Kerouac)在磨坊谷 (Mill Valley)的一座小屋中住了數月。施耐德還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Asian Studies)作過旁聽生，當時那裡有Sabuo Hasegawa、艾倫·瓦茨 (Alan Watts)等人任教。
艾倫·金斯堡根據肯尼思·雷克思羅思(Kenneth Rexroth)的推薦，找到了施耐德。這段歲月後來成為克魯亞克小說《法丐》( The dharma Bums)的素材。雷克思羅思早期小說的主人公，有的是酒神狄奧尼休斯式的，喜歡帶點混亂的生活，而不是按部就班式的。當時垮掉運動 (Beat Movement)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城市背景，而作家如金斯堡、克魯亞克等人，則發現了來自鄉村的施耐德，他有手工勞動的經驗，對田園的事物感興趣，相比而言，就顯得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勞倫斯·弗林蓋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將施耐德比作“垮掉的一代”中的梭羅。
1955年10月13日，施耐德在舊金山著名的Six Gallery朗誦詩歌"A Berry Feast"，這被認為是舊金山文藝復興的宣告。這也標誌著施耐德首次踏入Beats行列，雖然他原來不是紐約圈子裡的成員，但由於肯尼思·雷克思羅思的緣故，也參加了進來。
根據克魯亞克《法丐》的描述，年僅25歲的施耐德已經認為將來自己可以在未來的東西方對話中，占有一席之地。施耐德的第一本著作"Riprap"(砌石)，出版於1959年，講述了他在優山美地做森林守望者時的經歷。
在日本
Beats中的一些人，如菲利普·沃倫，對禪宗感興趣，但施耐德在這方面更加專業。1956年到1968年，施耐德在日本實地修學，先後在京都的相國寺、大德寺參學，最後又跟其他人在一個小火山島上居住過一段時間。他先前所學的漢語寫作，使得他可以進一步學習禪宗 (源自中國的唐朝)，乃至在日本期間，開展實施更加專業的計畫。
施耐德後來決定不再做和尚，最後打算回到美國推動佛教的發展。他後來與美國詩人茱安‧凱格(Joanne Kyger)結婚，她在日本就跟他生活在一起。
1958年秋，施耐德將自己翻譯的24首中國唐朝僧人寒山子的古詩，在《常春藤》(Evergreen Review)雜誌上發表。另外，施耐德還出版了自己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一些詩集，如"Myths & Texts"（1960年，神話與經典）、"Six Sections from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1965年，山水無盡之六章)，後面這本是一個項目，一直到1990年代他才完成。 他的詩歌主要題材有自然環境、自己的經歷，特別是各種工作的體驗，如伐木、防火哨員、文獻翻譯、木工等等，展示自己"在路上"的生活。
在日本期間，施耐德不僅在寺院中修學禪宗，還開始了修驗道，這是日本一種古老的泛靈論。1960年代初，他跟妻子茱安，以及艾倫·金斯堡，前往印度旅遊數月。他們回來後不久，施耐德與茱安離婚。
施耐德繼續自學，涉獵範圍包括地形學以及林業。這些興趣在他的隨筆、訪談，以及詩歌中，或多或少都有體現。
有一段時間，施耐德與日本的脫離"返土歸田"(back-to-the-land)的一個小組，住在Suwanose小島上(位於中國東海的琉球群島中)，他們在海灘上揀東西，包括一些可食用的植物，另外還捕魚。在海島上，他與上原麻紗 (Masa Uehara)結婚，他們後來有了兩個兒子。
在施耐德1968年的詩集"The Back Country"中，收錄了十二年來的詩歌。1960年代末，他們夫婦搬回了舊金山灣區，在那裡他們的第一個兒子誕生了。隨後他們搬到了鄉間，位於加利福尼亞北部的內華達山脈的山林中。
以後的生活及寫作
1969年出版的"regarding Wave"，由於曾經的離別，詩歌被賦予了更多的感動。在施耐德1960年代末期出版的詩歌中，講述家庭、朋友、社區的內容，占了更多的比例。1970年代，施耐德繼續創作了許多詩歌，許多反映了他原來在美洲大陸生活歲月，以及後來參加"返土歸田"(back-to-the-land運動的經歷。1974年，施耐德出版的《龜島》(Turtle Island)，書名源自土著居民對北美大陸的稱呼，該書獲得了1975年度的普利茲詩作獎。
施耐德寫了一系列隨筆，來闡述他對於詩歌、文化、社會經驗以及環境的觀點，這些著作包括Earth House Hold(1969年，地球家園)、The Old Ways(1977年，老式)、The Real Work(1980年，真活)、The Practice of the Wild(1990年，荒野實踐)、A Place in Space(1995年，太空地方)以及The Gary Snyder Reader(1999年，蓋瑞·施耐德文選)。1979年，施耐得基於自己在里德學院時的論文，出版了He Who Hunted Birds in His Father's Village: The Dimensions of a Haida Myth(誰在父親的村中捕鳥：海達神話探析)。而他在1960年代中期前往印度旅行的日記，則於1983年以題為Passage Through India(通行印度)出版。
從1960年代開始，在各種訪談以及介紹他的文章中，施耐德提供了許多精神食量，他興趣廣泛，包括文化、自然史、宗教、社會評論、當代美國、鄉村生活實踐，以及對於文學的觀點，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例如在1967年，他們在“舊金山Oracle”參加的一個圓桌討論中，施耐德的好友艾倫·瓦茨提出了人口爆炸帶給世界的問題，施耐德對此認為，“隨著觀念的轉變，目前在西方社會已初見端倪，將導致未來的富足社會中，人們會自覺地降低人口數量”。他的這個預言現在正被逐漸證實。
蓋瑞·施耐德獲得了"Poetry"期刊的1968年度萊文森獎 (Levinson Prize)，同年還獲得美國哥根哈獎(Guggenheim Fellowship)[1]。
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施耐德在公開的演講、隨筆中，發表了許多這類觀點，有的是在主要的戶外雜誌、環保期刊上發表，而後匯集成書。
1985年，施耐德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寫作課程的教授，在那裡，他開始影響新的一代作家，對遠東著迷。1986年，施耐德獲得美國詩歌協會的雪萊紀念獎 (Shelley Memorial Award)，1987年加入了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
隨著施耐德參與環保議題，以及教學事宜，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以及1990年代初期，他似乎從詩壇走開了。終於在1996年，他出版了完整的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山水無盡)，該書揉合了感情與敘述，對棲息於星球的一角，充滿了讚美，該書成為他的代表作，也成了返土歸田的總結，以及詩意的象徵。這部著作的創作起始於1956年4月8日，跨越了40年時間，目前已經被翻譯成日語、法語等多種語言。施耐德因此獲得了1996年度的博林根詩歌獎 (Bollingen Prize for Poetry)、洛杉磯時報的羅伯特·寇什終身成就獎 (Robert Kirsch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Orion Society的約翰·海伊獎，以及1997年度“山川平原書店聯盟”(Mountains & Plains Booksellers Association)的詩作獎。
2004年，施耐德出版了Danger on Peaks(高處不勝寒)，這是他二十年來的新詩合集。
施耐德的詩作
施耐德的詩作風格恬淡，而又以形式多樣著稱，他一般不追求刻意的押韻。格林· 馬克斯韋爾對他的詩歌，作了如下評價：“關愛並尊重原住民，榮譽屬於大地，從喧囂的城市與工業中，尋求脫身，經由過去、沉思、社區、平靜亦或苦行”[2]。
施耐德對美洲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及其對於自然的態度與做法，總是充滿興趣，實際上他們的方式，也跟施耐德產生了共鳴，這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後來修學佛法，以及參與修驗道等。施耐德在年輕時善於寫作，並對一些作家，如大衛·赫伯特·勞倫斯、 威廉·巴特勒·葉芝，以及一些中國古代的詩人，如唐朝僧人寒山子，相當地傾慕。另外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對施耐德早期出版的著作，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我個人一直致力於生態、神秘主義、史前史，以及一般系統論 (general systems theory)之間的連線交流”，施耐德在一次訪談中如是說。[3]除去人以外的自然，性在施耐德的詩歌中，也多有提及。施耐德結過四次婚。
除去內容與形式，施耐德對於人類學、土著文化，以及佛教、環境論 (environmentalism)的興趣，影響到了他對於詩歌的觀點。施耐德常說，他將詩比作工作室，在其間就是學習生於世間。
施耐德論及詩歌以及一般的人類，需要歷經長久的歲月，特別是要面對自己行為帶來的後果。他的詩作縮小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鴻溝。
施耐德的浪漫
許多人認為詩歌本身比較浪漫。當然施耐德的作品中有不少浪漫的味道，這其中除了寫詩本身，還有比如，他特別熱愛荒原大地，以及自然的力量；他對異域文化以及古代的東西，特別感興趣，樂此不疲；他在生命的歷程中，相信直覺的重要性；他對奇妙以及未知的事物，持開放的態度；還對土著居民、原始部落情有獨鍾，在1970年代的著作中，施耐德對之滿懷同情，他甚至難以想像其中可能會有惡棍、自私者，或者無賴。
馬歇爾‧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對現代世界重新部落化 (re-tribalization)的預言，包括對於所有惡兆、可能反烏托邦的警告，這些儘管被許多現代知識分子廣為接受，但並非施耐德的預期，及其著作的方向。施耐德對部落以及未來抱有更正面的理解。
就實際而言，施耐德的作品中的一些成分，明顯平衡了浪漫的意味，比如他對真實的熱愛，對人類實踐以及能力的讚美，還有身體運動帶來的愉悅，對科學的興趣，以及對職責的反思。
對施耐德屬於垮掉的一代的爭議
施耐德被廣泛地認為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作家，就像前面提及的，他是在著名的"Six Gallery"朗誦的詩人之一，也是克魯亞克著名的小說《法丐》中的人物。一些人認為施耐德與垮掉的一代的聯繫，可能被誇大了，他應當被看作是另外倡導舊金山文藝復興的Wes-Coast group (西岸小組)成員。施耐德本人對"Beat" (垮掉)的稱呼，有一些保留，但並非很牴觸。他經常以第一人稱，比如用"我們" (we、us)，來談論垮掉的一代。
下面引自施耐德於1974年在北達科他大學作家會議上的一段訪談，後作為"The Beat Vision" (垮掉之視角)出版：
“……我從沒完全弄清楚"The Beats"的含義，但回想起最初的會面、合作、以及友誼，包括艾倫·金斯堡、我、麥克·邁可勒、勞倫斯·弗林蓋蒂，以及不在這裡的菲利普·沃倫，已經去世的盧·韋爾奇，還有格雷戈里·科索。對我而言，或者再推己及人 (我其實對格雷戈里沒有完全理解，其他人也如此)，內在都有一種批判的氣質，我們在許多方面都有共同點，許多年來我們走在各自的道路上……”
“1960年代後期，我們又再次很接近，對我而言，是逐漸走到了一起，艾倫開始對東方思想非常感興趣，然後是佛教讓我們更加緊密；後來因為艾倫的影響，勞倫斯也加入了進來；另一方面，麥克與我失去聯繫若干年後，再次相逢時，發現原來殊途同歸，這現在看來真的很奇怪，也很有意思；勞倫斯後來為政治目的離開了一陣子，我們沒人反對，當然這不是我們的關注所在。非常有趣，我們走了不同的路，但發現又都走到了一起；我們都強烈關注環保，批評個人在未來的狀況，特別是互相分享詩歌，我們的基本認同儘管是半規定的，但實際上成為背後的動力，即從佛教的心理視角，來看待人性，以及人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