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葉篤義葉篤義（1912年－2004年），安徽安慶人。愛國民主人士，著名社會活動家。
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同年9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並擔任民盟華北總支部委員兼宣傳委員、民盟中央發言人、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9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法律出版社社長，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屆中央委員、第二屆中央常委兼辦公廳主任、第三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第六屆中央副主席，第三屆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民盟中央名譽副主席。
他是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候補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葉篤義的譯作有《美國外交史》《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人物年表
1912年1月出生於天津。
1930年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以優異成績免試進入燕京大學。
1934年燕京大學政治系畢業。
1936年10月與兄弟葉篤莊等在天津合辦知識書店。
1944年曾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
1945年4月在北京籌建民盟華北總支部，任宣傳委員，後任民盟中央發言人、宣傳部副部長。民盟被迫解散後，在上海堅持工作，直到解放。
1949年底，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政法委員會副秘書長，法律出版社社長。
1956年2月當選民盟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1957年被劃為右派。
1958年－1959年參加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
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
1961年－1966年在政協文史辦公室工作。
1968年4月－1972年8月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1978年底徹底平反。
199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96年9月患嚴重腦血栓而偏癱。
2004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人物生平
堅定的愛國情懷
葉篤義生於1912年，在他成長過程中，承接了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的追求，以及反帝愛國的優良傳統。他和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具有堅定的愛國情懷。
1934年，葉篤義大學畢業後，由於成績優秀，1935年，不經意間得到了官費留學法國的一個名額。但是，當錄取通知書和船票送給他後，他卻毅然放棄了。後來，我問他，為什麼不去呢？他淡淡地說，當時國家在那樣危難的時刻，日本人都到了家門口了，連學生都在為國家的命運抗爭（他指我置身其間的一二·九運動），我出去幹嗎？還不如留在國內為國家民族做點事（葉篤義因為在燕京大學的優異成績，深得校長司徒雷登的青睞。由於這一層關係，在有美國參與的國共兩黨和談時，他作為民盟的代言人與已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多有溝通。1946年國共和談破裂、民盟被迫解散後，司徒雷登力勸他到美國去，並表示，願意推薦他到聯合國去工作。他表示堅決拒絕）。
1936年，他與幾個弟弟一起創辦了宣傳進步愛國思想的“知識書店”，這個書店實際上是天津中共地下黨的一個掩護機關。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特務機關要對書店下手，首先得到訊息的葉篤義只好停業躲避，書店被迫匆匆關門了。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平、天津先後淪陷，平津進步學生要轉移南下抗日，葉篤廉是中共黨員，在天津我們家裡召開一次會議。“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李昌、蔣南翔等人參加了這次會議，研究天津學生轉移路線問題。葉篤義擔負起掩護的責任。
如果說此前是出於對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的同情，那么1938年秋，葉篤義通過張東蓀介紹，則與中共地下黨員接上了關係，從此就成為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熱心追隨者和參與者。
1938年秋天，葉篤義隨張東蓀來到北平，同在淪陷區的中共地下黨合作，開展抗日救國的工作。1943年6月，葉篤義隻身秘密前往山西太行解放區，與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和參謀長滕代遠會晤，共同商討抗日救國合作事宜。7月7日，葉篤義代表張東蓀和彭德懷共同簽署了“七七抗日協定”。隨後，按照黨的安排，在淪陷區開展抗日救亡的工作。
抗戰勝利後，葉篤義在重慶加入民盟，並任中央委員。在這期間，他與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成員一道，參與國共和平談判與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密切合作，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反對內戰。
1948年七八月間，國統區學生舉行大規模反美示威運動。司徒雷登發表一個聲明，威脅說學生們要“自食惡果”。葉篤義出於強烈的愛國熱情，對司徒雷登的聲明表示不滿——儘管司徒雷登是他的老師，但他也要提出批評。他在上海《展望》刊物上以“陳光”的筆名發表《不要打破溫度計——警告司徒雷登先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借用司徒雷登講過的一個比喻——學生運動是代表社會輿論的溫度計，鎮壓學生運動如同不願見到溫度改變而打破溫度計那樣愚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這個比喻來批評司徒雷登的做法。同時，葉篤義代表民盟的張瀾、黃炎培、羅隆基向司徒雷登遞交一封抗議的信。他同時把自己的這篇文章也交給司徒雷登，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
1949年5月，葉篤義到香港後，為了得知被羈押在上海的張瀾和羅隆基的訊息，經常與美國一位副領事聯繫，打探訊息。當得知張、羅二人脫險後，葉篤義想立刻返回上海。為此，他找這位副領事幫忙買船票。不料，這位副領事竟向葉打探中共內部事務，他拒絕回答。臨走時，這位美國副領事居然想到要用錢來收買他，被他一口回絕。
這些事情我都是後來才知道的。雖然葉篤義說起來都是很平淡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內心情懷。一個人在決定政治走向的緊要關頭，何去何從總是他的最基本的感情。葉篤義從來沒有空唱愛國的高調。但是，在幾個重要政治關頭，他總是恪守一個熱愛祖國的知識分子的良心。這良心，就是他堅定的愛國情懷的體現。
雖九死其猶未悔
1993年，年過八十的葉篤義經過幾度請求，終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選擇，不為一些人所理解，但我能理解他。葉篤義一生命運坎坷，但他對黨對革命事業的信念卻從未改變過，用他自己的話說“雖九死其猶未悔”。
1957年，黨中央開始整風運動。整風開始後，確有個別人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滿，散布了某些煽動性的言論，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5月15日毛澤東在寫給黨內的指示中（這一點是後來才知道的）提出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使報紙版面上一時全是反面意見，在民眾中引起極大的思想混亂。這反過來又引起中共領導人的不安，對形勢發展和階級鬥爭作了錯誤的估計。
當時，擔任民盟中央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的葉篤義，積極回響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他不但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會議上做過多次發言，而且參加了著名的“六教授會議”。在這些會議上，他都坦誠地對黨的各項工作提出了有益的批評和建議。當整風轉為反右時，這些都成為他的罪狀了。理所當然地他被錯劃成右派了。
葉篤義被劃為右派後，處分很重，從行政八級降到十三級，職務也全被撤銷了。我去看他，他自己雖然思想不通，但他並沒有埋怨黨，而老是自責，說自己不該那樣講話。我也是想不通的，這樣一個忠誠的愛國者為何被打成反黨的右派呢！？我那時已是有近20年黨齡的老黨員，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勸慰他。
1960年葉篤義摘掉右派帽子，雖然仍保留了民盟中央候補委員的頭銜，但基本上無事可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譯工作上。那幾年我常常見他捧著厚厚的外文書看。後來，才知道，他把一套四本的《美國外交史》和《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有名著作都翻譯出來了。我想，做這樣的工作也是他心中的一種解脫吧。
到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葉篤義的命運又一次陷入了悲慘境地。
葉篤義與張東蓀關係密切，而那時張東蓀已經被定為裡通外國的“特務”了，他又是司徒雷登所賞識的學生，而那時司徒雷登則被視為美國在中國的“特務頭子”。這樣複雜的關係，使他在1968年4月就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實行“革命專政”，被拘留審查，要他交代與這些特務的關係，硬要他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
在拘留期間，審完了他以後，又要他交代同別人的“特務關係”。後來得知，當時審查重點，是要他交代同徐冰（文革前，徐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特務關係”。他也因此被關進秦城監獄。
“文革”期間，中央統戰部為什麼把徐冰打成“美國特務”？徐冰案件的情況，我不清楚，但這個案件卻牽連到我的兩個哥哥，一個是三哥葉篤義，一個是五哥葉篤莊。這裡先說說葉篤莊的情況。
葉篤莊是搞農業的專家，他很早就參加了民盟，曾被選為中央委員，1957年也被劃為右派。隨後又被抓進了北京的一所監獄。我當時很不解，因為右派一般是不關進監獄的。1962年6月，他被從監獄放出來，我就去看他，問抓他的原因，他不敢講。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去看望他，他才說：“抓我的原因是說我是美國特務。我被放出來時，監管人員對我講，你出去不向別人說你的案情，就沒有事了。所以我不敢說。”他告訴我，他被定為“美特”主要是兩件事：一是1945年他在民盟時曾受周新民（當時是民盟的一位負責人，是一個老的地下黨員，解放後曾任長春市長）的指示，到美國駐中國的軍隊中當翻譯。再一件事是，1946年，葉篤莊到北平，國民黨高樹勛部在晉冀魯豫地區起義了，民盟就想在這支部隊里建立支部。正好有一個美國進步記者要到晉冀魯豫採訪，民盟就讓他以給這個記者做翻譯的名義，到那裡去建立民盟支部。當時徐冰在北平軍調部任我方代表。葉篤莊在北平與徐冰相識，經請示徐冰，徐冰同意，並給劉伯承、鄧小平發了電報，劉鄧接見了葉篤莊和這位美國記者。
我聽後說：這兩件事都有黨內高級幹部作證明人，不會成什麼問題的。我當時就想通過新華社的黨組織去找周新民和徐冰來作證明。但是，八屆十中全會開過後，階級鬥爭這根弦又繃緊了，葉篤莊在出獄一個月後，又被法院收監，而且立即開庭，以“美特”罪名判處10年徒刑。“文革”前他被安置在安徽的一個勞改農場作漁工，不料想1968年又被押解到北京，關進秦城監獄，主要是要他交代和徐凍的特務關係。
在葉篤莊被抓回去之前，葉篤義就在秦城監獄中為這個問題沒完沒了地交代。在嚴刑逼供下，他被迫捏造說，自己和徐冰是特務關係，徐冰通過他給司徒雷登送情報。但是，每次審訊完畢後，毫無根據地捏造別人的罪行又使他感覺良心不安，他就又翻供。接著又是一輪嚴厲的逼供，他只好又被迫承認。如此反覆，他在秦城監獄裡一直關了4年半。
他曾經給我看過在秦城監獄中所寫的幾首詩，既描述了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也抒發了自己的信念。他在獄中度過六十周歲生日時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已矣六十載，往事如雲煙。
投入囹圄後，倏忽近四年。
追昔時似煎，撫今日如年。
日進嗟來食，衣寢燈光前。
日日受煎熬，時時如倒懸。
不堪逼供信，被迫作假言。
居易以艾命，一年復一年。
夢與家人會，醒來淚滿顏。
影與形相吊，苦楚有誰憐。
榮辱何足論，功過蓋棺言。
自古誰無死，不愧對青天。
1978年，中央統戰部給葉篤義徹底平反。
平反以後，葉篤義以“俱往矣”的心態看待所受過的磨難，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黨的統戰工作中去。1981年，他得了結腸癌後，預感到生命即將走到盡頭，又一次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但統戰部考慮到他在民盟擔任中央副主席，批准入黨有諸多不便。此後，他又奇蹟般地活下來了。直到他80歲時，再一次強烈提出了這一要求，最後獲得了黨組織的批准，在他耄耋之年，終於成了一名共產黨員。
應該說，不管遭受多少磨難，歷盡多少坎坷，葉篤義對黨對革命的信念始終未曾改變。晚年他寫下了發行量很大的《雖九死其猶未悔》一書，簡略地講述了自己一生的經歷。在“前言”中他寫道：將一個愛國善良的靈魂扭曲到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的反動，這裡有社會的悲劇，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復甦的今天，我們該如何寫下這一段歷史呢？拂去歷史的塵埃重新追憶個人的一生，我已沒有精力；將過去的自我批判來個反批判？我缺乏這種水平。我以為最簡單又最安心的辦法倒是將自己後半生最多的作品——檢查稿，蒐集起來，整理成書，較完整地奉獻給讀者。
這寥寥數語，透出葉篤義對歷史的洞察力，也使我們能看到他“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心態。
人物著作
《雖九死其猶未悔》封面《雖九死其猶未悔》
圖書簡介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由葉篤義著的《雖九死其猶未悔》一書，這是一位在民盟中曾任要職的老人的八十回憶。他曾參與了民盟創立與發展的許多重要活動，與司徒雷登、張東蓀、張君勱、羅隆基等現代史上的關鍵人物過從甚密。他的經歷是以報國、興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縮影。
編輯推薦
本書由一段段原汁原味的生活構成，間或閃現著作者對生活的真誠感悟，平實而感人。讀完這本書，你會發現一個實實在在的、十分不容易的殘疾母親，你會更積極地去面對人生。本書具有很強的教育意義，非常值得一讀。
媒體推薦
前言
記得很清楚，六十年前，當我完成被燕京大學列為優秀畢業生論文的《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試論國際組織的發展》）時，曾興奮地舒了口氣，少年心勝，躊躇滿志；三十年前，在我譯完《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時，也舒了口氣，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我產生了某種立功贖罪的安慰；以後“文革”中每每寫完檢查交代後，更不時長吁一聲，期望倖免過關。現在當我寫完手稿時，又不覺舒了口氣，似乎人生與我著實可以畫上個句號了。不料，手稿很快受到兒女們的批評，他們抱怨道：“你這十幾萬字的回憶倒像是反右和‘文革’時的檢查，現在寫出來是讓今天的讀者同情你違心的低頭認罪，還是批判你的軟弱可欺？”家人的非議，特別是“違心”二字引起我的深思。
我自幼聰慧好學，一直受到長輩和老師的鐘愛，以後進大學，入社會，參加反日反蔣直到解放初期，儘管也經受了不少艱難困苦，卻總以自己是社會的革新者而自豪。然而自反右後，一次次政治運動，大會揭、小會攻、同志批、親友幫，我開始將以前引以為榮的自己打得粉碎：你，葉篤義，生在反動家庭，受的反動教育，交的反動朋友，追求的反動路線，你不反動，更有何人？說來可笑，反右、“文革”時，自己寫過的檢查千千萬，絕大多數被批為假的、違心的，今天，當“文革”被徹底否定時，我倒要開誠布公地說，當時我確實從“靈魂深處”認識到了自己的“反動”。
將一個愛國善良的靈魂扭曲到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的反動，這裡有社會的悲劇，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復甦的今天，我們該如何寫下這一段歷史呢？拂去歷史的塵埃，重新追憶個人的一生，我已沒有這番精力；將過去的自我批判來個反批判？我缺乏這種水平。我以為最簡單又最心安的辦法倒是將自己後半生最多的作品——檢查稿，蒐集起來，整理成篇，較完整地奉獻給讀者。也就是說，透過歷史風雲，希望我的回憶錄是立體的，力求做到不溢美，不隱惡，向人們講述個人坎坷的生涯，解剖自己曲折的心路。是成功的，供人家借鑑；是缺點，任別人批判。使讀者，特別是年輕人了解一點我們這些耄耋老人走過的路、膛過的河、爬過的坡、跌過的跟頭。倘真能如此，也就夠了。
目錄
一 我的出身
二 開辦天津知識書店
三 我同張東蓀的關係
1．我同張東蓀一道去漢口
2．我代表張東蓀同中共簽訂的一個局面協定
3．我同張東蓀見過一個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
四 我參加了民盟
——籌組民盟華北總支部
五 我參加民盟中央工作
1．我在執行民盟任務中所經歷的一樁險事
2．南京“下關慘案”
3．我開始和司徒雷登建立關係
4．張君勱約我到上海去療養
六 我擔任民盟政協代表團秘書
1．“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2．梁漱溟的調解失敗
3．國民大會召開，張君勱脫離民盟
七 國民大會召開之後至民盟被迫解散之前
八 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後後
九 民盟被迫解散之後至全國解放之前
1．同美國的關係
2．對中共的態度
十 全國解放之後
十一 關於羅隆基小集團
十二 我在1957年當上了右派
十三 1957年～1966年
十四 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十五 我的四個朋友和老師
1．費孝通
2．潘光旦
3．梁漱溟
4．楚圖南
十六 我最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代跋
部分書摘
自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從國民黨統治區撤退之後，民盟便成為國民黨的主要壓迫對象。當年7月1日，蔣介石發布《動員戡亂令》。國統區的宣傳機構就動員起來向民盟進攻，謾罵民盟為“奸盟”，盟員為“奸匪”，“為中共操縱指使之工具”。孫科在記者招待會上對民盟進行恫嚇，說“反內戰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處置共產黨辦法處置”。民盟在重慶、西安、昆明等地的機關報紙和刊物先後在幾個月內被封閉。
1947年10月初，國民黨捏造了一個“販賣毒品”的罪名，把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逮捕起來。民盟總部一直通過合法手續向蔣介石請求釋放，被置之不理。到10月7日，蔣介石突然以“中共關中地委負責人”“勾結匪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等等莫須有的誣陷罪名，把杜斌丞公開槍決了。一年以前蔣介石殺害了民盟負責人李公朴、聞一多，採取的是暗殺手段，事後還假裝一下追查懲凶。這次對杜斌丞則以“通共匪”的罪名公開殺害。這件事給民盟一個很大震動。民盟當時仍然以合法手續向蔣介石提出書面嚴重抗議，同時張瀾以主席的名義在報上登了一個公開聲明，“將案情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蔣介石均置之不理。民盟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搞到如此僵化的地步了，這時卻仍然沉溺於對美國的幻想。於是，派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和我到南京找司徒雷登，請他出面調解民盟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我記得司徒雷登對這次談話看得非常鄭重。平時他同民盟不會講英語的領導人談話的時候，多半用中國話交談。這次他完全說的是英語，旁邊還坐著一個名字叫拉登（Ludden）的美國參贊做記錄。司徒雷登當時以“不便干涉中國內政”為辭，給民盟碰了一個軟釘子。
10月中旬以後，山雨欲來風滿樓，國民黨動員各地的御用團體開始在報上叫囂要求解散民盟。陶希聖甚至辱罵民盟是“張邦昌、石敬瑭、鄭孝胥、趙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園新村總部突然被包圍，民盟人員的行動被跟蹤監視，對羅隆基的監視尤其厲害。當時民盟領導人都住在上海，羅隆基一人坐鎮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他一連從南京打來幾次電話到上海，向張瀾告急，請示辦法。10月26日張瀾在寓所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應付。參加者為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史良和我。在開會過程中，黃炎培寫了一個小紙條給張瀾，紙條上寫的是“自動解散”四個字。當時大家不同意這個意見。最後決定推黃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會同羅隆基找國民黨和司徒雷登辦交涉。
我當日夜車去南京。黃遲了一天，27日夜車動身去南京。我28日到南京下關車站去接他。當天報上用特大標題登出“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的訊息。黃到達南京後，立即同我到邵力子家中。邵先生平日待人接物一向是和顏悅色的，這次卻表現得非常嚴肅。直截了當地對我們說，事情發展到現在這步田地，一切都無能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義”（這是他當時的原話。他並沒有加以引申解釋。我們當時認為這句話的含義是非常嚴厲的：民盟或者犧牲，或者投降）。邵先生還責怪民盟對杜斌丞被殺害這件事，一方面向蔣提抗議，另方面又在報上發表表明“要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從邵先生的口氣看來，國民黨方面對這個問題已沒有交涉和談判的餘地了。
因為梅園新村民盟總部已被軍警特務包圍，我和黃炎培只好分頭各找自己的親友家借住。這個時候接待民盟的人居住，是要擔很大風險的。在羅隆基的提議下，我們三個人當天在司徒雷登的寓所碰了頭。從10月28日起到11月4日我們離開南京止，黃、羅和我三個人的會面，前三天都是在司徒雷登處，後幾天邵力子在國民參政會讓出一間屋子來給我們碰頭。司徒雷登當時的態度同國民黨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說這是中國的內政，他無法干涉，但同時又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民盟光榮解散”的建議。我們每天上午先在司徒雷登那裡碰頭，下午去找國民黨辦交涉。我們會見了吳鐵城和張群。他們的說法同邵力子完全一致。
10月29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了所謂民盟參加叛亂的經過的報導。國統區各地軍警機關陸續公布取締民盟活動的辦法，限令民盟成員登記自首。我們在南京辦交涉的三個人，下一步棋怎么走呢？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的張群最後說：同民盟辦交涉的責任蔣介石已委託給陳立夫了。陳立夫表示只願同黃炎培一人接頭，而不接見羅隆基和我。黃同羅和我的碰頭以後不在美國使館，而由邵力子在國民參政會為我們提供一個房間。這個時候我們三個人也只好俯仰由人，沒有一點獨立自由的餘地了。我們的活動已經不是爭人權爭自由的合法鬥爭，而只是在答應停止活動和解散的前提下如何做文章了。
黃炎培同陳立夫單獨辦交涉，每天上午我們三個人在國民參政會碰頭，由黃炎培介紹交涉情況。交涉結果最後搞成一個書面檔案，那就是11月6日民盟在蔣管區各報上發表的解散公告。據黃炎培說，陳立夫向他表示，檔案上的文字一個字也不許更動，發表的時候如有隻字變動即全部作廢。當時國民黨對羅隆基的監視比其他人都更嚴，羅一出門，特務軍警便緊緊跟在後面盯梢。羅在討論時希望在檔案上提出免除對他的監視。黃炎培對這點也未能辦到，而檔案上卻把某幾處的房產移交和借用等瑣碎問題規定得仔仔細細。羅一度非常憤怒，打長途電話給在上海的張瀾，表示反對黃的做法。後來黃得到陳立夫的口頭應許，答應羅隆基可以離開南京，到上海住進醫院，費用由國民黨包下來，可以免予監視。這樣羅隆基才同意了。
我們三個人11月4日乘夜車由南京返回上海。在黃炎培同陳立夫辦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要求我把交涉的最後結果告訴他。在我們離開南京之前，取得黃、羅的同意後，我把所擬的民盟解散檔案抄了一份送給司徒雷登。我們三個人5日早晨回到上海，立刻同到集益里張瀾寓所開緊急會議。這時沈鈞儒、史良已經等在那裡。章伯鈞躲起來了，後來聽說他已經或正在準備去香港。張雲川適於此時到達上海，也參加了會議。張瀾的臥室在二樓，我們擠在那個小房間裡開會。樓下客廳這時已經擠滿了軍警和等候在那裡準備發表新聞的各報社記者。集益里8號門前的小弄堂里擠滿了軍警特務的汽車。
民盟參加這次決定命運的會議的人是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羅隆基、史良、張雲川和我。首先由黃炎培報告交涉經過，隨後宣讀我們三人由南京帶回的那份宣布解散的書面檔案。會上沈鈞儒、史良和張雲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還有討論其他辦法的餘地。張瀾最初也表示猶豫。最後經黃炎培陳說利害，羅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無論怎樣說，檔案是由我們三個人共同負責的。當時集益里8號內外軍警特務雲集的氣氛，確實也證明了邵力子“不成仁便成義”的說法。最後大家勉強同意下來。我含著眼淚下樓，把這個痛心的檔案交給等候在那裡的大批記者。我當時的心情有如戰敗國的代表手捧著投降書遞交給戰勝國代表。第二天（11月6日）全國見了報。
解散檔案是張瀾以主席的名義發布的。他感到非常沉痛，當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便叫我根據他口述的大意，替他擬了一個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書面談話。全文是這樣的：
余迫不得已，忍痛於11月6日通告全體民主同盟盟員，停止政治活動，並宣告民盟總部解散。但我個人對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之信念及為此而努力之決心，絕不變更。我希望以往之全體盟員，站在忠誠國民之立場，謹守法律範圍，繼續為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而努力，以求達到其目的。
我把這個談話稿發至上海各個報社。張瀾希望通過這個書面談話，使全國盟員了解到，他在頭一天以民盟主席名義發布的解散公告，在形勢上是“迫不得已”的，在心情上是“忍痛”的。即使這樣一個照顧到客觀形勢號召盟員“謹守法律範圍”的書面談話，除了當時蘇聯在上海所辦的中文《時代日報》於11月7日全文發表而外，其餘所有中文報紙都拒絕或不敢登載。張瀾沉痛地對我說：“殺頭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照顧到全體盟員的安全。至於我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他的這番話道出了他當時的心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