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書院舊址
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萬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職還鄉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下，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顧允成等人，講學其中，“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明神宗朱翊鈞統治後期，宦官擅權，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會矛盾激化。針對這一現象，東林黨人提出反對礦監稅使掠奪、減輕賦役負擔、發展東南地區經濟等主張。他們還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等針砭時政的意見，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各種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明末黨爭中，東林黨的主要對立面是齊楚浙黨。萬曆後期，雙方以爭國本為首，以三案為餘波，相攻不已。天啟帝時期，宦官魏忠賢專政，形成明代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齊楚浙諸黨爭相依附之，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天啟四年(1624)，東林黨人楊漣因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斗、黃尊素、周順昌等人同被殺害。魏忠賢又使人編《三朝要典》，借紅丸案、梃擊案、移宮案三案為題，毀東林書院，打擊東林黨。東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顧大章、高攀龍、周起元、繆昌斯等先後被迫害致死。齊楚浙黨又造天鑒諸錄，加東林以惡名，並列黨人榜於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餘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魏忠賢還指使黨羽製造《東林點將錄》，將著名的東林黨人分別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綽號，企圖將其一網打盡。天啟七年明思宗朱由檢即位，魏忠賢自縊死，次年毀《三朝要典》，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東林與閹黨的鬥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顧憲成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黨首領顧憲成撰寫的一副對聯，鐫刻在東林書院的大門口。萬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被削去了官籍返回了故鄉無錫。他和弟弟顧允成一道倡議修復了無錫城東的東林書院。這所書院原本是宋儒楊時創立的，楊時是宋代大儒程灝、程頤兩兄弟的門徒，是“二程學說”的正宗嫡傳。後來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則是楊時的弟子。顧憲成重修東林書院的時候，十分明確地宣布他是講程朱理學的，也就是說，他是繼承楊時衣缽的。重新建設東林書院，常州知府歐陽東風和無錫知縣林宰幫了很大的忙。落成之後，顧憲成與志同道合的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講學其中，來聽講求學的人稱顧憲成為涇陽先生，後來也有人稱他為東林先生。當時，不少懷抱道義而不被當政者所接納的士大夫退歸林野，東林書院的重建使他們找到了知音，因此都爭相前來，使得“學舍至不能容”。顧憲成常說：“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隱求鄉里不講正義，不配稱為君子。”他的這些觀點博得同志者的回響。講學之餘，他們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語言議論朝政，褒貶品評執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區別政治上的正邪兩派。這樣一來，朝中的一些官員，如孫丕揚、公鼐、鄒元標、趙南星等人，也與東林書院遙相應和、互通聲氣。他們懷著憂國憂民的意識，意在有所作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與他們唱反調的那一派稱他們為“東林黨”。東林黨人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東林黨人雕塑
當時，神宗長時間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宮過著“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邊的侍者辦事稍不稱意“輒斃杖下”。且又極其貪婪，恨不得把天下財貨都搜刮進宮中供其揮霍。把大批太監派作“礦使”、“稅監”前往各地橫徵暴斂，搞得民怨沸騰。他把朝廷官員的任免都丟在一邊，使在職的官吏無法得到升遷，空缺的職位難以及時補充。最糟糕的時候，六部的尚書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補。御史袁可立連續上疏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睢州志》）”，觸怒神宗皇帝，被削職為民。首輔大臣也相繼上了100多道奏章請求，帝皆不聽。魏忠賢逐漸專權亂政的情況下，天啟初，性格耿直的禮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的公鼐成為受打擊的對象，在帝黨、後黨、宦官、朝臣的鬥爭中，剛直峻介的公鼐不願陷入相互攻訐的黨派鬥爭，又不允許宦官魏忠賢誣陷忠良，為糾正魏忠賢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語，他憤然上書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編纂《光宗實錄》，秉筆直書光宗政績和宮闈中委曲隱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偽”，“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沒有批准他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