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大家 羊城之冠
莫幼年入縣學，後畢業於廣州公立醫校，曾一度主編《羊城報》民初，莫榮新督粵時，曾任督府參議，繼而擔任勤大學文史系講師。曾在廣州創辦“仁壽西藥房”，規模頗大。因善於用人，藥房歷數十年不衰，為當時同行中之佼佼者。1925年開始大力搜藏圖書，先建“福功書堂”為貯書之所，取於阮元所記“藏書、撰書、刻書”是“則於己有福，於人有功”之說而來。後來所藏達50萬卷後，遂更名為“五十萬卷樓”。所藏善本，大多為宋槧、元刻、舊抄舊校、影宋精抄、古活字本、名家寫本等。有2部唐人文集、38部宋本、80部元本。多來自於盛昱、徐坊、丁日昌、方功惠、孔廣陶、葉德輝等藏書家的舊藏，其中李翱《李文公集》、孫樵《孫可之集》這兩部唐人文集，成為他的鎮樓之寶。
他一生酷愛藏書，建一座藏書樓，藏書最多時達五十多萬卷，自稱“五十萬卷藏書樓主”。其藏書之富，版本之精，為當時羊城諸書樓之冠。他搜購古籍不惜重金，藥房盈利多被作購書之用。一次，孔氏岳雪樓所抄文瀾閣四庫全書逾千冊散出，莫以萬金於天津贖回。大江南北書商偶有所發現，必將信自函告，因而能在二十年問搜購五十萬卷珍貴典籍。1937年，他的《五十萬卷書樓書目初編》二十卷書成，目載書五百種，為卷二萬餘，均為宋刻、 元刻、明刻、清刻等珍藏本。他更注重收集粵人遺著，許多藏書是研究廣東歷史的珍貴文 獻。
1937年，日機轟炸廣州，他舉家避居香港。經過整理的1400多箱書均遭浩劫，隨身帶走的書不過4箱，其著述原稿50種未付印亦盡遭劫難。失去之書有部分在廣州附近平洲作廢紙出售，其子輾轉託人收回數十箱。1940年，莫續成《五十萬卷藏書樓群書跋文》，包括經三卷、史三卷、子二卷、集七卷。書凡四百種，較初編少約百種。已非昔比，但仍成大觀。
莫藏書是以漢學家及近世學古者的觀點來定其性質，這一見解博得當時名學者的稱譽。葉恭綽、容肇祖謂其《五十萬卷藏書樓群書跋文》有五述三長。五述者，述人物的小傳；述著書緣起、書林掌故；述文字及歷史史跡考證；述諳子百家的專門學問；述書文佚篇、佚句，新奇雋永之文及傳奇志怪等。三長者，一長為博征，事必考證，語必求因；二長為校對，校傳本之誤一字之得，冰釋理順；三長為明通，說古而不泥於古理有獨及必求通今。其《跋文》對我國圖書館工作有一定指導意義。
莫晚年失明並患癱瘓症，於1958年卒於澳門，享年81歲。
莫伯驥的五十萬卷樓執嶺南藏書牛耳，為他的生涯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後人再論起他，首先是藏書家，其次也會說，他同時也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在我們看來，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儒商。 他以經商成功所得的錢財作為資本，來完成自己藏書的大志。如果沒有儒家文化的薰陶，他不一定會將自己的財富盡數花在藏書上，同時在研究的領域也高人一等。
如今的商人就算有錢，有如此雅興的也寥寥無幾。黃宗羲就說過，有錢人喜歡買古玩奇器，頂多收些字畫，因為這些都可以擺出來向人炫耀。現在書的裝楨漂亮了，在大班椅後面擺上一排排精裝巨冊，倒也是裝飾的一種，難怪金玉其外的精品書大行其道。只是從前的資本家能寫出《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如今會上網寫部落格的就被叫作儒商了，儒得也未免太容易了些。
莫伯驥，字天一，東莞麻涌人，生於1878年。他的家庭可謂文化之家，其父莫啟智為清朝的補諸生（免試入國學學習：“國學”相當於今天的中央黨校，一般只有皇親國戚王公重臣子弟才有資格入學，而在民間，也只有極端俊異者才得以進入），生平潛心於理學，曾作《誡子庸言》兩卷。
莫啟智好藏書，宋元明名臣大儒的遺書堆滿屋子。莫家藏書之風，可見一斑。若干年後，莫伯驥成為藏書大家，與此家風不無關聯。莫伯驥自幼好學，飽覽群書，弱冠之年以清代末科廣東府諸生之案首（即第一名）入縣學。莫伯驥有兩位兄長，長兄莫伯塤，為清末貢生，次兄莫伯璇，為清末太學生。有此子弟，家門之幸。
莫伯驥文采出眾，名噪南粵，頗有狀元之資。但對國勢時局，卻常常扼腕嘆息，所以他不再以仕進為理想，轉而以學醫為念，他畢業於廣東公醫學校，後入光華醫學堂學習西醫。學成之後，莫伯驥耗資在廣州西關十七甫開設仁壽藥房並由於從兄的關係，莫伯驥被委任為軍醫，包辦了軍隊所需的藥品，一時間仁壽藥房生意興旺，莫伯驥也因此迅速致富。
傾囊購買 新舊兼收
經濟上的寬裕，為莫伯驥大批量藏書打下了堅實基礎。莫伯驥好書由來已久，身邊的錢財，一般都耗在書肆內。莫伯驥廣交書商沽客，傾囊購買各種珍貴書籍。那時候，中國各地的藏書樓多遭劫難，舊時的古籍往往散落於街市攤頭，莫伯驥從中也得到了不少珍品。莫伯驥好書成痴，哪怕縮衣節食也在所不辭。朋友葉恭綽去到莫伯驥廣州城西寓所，發現藏書樓的一層滿是雜物。葉對藏書的安全甚為擔憂，以為萬一發生火災，藏書將會毀於一旦。從藏書樓簡陋這一個側面，可以看出莫伯驥因為購書而不顧生活之“拮据”。莫伯驥的藏書善本多多，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舊抄、舊校、精校、孤本、稀見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寫本、名家藏本等。然而他並不只是收藏古本，反之，他常對那些只喜歡古本而不喜歡新刻本的藏書者嗤之以鼻。所以他的藏書是“新舊並蓄”，看重的是典藏的使用價值，而並不是以收藏珍本向他人炫耀。積累了若干年後，莫伯驥的藏書多達五十多萬卷，於是，莫伯驥把他的藏書樓命名為“五十萬卷樓”。莫伯驥親為藏書編目，1934年，《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二十二卷編成，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史學家陳垣為之驚嘆：“粵人不讀書則已，讀則出人頭地”。然而不久之後，“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拉開了全面侵華戰爭，廣州很快淪陷。沒有毀於火災的“五十萬卷樓”，終於沒能逃脫時代的厄運，在兵荒馬亂中其內藏書幾乎全部散佚。
莫伯驥本人的生活也隨著藏書的命運而急轉直下。他開始流離失所，又因患上腦疾，飽受摧殘，幸得香港友人的幫助，將他安排住在友人家中。1941年春，莫伯驥的長子莫培樾把他接到澳門居住。後通過各種途徑，“五十萬卷樓”中的藏書逐漸購回數十箱。莫伯驥開始對《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加以詳細審定，加上新得來的書籍，最終編成《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一書，1948年由廣州西湖路文光館印刷出版。莫伯驥晚年雙目失明，且患有癱瘓症，1958年，莫伯驥病逝於澳門。
軍醫斂財·仁壽藥房·贈藥戒菸
莫伯驥年輕時習醫，畢業於廣東公醫學校，之後在光華醫學堂學習西醫。辛亥革命後，羊城日報改組時，從兄莫伯伊為該報發行人，莫伯驥得以進入羊城日報當編輯。後來莫伯驥利用莫伯伊官場活動多的機會，改營商業，由莫伯伊籌集資金，在西關十七甫開設“仁壽西藥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藥漲價，仁壽藥房因囤積藥物多，勞資合作較好，大為獲利。這時候，莫伯驥從羊城日報辭職。與此同時，莫伯驥結識了廣惠專員莫榮新，也是他的同宗兄弟，莫榮新向粵省督軍陸榮廷推薦，莫伯驥被委任為軍醫。莫伯驥利用職權，大做生意，把軍隊所需藥品均由自己的藥房包辦。1917年莫榮新代理督軍後，仁壽藥房業務壓倒其他藥房。上世紀20年代初，桂系軍閥倒台後，仁壽藥房的生意仍然興旺，這為他日後的搜購群書打下了殷實的財富基礎。同時仁壽藥房也成為在20世紀20年代，廣州最出名的西藥房，風頭一時無二，為當時同行之中的佼佼者。
儘管靠賣軍需藥品而致富，莫伯驥並不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他有濟世情懷，經營藥房之時，對貧苦者，莫伯驥都贈醫贈藥，關心民眾疾苦，因而深得人心，到藥房買藥的市民絡繹不絕。他還首先把戒菸的方法引入中國。莫伯驥還力主長子莫培越出洋學醫。回國後，莫培越在廣州西關自設一間西醫診所，採用先進科學技術治療病人，卓有成效。診所收費低廉，家鄉兄弟到其診所醫病，給予諸多方便，對貧苦者，更連留醫病床也不收費。當代中外馳名之西藥巨頭莫露梧，就是莫伯驥當年提拔任用的代理人。至今，在省、港、澳還有他們經營下來的西藥行業及其後裔。
節衣縮食·搶救古籍·一擲千金
莫伯驥嗜購古書，那時的書價甚昂，明刻一冊十金，宋板以頁計，一頁二三十兩。莫伯驥縱有萬貫家財，也只能節衣縮食，以儲書資。說痴也好，狂也好，他受先父的遺志及鄉紳前輩藏書風氣的薰染，痛惜當時各種珍貴典籍被劫之後流散於市，每見外邦之人用大車載著秘籍而走時，為搶救祖國文化遺產之心就愈見急切，儲藏書籍的信念也愈之堅定。莫伯驥進行大規模搜書行動，始於1925年，繼而一發不可收拾，對購書的興趣到了極度痴狂的程度。在短短20年間，莫伯驥不惜花費20餘萬的巨款，從全國各地搜羅50餘萬卷書籍，聲勢直逼近代藏市第一的劉承乾嘉業堂。
到抗日戰爭前，莫伯驥的藏書汗牛充棟，規模之大，為廣東之冠。莫伯驥把藏書閣“福功書堂”易名為“五十萬卷樓”，更自詡為“五十萬卷藏書樓主”。然而，典籍雖豐，藏書樓卻極簡陋。一次友人葉恭綽（近代著名文史專家）造訪，看到書樓之下滿布雜物，當時就告誡莫伯驥，要注意防火，以免火災燒毀了珍藏。
搜書逸事
萬金贖回四庫全書清末亂世，海內著名藏書樓多遭劫難，昔日的舊槧精抄寫，往往為莫伯驥所得。有一次，得知南海一藏書家孔廣陶收藏的四庫全書等千冊圖書流散在天津，莫伯驥專門跑到天津，以萬金贖回。至此他刻意求書，高價買書之名不脛而走，大江南北的書商若偶有所發現，都會將信息告訴莫伯驥。
一擲三千買一文集
在莫氏的藏書中，粵人遺著較多，並收藏有宋刻本38部、元刻本80部，皆是研究廣東歷史的珍貴文獻。其中最珍貴的是兩部極為罕見的宋刊本唐人文集：李翱《李文公集》和孫樵《孫可之集》。《孫可之集》（南宋版）原是聊城楊氏海源閣（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舊藏。
1930年，海源閣遭匪搶劫，主人陸續將藏書出售，珍本相繼散失。《孫可之集》被北平一位書商所獲，知道有莫伯驥這一痴狂購書迷，書商坐地起價，要求以重金出售。為得心頭之好，莫伯驥毫不吝嗇，已近3000元的高價購入，這也成為“五十萬卷樓”的鎮樓寶書。莫伯驥所購書中善本特多，有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舊抄、舊校、孤本、精校、名家寫本、藏本等等。
多面才子
擔任《羊城日報》主編今日的《羊城晚報》是家喻戶曉的報紙，但很多人卻不知道，早在20世紀初，廣州有一份《羊城日報》，這曾是當時廣州銷量第一的日報。莫伯驥的堂兄莫伯伊是《羊城日報》的創報人，而莫伯驥則擔任該報主編十餘年之久。
1901年，慈禧太后下發“預約變法”上諭，在海外人士幫助下，康梁派在1902年在香港和廣州籌辦“開新公司”，宣傳維新思想。開新公司也於1903年農曆新年的正月十五（2月12日）正式創刊《羊城日報》，報社辦事處設在當時廣州西關的十八甫西。報紙一出版，即發行至北京、上海、檀香山、神戶、橫濱、河內、西貢、新加坡等處。《羊城日報》也標誌著報館兼營編譯、印刷業務的開始。
《羊城日報》在辛亥革命前既是維新派的喉舌，也是紳商善董之喉舌。報紙報風犀利，敢於抨擊時政，例如1906年10月9日，莫伯驥寫一篇相當於本報社論的“本館論說”《學部奏請停派速成留學生駁論》。除此，該報關心民生，有很多結合廣東實際的特色新聞。由此，一度曾贏得大批讀者的青睞，銷量達廣州第一。
但是，1909年《羊城日報》連篇反對禁賭，擁護開賭，使讀者大失所望，銷路日減。1911年，廣州爆發“三·二九”黃花崗起義，該報著論反對革命，並發表了一篇《告革命黨書》的反動文章，《羊城日報》聲譽一落千丈。1914年之後，莫伯驥忙於經營自己的“仁壽藥房”，離開了報社。1923年，恰逢十八甫火警，報社被燒，之後被遷到第七甫復業，但報紙發行量只達原有的三分之一，儘管之後還一再投入辦報成本，仍入不敷出，最終停辦。
學識淵博著述豐富
莫伯驥學識淵博，勤於著述。在日寇侵華前，他已著書近五十種，1931年編撰有《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22卷，收書900部。所藏書在抗戰中損失殆盡，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遷居香港，隨身只攜有4箱精槧，留在廣州的1 400箱藏書則相繼流落於書肆，另一部分被人以廢紙出售。1948年出版《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共7冊，收跋文400餘篇，是重要的古籍題跋專著。目錄文獻學有《清四庫總目提要補正》、《張氏書目答問述補》、《歷代廣東書征》、《藏書紀事詩補續》、《清代女子著述考》、《四庫撰人考》、《群書索引》、《廿四史索引》等，但多毀於戰火。《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附有自著書目，主要有《經學文獻》、《中國先民生活史》、《中國風俗史料叢編》、《滿人漢化史》、《中國近五十年史》、《辛稼軒事類》、《王荊公事類》、《中國文學史料類編》、《歷代詩方言考》、《全唐詩方言考》、《當世文編》、《動物名實圖考》、《福功堂隨筆》、《福功堂日記節存》等50餘種，大部分厄於日寇戰火。現在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珍本部，藏有《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共二十二冊，書顏由張元濟題簽，內頁由傅增湘題寫，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莫氏自為之序。另一部為《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共七冊，由陳垣書其顏，內頁有胡適題簽，1948年廣州文光館排印本，第一序言為葉恭綽序，第二序為容肇祖序。《初編》一書，著錄善本914種，撰寫詳細提要，對前人舊說實事求是，施予評判，知人論世，以淵博取勝，洋洋大觀，不一而足。
此書成後不久，日軍進占廣東，莫氏藏書大部流散。抗戰勝利，莫氏一面收理群書，一面繼續堅持對《初編》里未臻完善處做修訂，但由於書籍流散後整理彌艱，最終只收其所撰善本書題跋404種，且403種皆為《初編》已載，《初編》未載者，僅《虛齋樂府》一書而已。《跋文》收書雖不及《初編》之半，每部書的篇幅都大為增長，二書全部字數約略相近，可見莫氏對於我國文化這種捍衛始終的堅決態度。
葉恭綽、容肇祖對《跋文》作出高度評價，謂此著作五述三長。五述為：述人物傳記，述著書緣起，書林掌故文字，述歷史考證，諸子百家專門學問；述新奇雋水之文及傳奇志怪等。所謂“三長”指，長於博證，事必考證，語必求因；長於校對，校傳本之誤一字之得，冰釋理順；長於通明，說古而不拘泥於古，理有獨及必求通今。此書對我國文史、圖書版本、古籍校勘等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與盧子樞的古籍之交
莫伯驥交友甚廣，眾多書畫家、文史家、收藏家都是他志趣相投的好友，其中，赫赫有名的東莞書畫家盧子樞就是莫伯驥的一位摯友，兩人相交30餘年，惺惺相惜。盧子樞更協助莫伯驥於1934年完成《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二十二卷。盧子樞與莫伯驥約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時認識，莫比盧年長23年，兩人是同鄉，對古籍版本，校勘等方面更是心靈相通。因欽佩莫氏藏書之多，經人引薦，盧子樞主動去拜訪莫伯驥。莫伯驥對書畫也深感興趣，兩人於是一拍即合，一見如故，之後經常彼此談書論畫。
1931年，應莫伯驥禮聘，盧子樞協助參與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的初編工作，達兩年之久。到莫伯驥晚年移居澳門後，兩人還鴻書雁簡不斷。後期莫伯驥身體極差，他感念摯友，寫信給盧子樞，希望能得到他畫的一幅畫，可解積思，“以當臥遊”之用。於是，盧子樞很快地寄給老朋友一幅畫作。至1948年，莫伯驥的《五十萬卷藏書樓群書跋文》成書，他隨即命人送上盧子樞多冊，兩位摯友的學術探討得以繼續，直至莫伯驥去世。
莫伯驥與盧子樞之間的信札書函，經過盧子樞兒子盧汝祈先生多年來多方蒐集，至今存下三十多封，有的信函是莫伯驥用他那仁壽西藥房的便箋寫的，內容是邀請盧子樞去參加閱書聚會。書函中有一部分是莫氏與盧子樞進行兩人之間直接的學術探討、考證、真偽辯解的辨析。
莫伯驥與南粵之地的大批名流之士交往密切，經常互通書信。這包括倫明、汪兆鏞、陳垣、葉恭綽、冼玉清、汪宗衍、容肇祖等等。
藏書解密
收藏孤本均為無價寶莫伯驥收藏的五十萬卷書籍，是全憑一己之力，不惜重金，用正當方式購得而來，並無強取，更無豪奪，是中國私家藏書史上不為多見的。
現省立中山圖書館館員羅煥好在整理圖書館善本數據時，發現善本書庫中有莫伯驥舊藏66種之多，其中竟有15種是孤本（現存世界上只有一本的書籍）。這皆是中華文化遺產的無價瑰寶。
五途徑收羅藏書
同時，她也道出莫伯驥搜羅大量書籍的五大途徑，這在莫氏的《五十萬卷藏書樓群書跋文》中都有記載。
途徑一：先人遺本。莫伯驥有少部分藏書來自於家庭的收藏。其父親莫啟智藏有數量不菲的宋元名臣大儒的遺書。莫伯驥之好蓄書，也是受家庭的薰染。
途徑二：友人交換。以書易友，各取所需，是藏書家們互通信息，補充有無的重要渠道。莫伯驥的不少藏書也是通過朋友交換得來的。
途徑三：獲贈。當時不少與莫伯驥交往的學者或藏書家，都有以所著或所藏圖書相互饋贈。
途徑四：巨資購買。這是莫伯驥藏書的最主要來源。只要有餘資，他都不惜重金，傾巢而出購買書籍。
途徑五：借書抄錄。莫伯驥像歷史上很多藏書家一樣，不但樂於花錢買書，而且喜歡借書自抄。凡是無法得到的珍貴版本，他便問人借錄，或請人精寫、影寫，或親自動手抄寫。他更特意僱傭抄書者數人，曬書童兩三人。
亂世中藏書一夜被劫
莫伯驥的五十萬卷藏書沒遭祝融之禍毀壞，卻遭戰火之災。無情的戰火，把莫伯驥一生的珍寶毀於一旦。1937年，日寇轟擊廣州，莫伯驥舉家移居香港，他所整理的一千四百多箱存書，在一夜間被劫掠，隨身帶走的書，僅僅只有四皮箱。對一個嗜書如命的藏書家而言，這猶如一刀直插心房相當致命，讓莫伯驥既痛心疾首，卻只能無奈地哀嘆。晚年身世淒涼悲苦
更為悲嘆的是，大部分被劫掠的書籍，這讓莫伯驥視為畢生的瑰寶之物，竟被作為廢紙，流散在廣州平洲等市集之地而出售。儘管之後命兒子或托友人葉恭綽等輾轉從市集中回收書籍，但亦僅僅收回數十箱，絕大部分流失的藏書，不知去向。晚年莫伯驥流離失所，1941年，兒子莫培樾把借居在香港朋友家的莫伯驥接往澳門居住。不久，莫伯驥罹患腦疾，身體癱瘓，雙眼失明，臥床不起。1958年，莫伯驥在澳門與世長辭，終年81歲。
國家圖書館回收藏書
四十年代之後，莫伯驥收回的部分書籍，在其去世後多歸於國家。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藏有三十餘部莫氏舊藏，其中就包括莫伯驥視為鎮庫之寶的《孫可之集》十卷。另外，如今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也藏有莫氏的遺存。
30萬元賣出3000冊書
說到國家圖書館回收莫伯驥的藏書，這裡還有一段秘史。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馬萬祺曾回憶說，“60年代初，中國北京圖書館獲知在日寇侵入廣東時，莫天一先生有10萬卷珍貴的藏書被帶走，輾轉流到澳門，於是就托我、何賢（現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父親）了解此事，並有意收回藏書。”
“當時，莫天一之子莫培樾醫生與我（馬萬祺）、柯麟（前澳門鏡湖醫院院長）、吳鳴醫生等友善。於是我們就托吳鳴醫生給莫培樾做思想工作，勸他要為莫先生的藏書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著想，把它們好好保存下來，千萬不要流出國外。經過耐心說服，莫培樾最終以港幣30萬元，把3000本藏書賣給國家圖書館。此事進行得非常秘密，當時只有我（馬萬祺）、何賢、柯平（柯麟的弟弟）幾位知悉內情。其時北京派來三人，一位是北京圖書館館長，一位是歷史教授，另一位是現當代的文史專家，嶺南女詩人冼玉清教授。”
在3000本書中，有些已是孤本，據說幾本書就已超過30萬元的價值。宋本有幾百本，大部分是明本，少數是清本。這些典籍確實是無價的珍品，如落入外國人手中，恐怕再高几十倍價錢也買不回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