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生平
胡瑞英同志1915年10月15日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現江陰市）一個工人家庭。年僅8歲即在上海紗廠做童工。1933年10月，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從事秘密工作。1933年冬被捕，關押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她機智勇敢、堅強不屈，未暴露身份，於1934年春交保出獄。先後擔任上海滬西區團委組織委員、團委書記，虹口區團委書記，共青團江蘇臨時省委組織部部長。 1936年底，參與發起和組織領導了著名的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大罷工運動。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全面爆發，同年10月,胡瑞英同志受黨、團組織派遣，參加何香凝組織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奔赴抗日前線， 到國民黨第十九集團軍做統戰工作。1937年12月隨軍開到南昌後，經陳毅同志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戰地服務團地下黨支部書記，接受新四軍軍部黨組織領導。戰地服務團輾轉於蘇、浙、皖、贛、鄂、湘、豫、桂八省,在葉劍英和鄧穎超等同志的領導下,在有關各地新四軍、八路軍辦事處的指導下，積極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開展抗日宣傳、發動民眾、戰地救護、監督軍紀等工作。
1940年11月，經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批准，胡瑞英同志從國民黨軍隊撤出， 1941年1月到達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後經鄧穎超同志批准，在朝鮮同志的幫助下，隨“朝鮮義勇隊”行軍跋涉至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又繼續突破封鎖線，12月，到達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受到朱德總司令接見。1942年1月到延安，在中央黨校五部學習，任支部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胡瑞英同志調往東北工作。先後任中共長春市東榮區委組織部部長、黑龍江省軍區後勤部被服廠政治指導員、吉林省軍區後勤部新華紡織廠政治指導員、吉林省樺甸縣城關區工委書記、吉林省婦女委員會常委。
1949年2月，隨吉林省委南下幹部大隊南下。6月進駐南昌，先後參加對郵電局和市內紡織工廠的軍事管制工作。9月5日，任中共江西省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
1949年10月-1952年12月，任中共南昌市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南昌市民主婦女聯合會主任兼黨組書記。
1950年1月，任江西省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執行委員，7月，任江西省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一屆委員會常務委員、執行委員。8月，當選江西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
1953年4月，任江西省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二屆委員會執行委員（調乾學習）；第三屆、第四屆委員會常務委員、執行委員。
1955年1月，當選政協江西省第一屆委員會委員。
1955年6月，任江西省民主婦女聯合會（1957年10月改名為江西省婦女聯合會）第一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55年11月-1967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監察委員會委員（1964年2月改稱為中共江西省委監察委員會委員）。
1958年5月-1963年6月，當選江西省第二屆、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8年6月-1967年5月，任江西省總工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1962年3月-1966年8月，兼任政協江西省第二屆、第三屆委員會“家屬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江青誣陷為“叛徒”，遭受殘酷迫害達八年之久。
1975年11月重新工作，任江西省輕化工業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
1979年12月，任江西省紡織工業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
1982年6月11日離職休養。經中共中央批准，與丈夫黃霖一同調北京由中央組織部安置。2001年起，享受“副部級醫療待遇”。
2003年7月8日6時30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胡瑞英相冊懷念文章
《瑞英大姐在“服務團”的戰鬥日子》
作者：尹峰
胡瑞英大姐是江蘇省江陰市人，1915年10月15日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1933年進入上海女青年會辦的女工夜校讀書，她在夜校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開始做秘密工作。1933年底被捕時，因她機智勇敢，未暴露身份，1934年春交保出獄。出獄後，先後擔任上海滬西區、虹口區團委書記、共青團江蘇省臨時省委組織部長。1936年底她發起和組織領導了著名的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大罷工。1937年上海抗戰全面展開時胡大姐受黨團組織派遣，參加何香凝革命老人組織的、胡蘭畦任團長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奔赴抗日前線，到國民黨主戰派羅卓英的部隊里做戰地服務工作。
胡大姐在服務團地下黨支部工作的出色表現，是她在革命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筆。1937年12月服務團隨羅總部到達南昌後，正在南昌籌建新四軍的陳毅同志指示，服務團里的9名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與原共產黨員任秀棠共10名，建立一個地下黨支部。由於胡大姐參加革命活動早，有豐富的組織領導經驗，被提名為支部書記。
在葉劍英、鄧穎超同志的直接領導下，胡大姐貫徹執行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帶領團員積極開展抗戰宣傳，發動民眾支援前線，開展戰地救護等工作同時積極慎重做好地下黨支部的組織發展工作，歷時三年，黨員發展到15人，團員發展到39人。全團歷盡艱辛，轉戰九省，在抗戰史上，這個黨支部發揮了重要作用，留下了絢麗的一頁。
胡大姐特別能吃苦耐勞，有困難、有危險總是第一個沖在前。有一次在江西分宜駐軍時，任秀棠帶著大部分同志到前線去了，胡大姐照顧幾個病號留守團部。一天早晨老百姓從遠處傳來喊聲，“洪水來了！洪水來了！”胡大姐緊急找到一座磚房，把病號一個個往磚房的閣樓上送。洪水急流已進村了，但她全然不顧個人安危，還在幫其他同志把東西搬到高處去。大家喊她：不要在水裡走了，東西不要搬了，洪水快要把門淹沒了，有危險！”可她不聽，自個兒又淌著水走了。只聽見她在喊我們：“洪水如果繼續上漲，你們打破屋頂，爬到屋頂上去，我來救你們！”洪水到了傍晚才開始往下退，胡大姐又給我們送來饃饃。我說：“那么髒的水，您不要泡在水裡了，會生病的。”她卻說：“沒關係，我身體好，擋得住！”
1940年前夕，相繼發生了平江慘案和確山慘案，服務團的工作也受到了限制和刁難。胡大姐在同反共頑固分子的鬥爭中，處處表現出機智勇敢。羅卓英總部的秘書處長羅伯麓是個反共頑固分子，他看我們能這樣吃苦耐勞，懷疑服務團里有共產黨，就把他們受過特殊訓練的40名女團員派到服務團來，一個對一個釘梢偵察我們。幾天后，她們就吃不消了，到秘書處提意見說“太苦了，不幹了”。胡大姐也去提意見，說：“她們都是小姐，愛梳妝打扮，工作任務又完不成，怎么辦？”羅伯麓只好把她們調走。為了再次刁難我們，他又派我們這些姑娘和連隊的戰士一起到前線去打掃戰場，連手套口罩都不給，結果我們20多人中有4人染上了瘟疫，發高燒，被擔架抬回來，4人都是共產黨員，其中，周文南不幸犧牲了。
胡大姐感到在這反共高潮的時刻，我們沒有必要再堅持下去了，要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她一方面派任秀棠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請示，另一方面藉口戰地服務已三年，要求回家探親，集體請假離開羅總部。
胡大姐去請假時，羅伯麓問：“你們到哪裡？”回答：“到桂林。”羅又問：“怎么你們家都在桂林嗎？”機智的胡大姐回答：“我們有的家在貴陽，也有在四川的，都要經過桂林。”羅拖著不辦。正在這時，發生了羅伯麓搶親事件。羅伯麓把老百姓花轎里的新娘搶走了，想霸占做他的小老婆。老百姓到服務團來求救。胡大姐抓住這件事，馬上向羅卓英夫人陳輝青反映，要求處理。羅夫人是勞動人民出身，胡大姐常去看她，平時她也同情我們。在羅卓英夫人的支持下，羅卓英不得不撤了羅伯麓的處長職務，並把他遣送回原籍廣東老家，以示嚴明軍紀。這件事處理得很好，為老百姓出了氣，為我們支部撤退掃除了障礙。胡大姐又請羅卓英夫人幫助，為我們“回家探親”的人辦理了沿途軍警免檢的護照(即通行證)，使我們順利到達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出色地完成了撤退任務。後來胡大姐等赴延安途中，經過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時，朱德總司令還特別接見了她。
胡大姐離休後，與全國婦聯婦運史研究室聯繫，促進和推動了戰地服務團的團史研究。她說：服務團的團史應成為抗戰時期婦運史的一個亮點。為此1984年全國婦聯婦運史研究室委託福建省婦聯召開服務團團史座談會。我當時正在福建省婦聯主持工作。
在這個會議的基礎上，終於在1996年出版了《青春在戰火中》一書。1997年此書又得以再版，普遍得到好評，成為一本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胡大姐對此書的出版感到很欣慰，她對我說：“我們總算了卻了一個心愿。”
胡大姐於今年7月8日下午因病去世，她雖然走了，但她的革命精神和優秀品德卻永遠激勵著我們。
（本文發表於《中國婦女報》2003年10月21日第三版，作者尹峰，原福建省婦聯主任）
懷念媽媽：一個三十年代的共青團員
我媽媽胡瑞英離開我們一周年了，痛定思痛，格外地懷念她老人家，她是我最慈祥的母親，也是我最敬愛的榜樣。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談舉止，時刻浮現在我的眼前。每當我打開錄音機，聽見我媽“今天是五一”的歌聲的時候，更是熱淚盈眶。
這首歌是媽媽逝世兩個月前、於2003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那天錄下的。五一節的到來她顯得特別興奮。她說：“今天是五一，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節日。這個節日，來之不易。這個節日，還有現在的8小時工作制，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鬥爭、流血犧牲，才爭取來的。”接著，她振作起精神、情不自禁地唱起來："今天是五一，今天是五一，我們要爭取八點鐘工作、八點鐘學習、八點鐘休息。要想得到最後的勝利，就要組織我們自己。要想得到最後的勝利，就要武裝我們自己。”儘管她已重病臥床好幾個月、醫生都發過三次病重通知書了，可她還是滿懷激情地唱著，眼睛裡還放射出堅毅的亮光。這首歌是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時工人們愛唱的歌。她唱歌時一定想起了當年工人階級與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情景，感慨著“三八制”來之不易，一定在憧憬著終身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理想。
媽媽文革前是江西省總工會副主席，逝世前是中央組織部離休幹部。在《胡瑞英生平》中，組織上肯定了她是一個出色的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工作者。
媽媽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共青團地下鬥爭的故事，雖然離現在有些遙遠，已經過去七十年了，但媽媽對無產階級事業的忠誠、她英勇無畏的鬥爭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
我媽媽七歲的時候，她在上海做工的母親就不幸病逝了。因家境貧寒，還是求助於江陰會館資助，才得以解決母親的喪葬費。為了自謀生路以減輕父親的負擔，媽媽九歲的時候，就從老家江陰到上海紗廠做了童工。當時個子矮小，要墊塊板子、掂起腳尖才夠得上機器。有時累得實在受不了、想打瞌睡時，就要被“拿摩溫”（日本工頭）“敲毛栗子”（打腦袋）。就連上廁所也要領牌子、受限制。有一首由孫師毅詞、聶耳曲的《新女性》歌中唱到：“天天，眼不見陽光趕做工，無分雨雪風”；“一點不能松，一天十二點鐘。加上女人的痛苦，更比男人甚一重”，就是當時女工悲慘生活的寫照。
1933年春，我媽媽聽說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辦的女工夜校在招生，上學不要錢，只要交書費，就報名上學了。正如《新女性》歌中所唱：“不管沒閒空，我們要用功！不怕擔子重，我們要挺胸！”為了改變命運，為了追求真理，她每天4、5點鐘起床，趕到工廠上做工，又不顧12個小時的辛苦勞累，下工後趕到夜校去讀書，風雨無阻。在夜校里她學文化、學唱歌，還從地下黨團組織那裡接受了革命的啟蒙。夜校同學孫鳳琴（孫維華）經常要她去秘密散發傳單和張貼標語，考察了一段時間後，於1933年秋天介紹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媽媽就毫不動搖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這年12月的一天，滬西區團委為籌備紀念廣州暴動（12.11）六周年，以吃飯為名在膠州路一個飯館開會布置工作。剛吃完飯，我媽媽和開會的3個小姊妹和另外八個男工就都被巡捕房便衣抓住，關押到國民黨市公安總局。在牢房裡，敵人看她的小姊妹陳妹妹挺白淨的，像個學生，就首先把陳吊起來打。媽媽她們就大叫冤枉，一起故意哭鬧起來。媽媽拚命地哭叫“不能打陳妹妹！”兇狠的警察就反過來死命地用藤鞭抽打她的頭部和身上，當場就把我媽打得昏死過去。這時女監、男監的難友一起喊口號抗議，“反對虐待犯人，不能打死犯人！”敵人害怕了，耽心鬧事，只好把陳妹妹放下來，又叫來牢醫給我媽打強心針。我媽剛睜開眼，就喊陳妹妹，看見她在身邊才放心。後來媽媽還參加了同牢房的共產黨員鄭育之同志發起的絕食鬥爭，在監獄裡學會了唱《國際歌》。
由於被捕的姊妹事前統一了口徑，就說是結拜姐妹一起吃飯，不認識那些男的，無論敵人如何拷問，都抱定了死也不說的決心，這樣大家都沒有暴露共青團員的身份。元旦過後，媽媽她們又被押到了龍華警備司令部，由法官過堂。她們仍然毫不動搖，一口咬定是吃冤枉官司。幾個月後，敵人沒有任何證據，又得不到口供，只好同意交保釋放了。
我外公找了兩個同鄉把我媽媽保出後，就把她領回老家去了。可我媽還是想辦法跑了出來。她明知在白色恐怖下隨時都有被捕和犧牲的危險，但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她最親愛的小姊妹季月娥、並肩工作過的戰友四川小陳（鄒澤沛）都是在不幸被捕後受盡折磨而犧牲的。
1998年，我曾陪同媽媽參觀了上海龍華烈士公園，還在當年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的女牢門口攝影留念。媽媽告訴我，當年在這裡，經常是一到晚上，就有人被點名拉出去槍斃。看見一個個共產黨員鎮定自若、高呼“打倒國民黨”等口號走向刑場時，她心裡很難過，但是並沒有被嚇倒，反而是更加堅定了革命的信心，出獄以後一定要繼承烈士的遺志，更加好好地幹革命。
1934年秋，媽媽被派住團的機關。她先後擔任了滬西區團委組織委員、團委書記，虹口煙區團委書記等職。1935年底，團中央被破壞，團組織沒有了經費來源，媽媽同住的機關的同志也發現有特務盯梢，於是媽媽的上級陳國棟同志就讓媽媽重新回到工廠，一面做工，一面做團的工作。媽媽就考進楊樹浦區的上海日商四廠做擋紗工，並在廠里發展了團員、建立了四廠團支部。同時媽媽還進了楊樹浦橋的女工夜校讀書。1936年5月，團省委代理書記被捕後，共青團江蘇省臨時委員會成立，我媽媽擔任了臨時團省委的組織部長。
期間，報紙上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團組織就按照黨中央提出的“團結一致、抗日救國”的精神，開展了支持學生運動、支持紅軍北上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救國會1936年3月成立後，發起了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和紀念“九一八”國恥五周年的兩次大遊行，媽媽就藉此名義公開進行活動，積極地組織和動員共青團員、工廠女工參加遊行。她們不顧巡警的阻擋，高呼著口號、高唱著抗日歌曲，勇敢地走在隊伍的前面。
這年2月3日，日商大康紗廠工人梅世鈞遭工頭毒打致死；2月7日，該廠4000餘工人罷工抗議，日商上海紗廠一廠、四廠及其他日商紗廠也紛紛罷工，全市各界舉行了聲援。共青團組織提出了“捉拿打死梅世均的兇手！”、“反對日本人打罵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等鬥爭口號，並把經濟鬥爭與抗日救國鬥爭結合起來，啟發教育工人提高覺悟，以製造革命形勢，醞釀發動大罷工運動。
就像一堆燥裂的乾柴一點就燃，11月8號這天，上海日商四廠的共青團員到各車間一串聯，一聲號召，工人們就都關車停工，開始了全廠的反日罷工。接著，我媽媽就到女工夜校去宣傳，介紹四廠罷工情況，要求各廠工人支援四廠罷工。於是滬東各日商紗廠做工的同學都回本廠去組織發動罷工。這樣，滬東的日商紗廠都先後行動起來了，形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滬東日商紗廠總罷工。中國紗廠的工人也都積極行動起來支援日商紗廠的罷工。
當時日本人為了鎮壓四廠罷工，還出動了海軍陸戰隊，用戰車和武力對付工人。但是工人們一步也沒有退卻，躲在車間弄堂里拋筒管、鐵棍跟敵人打“巷戰”。由於細紗機車身高大，擋住了敵人的視線，開槍也無從打起，又怕砸爛機器，日本兵只好開了幾聲空槍，無可奈何地撤走了。當一個日本領班又奉命進車間逼女工復工時，一個男工用裝細紗的大帆布口袋把他從頭到腳地套住，再用紗布條紮緊口袋。領班急得在地上亂滾，最後被工人們又踢又推滾出了車間。以後廠方追查是誰幹的時，工人們沒一個肯講出來，日本人也只好不了了之。
這次罷工還得到了各界愛國人士和職業團體在政治上的輿論支持和經濟上的物資支援。媽媽和女工夜校的共青團員把各界人士捐錢買的米票發到滬東各廠的積極分子手裡，再由他們發給罷工工人。在罷工中，許多基層黨、團組織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都發揮了骨幹帶頭作用。根據臨時團省委提出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口號和行動目標，四廠團支部吸取了過去鬥爭派代表暴露力量的教訓，採取了隱蔽鬥爭的策略，不是直接派代表談判，而是用在工廠門口散發和張貼傳單的辦法向資方提出了“增加工資百分之十”、“吃飯關車一小時”、“不準打罵工人”、“不準隨便開除工人”、“反對做禮拜工”等五個條件。罷工一直堅持了兩個多星期，直到日本人基本接受工人要求，用布告形式答應接受工人的條件後，工人們才開始復工。滬東各廠也都在廠方答應了條件的情況下先後復了工。滬東日商紗廠的大罷工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次滬東日商紗廠的大罷工不僅帶動滬西、浦東、虹口等區的罷工，以致形成了全上海的日商紗廠大罷工，而且影響到青島、天津等地的日商紗廠也進行了大罷工。毛澤東同志1937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把這場反日罷工列為了中國革命新時期第一階段的一項重大事變。
前段時間電視台播放的電視劇《情深深雨濛濛》還表現了當時反日大罷工、日本人出動海軍陸戰隊的場景，令我深深感慨。據今年已九十多歲、三十年代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林一心老同志告訴我：你母親人很好，在當時進步團體裡是個比較冒尖的女同志。她是工人出身，聯繫民眾，比較會講話，經常出頭露面，向民眾做宣傳、講道理。這是很難得的。
罷工結束後，敵人懷恨在心，千方百計捉拿罷工的領頭人，組織上為避免敵人下毒手，就讓我媽媽暫時隱蔽起來。後來我媽又轉到日商五廠去做工。“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楊樹浦區先打了起來，炮火連天。根據團省委的指示，媽媽動員了一批工人到法租界去，成立了難民收容所。在難民所里對難民進行抗日救國宣傳，鼓勵年輕人上前線殺敵。媽媽還去女青年會組織女工救護隊，學習包紮，給傷兵換藥。
一次團的會議上，我媽媽聽了黨關於組織救亡團體到國民黨軍隊去做抗日宣傳的指示後，就立刻要求去前方參加戰地工作。當得知全國抗敵慰勞總會上海分會會長何香凝先生派胡蘭畦先生與上海女青年會聯繫，要組織女工夜校學生去前線慰勞時，我媽媽就受共青團組織派遣，參與組織了一批女工夜校的師生參加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於10月5日出征，告別了大上海，隨國民黨第十九集團軍走上了抗日的前線……
媽媽在她生命最後的日子裡，最愛唱的一首歌曲是首蘇聯老歌：“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快要消滅，萬丈光芒在前頭！”為了自由和光明，為了工人階級的解放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她奮鬥了一生，無怨無悔。媽媽堅定而嘹亮的歌聲將永遠鼓舞我向前。
（作者：羅解難，為胡瑞英同志的女兒，寫於200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