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羅從彥（1072～1135），字仲素，學者稱豫章先生。宋南劍州劍浦羅源里（今福建南平東坑羅源村）人。自幼篤志好學，聞同郡楊時（世稱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之學，十分羨慕。在楊時升為蕭山縣令後，於1100年（宋元符三年）徒步去拜見楊時，得楊賞識。經楊時介紹，羅變賣田產作旅費，赴洛陽拜見程顥，請授《易經》。1112年（宋政和二年）於蕭山師事楊時，“受學經年，盡裹其書以歸”。1119～1131年（宋宣和元年至紹興元年），先後寫成《語孟解》、《書齋記》、《遵堯錄》、《台衡錄》、《中庸說》，另著有《〈春秋毛詩〉語解》、《春秋指歸語》、《台衡錄論議要語》、《二程龜山語錄》等，後輯入《豫章文集》。
1130年（宋建炎四年）中特科，1132年（宋紹興二年）授博羅縣主簿，歷時4年。在任期間，倡三代“王道”之治，主“寡慾”、“簡易”之說，認為“簡易之理，天理也。行其所事，篤恭而天下平”（見《宋元學案》卷39）。在仙福都一圖創建釣鰲書院，置渡口、學田若干，以其收入資助生員費用。後入羅浮山，常在朱明洞南的釣鰲石澄心靜坐，研習學問，“窮天地萬物之理，究古今事變之歸”。繼承發展程顥、程頤“窮理”學說和楊時“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說，創立“靜中觀理”說，在宋代理學發展史上，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在認識論方面，提出“天地之先也，理”，“有理而後有物”，靜中觀理，盡心知性，思而有道，道為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在政治思想方面，注重“仁政”和法治的統一，認為“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還認為“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為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羅從彥一生貧困，家徒四壁，但他認為富貴榮華莫若殘書數卷。幾十年如一日，“堅苦刻厲，篤志求道”，發憤著書。他在羅家書堂壁上寫下這樣一段話：“吾家自祖宗流傳以來，一貫清白之氣不可不培。蓋金帛雖多，積之數十年必芨；田宇雖廣，遺之數十年亦亡。孰若書數卷，貽之吾子吾孫，世世可以習讀不朽；又孰若靈心一點，傳之吾子吾孫，可以受用不盡。登斯堂者，各宜猛省！”。
羅從彥認為人的學識、操行並非與生俱來，更非門第出身所決定。他說：“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者如堯舜，向使德澤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認為“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道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人之有”。
羅從彥提倡苦學，排除外界干擾，強調“心官”的作用。他認為默坐澄心，“不唯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會誤入歧途，成為“死灰枯木”。
羅從彥對從政的看法亦有獨到之處，認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流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認為，儒學一經董仲舒、公孫弘提倡後，鑽研經訓不是為了“明道”，而是為了進入仕途，反而把個人的生死、職位看得很重，忠義之心卻不復存在了。
羅從彥說：“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長，故亂。”因此，“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浸，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在封建社會，此說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1135年（宋紹興五年）羅從彥卒於任，終年64歲。因無資費，竟數年不得歸葬。直至其族人羅友任惠州判官，始遣人持護以歸。1247年（宋淳七年）賜諡文質，1614年（明萬曆四十二年）詔賜羅從彥祀於孔廟 。
人物生平
羅從彥題跋像羅從彥早年師從吳儀，以窮經為學。崇寧初（1102年）曾與宋代理學奠基人程顥、程頤的首傳弟子楊時講易至乾九四爻，楊時喜曰：“惟從彥可與之言道，吾弟子千餘人無及得從彥者”。致和二年（1112年），師從楊時於龜山，學成後築室山中，倡道東南，往求學者眾。當年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的父親，和老師李桐都曾拜羅從彥為師。其中，有名望的如朱松（以進士入尚書郎，年少以詩文名師從仲素公，為宋代理學泰斗朱熹之父）、李桐（後系朱熹之師尊）,程、羅、李、朱後來成為聞名後世的四大名儒。1132年以特科授博羅主薄，入羅浮山窮天地萬物之理及古今事變之歸，前往求學者甚多，1135年卒於官。有“遵堯錄”、“春秋指歸”、詩卷等著作遺世，大部收編入“欽定四庫全書”。明洪武年間，仲素公與文天祥、朱熹、諸葛亮、顏真卿等同祀孔廟。康熙45年，仲素公得賜御書“奧學清節”祠額。後人羅浮山，築室靜坐，絕意仕進。朱熹曾說：“龜山倡道東南，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學，但仲素一人而巳。”學者稱豫章先生。卒，諡文質。從彥的著作，有豫章文集十七卷，《四庫總目》記載其有遵堯錄、春秋毛詩語解、中庸說、春秋指歸等傳世。
後世紀念
1997年，是閩學奠基人之一——羅從彥誕辰925周年，為了紀念這位閩學先賢，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福建沙縣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在本縣及周邊地區文化界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
羅從彥是閩學發展的關鍵人物，他上接程顥、程頤、楊時，下傳李侗、朱熹，是閩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從當時社會現實的需要出發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學，並針對當時吏治腐敗的嚴重狀況，著重強調了在上位者進行道德修養和嚴格要求自己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他反對民族壓迫，積極主張抗金，大力提倡名節忠義和廉職等道德風尚，表現了較強的民族精神；他一生刻苦好學，“篤志求道”，不惜變賣田產，多次背著乾糧徒步問師求學，這種刻苦學習的精神十分感人，更為後人景仰。據《沙縣誌》載：羅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劍，因家劍浦(即今南平市),後徙沙縣”。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上海書店編寫、出版的《二十五史》之《宋史》部分，也輯錄了《羅從彥列傳》。
自1996年，由沙縣政協牽頭成立“沙縣紀念羅從彥誕辰925周年活動籌委會”以來，廣泛與海內外有關學術團體及羅氏宗親會進行多種形式的交流和聯繫，得到北京、山西、湖南以及本省福州、廈門、閩北等地專家、學者，的積極回響，寄來許多研究羅從彥的論文。97年3月,縣政協文史委主編、出版了《閩學 賢人羅從彥》一書，由羅氏族人集資出版了四卷集的《豫章文集》。在此基礎上，縣政協還組織出版了羅從彥的研究論文、專集，並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介紹羅從彥的生平以及他在閩學發展中的地位，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許多讀者的首肯。
始建於1635年（明崇禎六年）的豫章祠現已修繕一新，1997年9月14日重新對社會開放，並被列為沙縣第三批重點保護文物單位，它對引導社會尊重知識，重視學習，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盡力營造文化氛圍，促進當地文化事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將起到積極作用。
歷史地位
奠基閩學
宋明時期，我國東南地區出現了一批研究、倡導、宣傳並發展二程（程穎、程頤）理學的學者，經過數代師、弟長期艱苦努力，終於在學術上形成了有別於濂、洛、關學的獨立學派，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閩學”。在這一學派中，最著名的是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即史稱“閩學四賢”。
四賢當中，先師楊時以程門立雪求道被傳為千古佳話。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朱熹則是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一直成為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理論工具，對後世學者有著巨大的影響。四賢中的李侗雖一生窮困潦倒，但因為朱熹乃出其門下，知道的人也不少。唯有羅從彥，除了在學術界，恐怕就鮮為人知了。
羅從彥，據《沙縣誌》載：“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劍，因家劍浦（即今南平市），後徙沙縣。”但據《閩沙羅氏族譜》載，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羅周文出任沙縣尉，居城西羅家巷，成為羅姓遷沙始祖，羅從彥為羅周文的第十二世孫。《沙縣誌》卷十二載：“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洞天岩系沙縣城西五里處一勝景）之麓，至郡寇（誣指明正統十三年鄧茂七起義）亂後，羅氏始，廢其所游息。”羅從彥聞“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學了幾天，“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楊時也十分器重羅從彥，認為“惟從彥可與言道”。楊時一生仕途順利，從知縣一直做到龍圖閣直學士，晚年隱居龜山，故稱龜山先生。羅從彥則一生坎坷，到61歲時方得了個“特科進士”的頭銜，到廣東惠州博羅縣任了個主薄的小官。官滿後，回家途中逝於汀州（一說死於任上），享年64歲。雖然一百多年後得了“文質”的諡號,然而死時卻因兒子敦敘早歿，連靈柩都運不回來，若干年後才由他的學生李侗運回。朱熹對羅從彥評價甚高，認為“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然而，作為閩學發展中的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長期以來，他的言行“多湮沒而無聞”（《宋元學案.豫章學案》黃宗羲語）。為了弄清閩學的性質和發展過程，不能不重視羅從彥思想的研究。這裡，先談談羅從彥在閩學中的地位。
閩學的發展過程，經歷了二個階段，首先是由楊時、羅從彥、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閩學階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門人的閩學發展階段，即閩學的成熟、分化階段。關於這一點，明代學者歐陽佑曾說“自龜山載道而歸也，程師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繼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揚其波耶？幸有豫章羅先生，受業龜山之門，獨得不傳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學，一傳而為李延平，再傳而為朱晦庵，由是海濱鄒魯，於斯盛哉！（《重刊羅先生文集序》），不難看出，羅從彥是閩學發展第一階段的關鍵人物。他在楊時一千餘名學生中“獨得不傳之秘”。黃宗羲也說，羅從彥在楊時的學生中“最無氣焰,而傳道卒賴之”（《宋元學案.豫章學案》按語）“最無氣焰”的人成了閩學的奠基人之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較自覺地反映和體現了時代的要求，從而使閩學更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羅從彥的主要活動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經歷了靖康之難和宋廷南遷的歷史巨變。這是一個需要進行歷史性反思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重新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時代。羅從彥比楊時門下千餘名學生高明之處，在於他比較明確地認識了當時的時代特點。史書記載,羅從彥“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宋史》本傳）。這是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錘鍊出來的特殊性格。是進行歷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也就是說，他是為回答時代提出的迫切問題而求學問道。
推動發展
那么，羅從彥在閩學發展過程起得了哪些作用呢？
（1）他從當時社會現實的需要出發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學，就是說，他把閩學建立在時代需要的基礎上。他著重發揮二程提倡的“聖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閩學中以抨擊封建政治弊端和維護封建綱常名教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理論體系。他和楊時、李侗都沒有放鬆對王安石變法的批評和對微、欽兩朝的擊。正因為這樣，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早期閩學具有較強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觀方面，他接受了洛學重道理教化的觀點，但是，他針對當時政治腐敗的嚴重狀況，著重強調在上位者進行道德修養和嚴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閩學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樣，堅決反對民族壓迫,積極主張抗金。他為適應民族鬥爭的需要，大力提倡名節忠義和廉恥等道德風尚，表現了早期閩學較強的民族精神。
（3）他在修養論上強調“以主靜為宗”。這種修養論由楊時首倡,羅從彥又傳授給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詣訣”（《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靜為宗”的修養論經過羅從彥的發揮和傳授，構成了早期閩學追求“靜養”境界的特徵。
封建社會是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這種社會環境不僅深刻地影響思想家的性格，也深刻地影響到某種學說的命運。羅從彥所謂“聖人之道”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並行不通。到頭來，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顛倒一生渾是夢，尋思百計不如閒。”這個早年不惜變賣田產，裹糧步行千里“篤志求道”的、燃燒著火一般熱情的志士，到晚年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宋史》本傳）。封建社會本身存在的那種激烈對抗的矛盾既會鑄造出“嚴毅清苦，篤志求道”的早年的那種羅從彥，又會鑄造出潦倒失意、終日靜坐、與民眾隔絕、冷漠得可怕的晚年的羅從彥，羅從彥是時代的一面鏡子。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產物。這也多少反映出閩學的二重性：閩學中有一些適應時代需要、能夠幫助人們進行歷史反思的內容，也有一些對民眾冷漠、與民眾隔絕的內容。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從羅從彥思想和性格的二重性以及閩學的二重性中去估價羅從彥在閩學發展中的地位。
宋代名人（一）
|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根據首都及疆域的變遷，可再分為北宋與南宋，合稱兩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