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總督漕運部院歷史
據《辭海》釋：漕運者，水道運糧也。水是人類的起源，漕運是王朝興衰的命脈。因此，歷代統治者都開鑿運河，以通漕運。可以說，水治好，漕運通，國富強。反之，則國衰敗。春秋戰國時，吳王夫差開鑿了邗溝，爭雄稱霸一時。戰國後期，秦國異軍突起，消滅山東六國，一統天下。秦統一的時間雖十分短暫，但其出於戰爭運軍餉的需要，所鑿的河渠，卻在中國水運、漕運史上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西漢時大規模開挖運河，漕運暢通，因此，國力強盛。而東漢不注重開挖運河，甚至連前人開挖的運河也被淤塞，漕運不暢，國力就不強。三國時期，曹操既是魏晉時期最傑出的政治家，更是位善於將開挖運河以通漕運、用於戰爭運輸的傑出軍事家和指揮家，他是中國歷史上首位在黃河以北地區大規模開挖運河以通漕運的人。
隋煬帝為鞏固其全國統治地位，大力開挖運河，發展江淮漕運，增強國力。隋文帝開皇4年(584年)到隋煬帝六年(610年)20餘年間，充分利用過去開鑿的運河和天然河湖，先後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並重修了江南運河，終於鑿成和疏通了以國都洛陽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達浙江餘杭，長1782公里，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酌京杭天運河漕運。促使隋統一中國，並為唐宋昌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正如人們所說，隋朝開河，唐宋漕運受益。唐高祖李淵，特別是唐太宗李世民，把疏通運河、以通漕運當成洽邦興國的基本國策，促使關中成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盛極一時。隨著時間的流逝，唐王朝後期，統治者疏忽了對運河疏通治理，漕運不太暢通，因而國力隨之衰弱。宋王朝統治者很重視對汴河、惠民河、廣濟河、金水河以及江淮運河、河北運河、江南運河等主要河道的治理，把江浙、兩淮、荊湖等南方地區與河北、東京、京西以及京畿一帶等北方地區連線起來，漕運暢通，國力大大增強。南宋金人入侵，戰亂不止，偏安杭州半壁，仍不忘疏通運河以供漕運。
金元明清四朝建都北京，更進一步開鑿運河溝通河北、山東運河河道以南接江準各地。尤其是忽必烈，開鑿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等河道，遂使大運河直貫南北，把南北各大經濟區直接連線起來，成為中國運河變遷史上自隋以後又一次重大轉變，奠定南北京杭大運河的基本走向及規模，促使明清成為漕運的最盛時期。
綜觀歷史，南北大運河的漕運暢通與否，對歷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局勢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後，運河的開鑿，漕運暢通，無不是圍繞著鞏固和強化皇朝統治而展開的。每一代皇朝統治者都想借運河漕運暢通，總攬大局，駕馭全國。特別是元朝實現全國統一後，直至明清，再沒出現大的分裂。
有關總督漕運部院史料
歷史上曾主管全國漕運的惟一機構——總督漕運部院，位於楚州城區中心，占地約三萬平方米，與楚州標誌性建築鎮淮樓、準安府衙大堂在同一條中軸線上，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興衰的歷史見證，更是華夏文明的一大奇蹟。
從東漢末年到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百姓大量南逃，因而促進了江淮、江南等地的經濟迅猛發展，江南財富在歷代財政收入中占有極大的份額。到了明初，雖海陸兼運，但大量財富都是通過大運河南北運輸的。
淮安楚州是南北水運樞紐，東西交通的橋樑。據《重修山陽縣誌》載：“凡湖廣、江西、浙江、江南之糧船，銜尾而至山陽，經漕督盤查，以次出運河，雖山東、河南糧船不經此地，亦遙稟戒約。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陽實屬咽喉要地也。”當時，千萬艘糧船銜尾而至淮安楚州由末口入淮北上。糧船卸載之後，再從河下裝滿鹽運往南方各地。這樣既解決北方糧米缺乏之苦，又大大緩解南方糧食年年豐收，食用不完，米價很低，百姓苦於“米贏而錢絀”的既南糧北調、北鹽南運都要途經淮安楚州，使淮安楚州成為漕運、鹽運集散地，客觀上形成了在漕運史上的特殊地位。
自隋起，朝廷在淮安楚州設漕運專署，宋設江淮轉運使，東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師，明清在這裡設總督漕運部院衙門，以督查、催促漕運事宜，主管南糧北調、北鹽南運等籌運工作。
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促進了淮安的繁榮，特別是商業十分發達。漕運總督機關設在這裡，駐有大批理漕官吏、衛漕兵丁。漕船到達這裡後，需接受漕台衙門的盤查，千萬艘糧船的船工水手、漕運官兵在此停留，南來北往的商人在此進行貨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盤桓，更加之在這裡設常盈倉兩處、常平倉兩處、預備倉三處、莊倉五處……更大大提高了淮安的商品需求量，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當時這裡城內外店肆酒樓鱗次櫛比，“市不以夜息”，十分繁盛。正如邱浚詩曰：“十里朱旗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時休。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
總督漕運部院衙門是朝廷的派出機構，總督都由勳爵大臣擔任，明景泰二年(1451年)始設漕運總督於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明陳王宣、李肱、李三才、史可法；清施世綸、琦善、穆彰阿、思銘、楊殿邦等人都先後在這裡任過漕運總督之職，漕運總督權力顯赫，不但管理漕運，而且還兼巡撫，因此也稱漕撫。部院機構龐大，文官武將及各種官兵達270多人；下轄儲倉、造船廠、衛漕兵廠等，共約20000多人。 部院衙門始建於宋乾道六年(1170年)，由錄事陳敏興修，元為淮安路總管府，元三十年(1293年) 阿思重修，明洪武元年(1368年)淮安知府范中政建淮安府署，洪武三年(1370年)知府姚斌改為淮安衛指揮使司，成化五年(1469年)通判薛淮重修，嘉靖十六年(1537年)督御史周金在城隍廟東新建督察院，隆慶五年(1571年)知府陳文燭將此重修，萬曆七年(1579年)都御史雲翼將淮安遷往城隍廟東，移總督漕運部院於此。
當時，建築規模宏偉，有房213間，牌坊3座，中曰“重臣經理”，東西分別曰：“總共上國”、“專制中原”。中軸線上分設大門、二門、大堂、二堂、大觀堂、淮河節樓。東側有官廳，書吏辦公處、東林書屋、正值堂、水土祠及一覽亭等。西側有官廳、百錄堂、師竹齋、來鶴軒等。大門前有照壁，東西兩側各有一座牌坊。以上建築，皆毀於上世紀40年代。房基、礎石仍存。更值得一提的是衙門前有一對纖塵不染全國罕見的白礬石的石獅。據說是元代波斯(今伊朗)進貢的兩對藝術價值極高的石獅，一對運送京都，一對被國舅留在淮安。可惜這對石獅在“文革”中被當成“四舊”砸成碎片。
漕運是何時終止的
決定朝廷財政命脈的漕運，開始於春秋，發展於秦漢，昌盛於唐宋，鼎盛於明清。它與時光老人攜手紅紅火火、風風光光地走過了2300多年，來到了大清朝。
清沿襲明後期漕政多弊未改，直至乾隆中末期，政治腐敗，導致漕政迅速敗落。加之道光年間，運河淤塞，漕政弊壞。一是漕弊積重難返。首先，漕糧徵收時州縣官吏勾結豪紳勒取無度，花樣百出，名目繁多，損公肥私，嚴令不止。據《上海縣續志》記載：清道光八年(1828年)，折色嚴重，每石折銀四五兩不等，按時價計算，三石之米完一石之漕。“每辦一漕，額多之州縣官立可富有數十萬之巨資。”害得貧民百姓苦不堪言。其次，漕糧押運途中陋規重重，“水次陋規”，收刮太多，船未離次，已費五六十金；“過淮陋規”，主要有“積歇、攤派、投文過堂”等諸費。往往一過淮，每幫漕費五六百金至千金；“抵通陋規”，色名更繁，一粟必費十餘金；“過壩陋規”，每船必花十金；“交倉陋規”，每船又花數十金。以上種種陋規弊病，使“民生日蹙，國計益貧”。民眾苦不堪受，以至鬧漕、哄漕、抗漕，加劇了清朝經濟危機。二是河政迅速敗壞。首先沿河陷入惡性循環，道光初年，漕運處於癱瘓狀態。其次，河員玩忽職守，貪污成風，清朝政府不得不改辦海運；再次雇商海運漕糧，遭漕運派反對暫停，仍用運河漕運，後又用海運，因運道千瘡百孔，運糧不過十幾萬石、二十萬石，最多一百八十餘萬石，漕路日趨衰敗，最後全線斷航。
清光緒年間，據《光緒政要》載：如停漕將竣河工費、辦漕經費、辦漕官俸等項節省，“國家歲省數萬開銷，反多數百萬盈羨”。薛福成雲，停止漕運各項節省合計為銀1000萬兩以上。那時，鐵路建成火車運載，航線開通，飛機通航運輸。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由於庚子賠款及巨大軍俸餉等開支，不得不於該年正式頒布停漕改折的命令：“著自本年開始，直省河運海運，一律雙征折色，責成各督、撫等認真清厘，節省局費、運費等項。悉數歸公，以期匯成巨款。”清實際從江浙歲運漕糧一百萬石至天津，然後，改由鐵路火車運到京倉，以維持其封建統治。
漕運既停，因征運漕糧而設定的衙門、衛所等機構也逐漸革除。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裁撤漕運總督及各省糧道等官。當時，漕運已停，海運一直拖到辛亥革命爆發，才伴隨著清王朝的復亡而告終。
總督漕運部院是逐漸被拆毀的
總督漕運部院究竟是怎么被毀壞的呢？說法不一。有人說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飛機炸毀的，也有人說是被逐漸拆毀的。
日本飛機首次轟炸淮城是1938年5月23日（農曆四月二十四日），上午10時左右，三架敵機竄到淮城上空，低飛盤鏇尋找轟炸目標，它突然向繁鬧的南門俯衝下去，發出震耳欲聾的怪聲，隨即投下一枚重磅炸彈，炸毀了雄偉壯觀的“迎熏”城門樓，城門裡二三百人皆無傷亡。另一枚炸彈，丟在玉器巷悅來客棧及醬園店處，死傷左六人、毀房三四間。第二次轟炸是1938年5月24日(農曆四月二十五日)，上午9時許，防空警報剛響，12架敵機低空盤鏇淮城上空，從東南角向城裡俯衝下來，一個接一個地投入重磅炸彈，從鎮淮樓到南門內外，到處是彈坑，躲在體育場防空洞裡100多人被泥土壓悶而死，這次轟炸計死傷三四百人，同時敵機還用重機槍將漕運大門前西石鼓及東石獅西爪打穿。第三次轟炸是6月15日(農曆五月十八日)，下午5時許，6架敵機從東北低空飛臨淮城上空，這次主要轟炸城東南金畫寺巷、鍋鐵巷、繆家巷、百姓巷、太平街(綠愛亭小滄洲茶館)、三角橋等，頓時硝煙瀰漫——炸死炸傷五六十人。這三次日機對準城轟炸，根本未炸到漕運大堂二堂。也就是說，人們說總督漕運部院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飛機炸毀的是不成立的。那么，人們還說是逐漸被拆毀的，又有什麼根據呢?筆者帶著這個問題走訪了當時住在院門口(即漕運 部院門口)或在院門口做生意現已八九十歲的當事人。
現82歲酌何紹雄和已68歲的戴奇兩伍老人回憶說：漕運大堂二堂是解放後(指1949年)，被我們自己拆除的。但絕大多數人卻認為是1945年10月淮城解放時被拆除的：油漆過漕運大堂牌子的現83歲的老人陳文懷回憶說：總督漕運部院大堂是1942年或1943年冬被偽縣長沙貴章、維持會長劉寶善叫人拆除運走了，磚瓦在漕運部院東西兩邊各蓋10間簡易房子作菜肉市場，木料運去造炮台了。家住金畫巷的現87歲的王孝和老先生回憶說，他親眼目睹總督漕運部院大堂27路房梁，是1944年秋天被二黃吳獨膀(吳漱泉)及偽縣長沙貴章手下賣給鄉下人拆除運走了。現67歲的屠兆福、現83歲的汪樹榮、現79歲的李壽松、現71歲的陶茂春、許鎮南等老人皆回憶說，是1945年9月至10月間淮城第一次解放時拆除的，材料用於擴建體育場及運到鹽城去了。當年在總督漕運部院、新四軍華中司令部及華中局當瓦工頭子、現年88歲的黃世君老人回憶說，總督漕運部院大堂二堂後邊的大觀樓早在1928年前後被上坂國小邵校長拆了，二堂在大堂前損壞了，但還能住人。1945年深秋新四軍打過來，打仗需要手榴彈用，便拆除了大堂及有關廟宇，木材皆運到鹽城軍部造手榴彈柄子了，為打敗國民黨立了新功。其餘房子據1998年2月版《淮安市志》731頁記載：淮安體育場始建於民國初期，場址在原總督漕運部院東側後花園內，占地1萬平方米……民國十二年（923年）建百米跑道、半個球場、一個籃球場……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4月，為紀念新四軍軍長葉挺，由新四軍軍部和淮安抗日民主政府撥款擴建了體育場，拆除了總督漕運部院的部分房屋，新建了300米圓形跑道和司令台，擴建了足球場、籃球場、桌球室、辦公室。體育場更名為“葉挺體育場”。新中國成立後改為準安體育場。
綜上所述，總督漕運部院的毀滅，是上世紀四十年代逐漸被拆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