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派”紅學的開山鼻祖
“索隱派”紅學的開山鼻祖、著名學者周春周春（1729—1815），字松靄，號屯兮，晚號黍谷居士，海寧人，著名學者、藏書家。乾隆十九年進士，曾任岑溪知縣。他博學多識，一生著作頗豐。他的出生時間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可算是曹雪芹的同時代人。他研讀《紅樓夢》的成就體現為所著的《閱紅樓夢隨筆》，書中有本人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作的自序,可以證實是目前所知《紅樓夢》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評論專著。
周春在本書中主張《紅樓夢》“寫張侯家事”，可以說是紅學索隱派的鼻祖，結果被周汝昌先生譏諷為“紅學在東南半壁一興起，那兆頭就不怎么美妙”。周春文中記載“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雲:‘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證明了早在程高整理出版《紅樓夢》之前就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存在，推翻了胡適先生考證的高鶚續寫《紅樓夢》的結論。
周春於乾隆五十九年撰就《閱紅樓夢隨筆》。全書計有《紅樓夢記》﹑《紅樓夢評例》﹑《紅樓夢約評》，內容駁雜，分條評述，或三言兩語或二三百字。其中有的評論不乏見地，如他說：“閱《紅樓夢》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貴心細，尤貴眼明，當以何義門評十七史法評之。若但以金聖歎評四大奇書法評之，淺矣。”還說：“天下閱《紅樓夢》者，俗人與《金瓶梅》一例，仍為導淫之書，能論其文筆之若何，已屬難得……”說讀《紅樓夢》要博古通今，心細眼明，不能把《紅樓夢》視為淫書，不能只以金聖歎評“四大奇書”的評法評《紅樓夢》，這些都是正確的見解。他認為《紅樓夢》是敘寫“金陵張侯家事”，證據是“張氏與曹氏有通家之好，雪芹時常過從，目擊其家庭一切，涉筆成此傑作”。但他的“張侯家事說”破綻太多，且不能自圓其說，後世贊同這種說法的寥寥無幾，影響不大。作為早期的紅學家，就其思想方法和學識見解而言，是缺乏科學性、準確性的。
但是他的這種抓住書中的隻言片語或某一個人物、情節，跟歷史人物相比附，測字猜謎式地從中“索”出所“隱”的人和事的考證方法，可以說是開了《紅樓夢》索隱的先河。從清末到“五四”,在“紅學”研究上，索隱派紅學家著書立說，眾說不一，但所用的方法同周春毫無二致。從這個意義上說，把他舉為“索隱派紅學”的開山鼻祖是當之無愧的。
索隱派紅學的產生
索隱派紅學的勢力沒有考證派紅學大，但出現時間比考證派早，雖經考證派與小說批評派的屢屢打擊，影響從未斷絕，且不時有東山再起之勢。索隱派紅學的產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也就是學派觀點的發端有其內在理路。《紅樓夢》開卷第一回的話，一般的讀者是不大注意的，而直接從“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讀起。研究《紅樓夢》的人可是不同，他們難得在作品中發現作者的自白，因而如獲至寶，格外重視，很想通過解讀這段話，找到最終找開《紅樓夢》之謎的鑰匙。特別是這段敘述中滲透出一種真真假假、若隱若顯、撲朔迷離的氣氛，增加了人們解讀的興趣。既然作者自己說，他寫這部書的時候已將真事隱去那么到底隱去的是什麼事呢？由不得動人尋根問底。而書一些帶懺悔意味的話，似乎是在回憶一個人家族中的往事，所以便有人猜測：《紅樓夢》可能寫的是清初某一個家庭。而一般家庭又不會有“天恩”，於是又進一步猜想，可能是康熙未年“一勛貴家事”。這樣看來，索隱派的產生倒也順理成章。作者自己一定要那樣說——隱去了真事，還能怪讀者沿著作者所說的方向去七想八想嗎？
這種關於《紅樓夢》寫的是哪一家的家事的猜測，開始比較分散，有的說明珠家，有的說傅恆家，有的說張侯家。輾轉相傳而為更多接受的是明珠家事說。一則因為《紅樓夢》里賈府的遭遇與大學士明珠一家的榮枯不無相似之處，都經歷了由盛而衰的過程；二則是納蘭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聯想到賈寶玉的性格。明珠家事說的廣為流傳，還和乾隆對《紅樓夢》的看法有一定關係。只是比較起來，早期索隱派中還是以明珠家事說的影響最大。早期索隱派的特點是起於猜測，止於猜測，輾轉相傳，缺乏論證。
索隱派紅學的大規模興起是在清末民初，當時正是清王朝搖搖欲墜，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歷史時刻。覺醒了的中國知識界開始重新反思歷史，包括古典文學在內的傳統文化被賦予新的內容。小說在傳統文化中向來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人們驚異地發現，具有廣泛的平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恰恰是小說這種形式。三十年代的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陷中國人民於水火，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學者們的種族思想再次被喚醒，以弘揚種族思想為特徵的紅學索隱又躍躍欲試，正不足怪。
索隱派紅學的發展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揮的對索隱派紅學的打擊力量，主要在於他發現了大量的有關《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生平的資料和帶有脂硯齋批語的早期抄本，證明《紅樓夢》是以作者身世經歷為底本的文學作品，不是明清的宮闈史的變換，也不是明珠或其他官宦家庭生活的翻版。在胡適提供的大量證據面前，索隱派紅學一時間陷入了困境。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雖然回答了胡適對索隱派的批評，但申明的理由仍嫌薄弱得很，不足以重新鞏固己說。無論如何，自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之後，索隱派紅學從發展趨勢上已進入衰竭時期。但發展趨勢上的衰竭不等於索隱的方法沒有再用，即使考證派紅學成為主流的學派，踞於“艷冠群芳”的地位，仍不斷有索隱派的文章與著作公諸於世。其時，幾個有代表性的作品：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辯論》、景梅九：《紅樓夢真諦》。索隱派紅學的復活
索隱派紅學在考證派和小說批評派的打擊之下，自二十年代以來便進入了衰竭時期。壽鵬飛、景梅九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影響並不大。四十年代方豪發表《紅樓夢新考》，表示確信順治與董鄂妃戀愛故事說“有一部分是真實性”，只是一筆帶過，未做任何論證。五十年代以後，索隱派在大陸基本上消失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隱派在大陸上雖基本消失，卻在海外得到復活。其間代表作品有： 杜世傑：《紅樓夢原理》、李知其：《紅樓夢謎》、趙同：《紅樓猜夢》。索隱派紅學的終結
索隱派紅學的產生，除了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時代思潮及文化環境方面的原因之外，還有中國文學的特性和學術傳統方面的原因，從文學研究的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說，是紅學索隱派存在的理論前提。紅學索隱派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求之過深。以為無一事無來歷，無一人不影射，把索隱無限擴大，結果弄得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還有的無異於重新設計了一部《紅樓夢》，讓書中人物充當自己意念的圖解，這樣一來，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與作者的創作構思了不相關。長期以來，紅學索隱著作在讀者中難得有更大的市場，原因就在這裡 。
紅學索隱派的產生，對《紅樓夢》研究而成為紅學，是有貢獻的，就像沒有考證派，紅學不會像現在這樣紅火一樣。但索隱派離開清末明初民主革命的背景，時代風潮的支撐作用已經失去，新時代的讀者怕難以理解索隱者的苦心孤詣。《紅樓夢》這個偉大的文學之謎，人們將繼續猜下去，今後還會有索隱文章和索隱著作的出現；索隱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將不時地為人們運用；但索隱派紅學，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實際上已經終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