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圍
考證派紅學的創始人是胡適。當然不是說胡適之前沒有《紅樓夢》考證，索隱派紅學也不能完全避開考證的方法。但把《紅樓夢》研究納入考證的道路，賦予紅學考證以特殊的對象、範圍和方法，並逐漸發展為一種社會上有廣泛影響的學派，確實自胡適開始。《紅樓夢考證》發表不到一年，俞平伯的《俞平伯的《夢辨》，重點在辨析《紅樓夢》本身的內容。
這一點，顧頡剛在《紅樓夢辯》的序中講得很清楚：“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見；但我和平伯都沒找著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而考證派紅學的中堅、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參見“集大成者周汝昌”。）周汝昌的紅學考證，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為主，卻又不限於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紅樓夢》的不同版本、脂硯齋的批語、後四十回的續書與曹雪芹和《紅樓夢》有關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試圖考其源流，辯真偽。總的看，考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頗多真知灼見，於版本、於脂批、於文物，雖不乏創見，但主觀臆斷成份經常混雜其間，減弱了立論的說服力。最突出的是認為脂硯齋是史湘雲，無論如何與脂批的內容接不上榫。周汝昌先生的堅持己說，反映了他的紅學體系的封閉性。他主張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研究《紅樓夢》本身的思想和藝術不屬於紅學範圍，置考證派紅學於壓倒一切的地位，這正是學術宗派的所謂“嚴家法”。
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許並未意識到，他這樣做，實際上局限了包括考證在內的紅學研究的天地。考證派紅學的發展：紅學考證達到高潮是1962年對曹雪芹卒年的考證。這是一次考證派紅學的大會戰，是對紅學考證隊伍的集中檢閱。無論動員的規模，造成的聲勢，還是達到的深度，產生影響，都為自有紅學考證以來所僅見。討論結果雖未達成一致意見，但彼此論點得到了澄清，使論證在現在材料基礎上被逼得大大深入一步。在這以前，如果說紅學考證處於不斷展之中，並在1962年至1963年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時形成高潮，那么，這以後紅學考證便從高峰上跌落下來，逐漸走向平淡無奇的道路，至少對曹雪芹生平事跡和家族歷史的考證是如此。
出現這種情況，固然與六十年代後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國內發生動亂有關，主要還是考證派紅學自身出現了危機。紅學考證必須以客觀材料為前提，而材料的發掘受種種條件的制約，到一定時期就要達到一個相對的極限。如同餘英時先生所說：“新材料的發現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極限。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則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於停頓。”
所以，考證派紅學的危機，首先是材料的危機。儘管六十年代中期以來，陸續有過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資料被發現的訊息，但常常真偽莫辨，一邊“發現”，一邊引起爭議，很難作為研究紅學或者曹學的依據。當然危機也好，停頓也好，都是在相對的意義上說的，考證派紅學並沒有從某一天開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挖掘新材料有困難，對舊材料重新加以考訂，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結論。
紅學考證的範圍，胡適最早提出的作者、時間、版本三項，周汝昌加以具體化和理論化，確認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為考證的主要對象。現在材料危機在曹學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版本學、脂學、探佚學還有一定的迴旋餘地。考證派紅學家以紅學考證的意義，一般都能做較客觀的估計。胡適說他的考證只是做了一點掃清障礙的工作。就研究紅學的學術興趣而言，考證家們可情有獨鍾，如果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考證因客觀材料的限制無法進行下去，至少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願意涉身紅學領域，紅學本身也不會像考證派盛行時期那樣火。
方向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於1921年，次年，又寫了《跋<紅樓夢考證>》。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證派紅學的開山之作。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說："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蒐集的材料，參考互證 ，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所謂需要做考證的"兩個 問題"，指的是作者和版本，這就是胡適為《紅樓夢》考證界定的對象和範圍。作者的考證，必然涉及作者所處的年代，所以胡適在第二篇文章中進一步強調，紅學考證的" 證據"不是別個，而是"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等等證據"。《紅樓夢考證 》和《跋<紅樓夢考證>》兩文，主要考證的是作者和時代。
1928年和1933年，胡適又撰寫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則是屬於版本考證的範圍---前者介紹和考證甲戌本，後者介紹和考證庚辰本。1961年甲戌本 《石頭記》在台北影印出版時，胡適附有跋語，補充論證了他對該本特徵和價值的看法。從今天的眼光和已經掌握的紅學知識來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錯誤是很多的。
俞平伯《紅樓夢辨》《紅樓夢考證》發表不到一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就竣稿了。在研究方法上，兩者都用的是考證學的方法，但所選取的內容、側重點大為不同。根本不同點在於一個為歷 史考證，一個為文學考證。胡適在《考證》中著重解決的是《紅樓夢》的作者和年代， 基本上屬於歷史考證的範疇，俞平伯的《夢辨》，重點在辨析《紅樓夢》本身的內容。 這一點，顧頡剛在《紅樓夢辯》的序中講得很清楚：“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見； 但我和平伯都沒找著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 高鶚的續書。” 再看《紅樓夢辨》的內容：上卷五篇，都是關於後四十回續書的，主要從行文優劣 的角度和情節發展線索方面，對程、高補作加以批評；中卷六篇，第一篇談作者的態度 ，目的是探求曹雪芹的作意，其餘五篇，有的講作品的風格、時間、地點，有的推求八 十回以後的情節，有的考訂秦可卿的死因，都沒有脫離開《紅樓夢》的“本文”；下卷 六篇，第一、二篇談版本，實際上是對後四十回續書問題的補論，其他四篇內容較雜， 故作為附錄。1952年經過增刪修改過的《紅樓夢辨》以《紅樓夢研究》的書名重新出版 ，內容上更突出了原書的特點，即研究的重心是《紅樓夢》的內容和有關版本。研究方 法雖然是考證學的方法，但和作品扣得比較緊，是與文學鑑賞結合起來的文學考證。一個是歷史考證，一個文學考證，這是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的根本不同之處。過去我們把俞平伯和胡適完全等同起來，沒有發現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的特異點，在學術上未免失之交臂。現在看來，從《紅樓夢辨》到《紅樓夢研究》，俞平伯先生致力於紅學考證，卻不同於通常的紅學考證，他的研究一開始就包含與小說批評派紅學合流的趨向。
貢獻
考證派紅學隊伍相當龐大，胡適、俞平伯、周汝昌之外，還有一批不乏個人心得的有影響的學者。如：李玄伯、方豪、曾次亮、朱南銑、王利器、周紹良。還有吳恩裕和吳世昌兩位先生。他們是紅學考證派的兩員大將，是五六十年代與周汝昌鼎足而三的著名紅學家。周汝昌以考證曹雪芹的家世著稱，吳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跡見長，吳世昌以研究《紅樓夢》的版本和成書過程為主。三個人最活躍的時期，是考證派紅學最興旺的時期。
吳恩裕《曹雪芹叢考》吳恩裕以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涉身紅學，始於1954年，《曹雪芹的生平》是最初的代表作。不久，便有專門考證有關曹雪芹文獻資料的《有關曹雪芹八種》問世，1963年 ，又擴展為“十種”，最後彙輯為《曹雪芹叢考》一書。和周汝昌一樣，吳恩裕也很注意最新材料的發掘。通過對新材料的考訂，雪芹從南京回到北京後的行蹤事跡得到了進 一步說明。最突出的是對敦誠“當時虎門數晨夕”詩句的考證，使我們知道曹雪芹曾經在右翼宗學做過各，這是吳恩裕的一個獨特發現，已為絕大多數紅學家所承認。
敦誠的《寄懷曹雪芹》是一首七言古詩，全詩十八句，寫道：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早魏武之子孫。
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
揚州舊夢久已覺，且著臨邛犢鼻褌。
愛君詩筆有奇才，直追昌谷破籬樊。
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
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松亭樽。
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
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敦誠這首詩從曹雪的身世講到曹雪芹的人格，包括詩風和談風的特點，既有對往昔舊夢的回憶，又有貧窮著書的現實景況的描繪，無疑是考證雪芹生平事跡的極為難得的材料。但詩中“當時虎門數晨夕”句，索解甚難。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初版認為“ 虎門不詳所指”，再版釋為“侍衛值班守衛的宮門”，因而斷定“虎門”句是指雪芹與敦誠曾同為侍衛，時間大約在乾隆四五年以後。但現有關於二敦的材料中，並沒有敦誠做過侍衛的記錄，而且乾隆四五年的敦誠剛六七歲，也沒有做侍衛的可能。所以吳恩裕不同意周汝昌對“虎門”的解釋，從敦敏和敦誠的詩文中找出另外五個“虎門”，證明這個詞指的是宗學，即北京西單樓北石胡同的右翼宗學。所提證據是極有說服力的，除個別學者尚有異見，絕大多數紅學家都傾向於贊同吳恩裕先生的意見。這一考訂，填補了曹雪芹生平事跡的一大段空白，意義自可想見。但也還有遺留的問題，主要是雪芹在右翼宗學做什麼事情不好肯定。讀書？不可能，因為當時雪芹至少在三十歲以上，敦敏和敦誠，一個二十歲左右，一個十五六歲，不可能是宗學同學。況且敦誠詩中有句說“同學盡同姓。”可以反證？當教師？二敦關於曹雪芹的詩都是平輩口氣，不像是師生關係。因此吳恩裕疑為當輔助教學的人員或是職員，然終無確證。
吳世昌《紅樓夢探源》吳世昌的紅學考證的結果，主要反映在《紅樓夢探源》和《紅樓夢探源外編》兩部論著中。他寫的《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七十八回本）的構成、年代和評語》、《殘本脂評<石頭記>的底本及其年代》、《<紅樓夢稿>的成份及其年代》等關於版本的論文，在紅學界有較大影響。胡適雖然於1933年得到庚辰本《石頭記》，但並未做細緻研究，只是簡單地介紹了一番；1955年該書影印出版以後，長時間也沒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出現。吳世昌是對庚辰本《石頭記》進行全面的和細緻的考證的第一人。庚辰本、甲戌本，都是過錄本，不能代表各自底本的實際年份，吳世昌指出了這一點，不同意以庚辰、甲戌等乾支作為版本的名稱，是頗有道理的。特別甲戌本卷首的一篇"凡例"，吳世昌認為不僅不是曹雪芹所作，和脂硯齋也沒有什麼，著論的說服力較強。自從胡適提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以後，許多紅學家，包括不贊成自傳說的紅學家，都認為主人公賈寶玉的模特兒是曹雪芹。對此，吳世昌則另立新說，在仔細辨別脂批的基礎上，得出"寶玉不是曹雪自述，作者用少年時代的脂硯為模特兒"的結論，雖然坐實脂硯齋為曹宣的第四子，名碩，證據似嫌不足。還有，吳世昌根據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段批語："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認為早期抄本的一些回前總評，包括第一回前面"此開卷第一回也"以下一大段文字，均是棠村為雪芹的舊稿《風月寶鑑》所作的序文。這些看法的可靠性如何，尚需進一步 證實，但讀書之細、思考之勤、縷析之密，足可以反映出紅學考證派好學深思的治學特點。
考證
曹雪芹卒年問題，是考證派紅學的必爭之地。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始而提出卒於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紅樓夢考證》里改為甲申(1764年)，後來甲戌本出現，根據“壬午除夕”的脂批，復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癸未(1763年)，從此壬午、癸未兩說長期爭論不休，前後發表的文章達數十篇之多。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論戰達到高潮，僅《光明日報》和《文匯報》，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裡，就發表各種不同觀點互相駁難的文章十三篇，盛況實屬空前。我們不妨看看文章的題目和作者陣容：
《石頭記周汝昌校訂批點本》吳恩裕：《曹雪芹的卒年問題》周紹良：《關於曹雪芹的卒年》
陳毓羆：《有關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商榷》
鄧允建：《曹雪芹卒年問題商兌》
吳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朱南銑：《曹雪芹卒年壬午說質疑》
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
吳恩裕：《曹雪芹卒於壬千說質疑----答毓羆和鄧允建同志》
鄧允建：《再談曹雪芹的卒年問題》
陳毓羆：《曹雪芹卒年問題再商榷》
吳世昌：《敦誠挽曹雪芹詩箋釋》
周汝昌：《再談曹雪芹卒年》
吳恩裕：《考證曹雪芹卒年我見》
考證派紅學的大將全部出馬，文章集中發表在影響很大的《光明日報》和《文匯報》上，雖未形成定論，討論得相當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紅學學術水平的論爭，社會各界為之刮目相看。這之前，由於胡適、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說略占上風；經過1962年的會戰，癸未說明顯得勢。但後來甲申說復出，對“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讀，確認“壬午除夕”是批語署年，不是曹雪芹去逝時間，壬午和癸未兩說便處於守勢。儘管如此，圍繞曹雪芹卒年問題展開的討論，特別是1962年的集中會戰，在紅學史上不能不說是一次盛舉，增加了人們對紅學的無窮興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