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是洛維特流亡日本期間，為了爭取哈佛大學懷頓圖書館的徵文獎金而寫作的，該次徵文邀請德國的流亡者將1933年前後在德國的印象寫下。當時可能因為內容不符主辦單位期望而未得獎，此份書稿遂也被遺忘多年，直到洛維特遺孀整理遺稿時發現，終於在1986年於德國出版。洛維特在書中記錄了自身早年的知識形成與納粹主政後被迫流亡的經歷，除了展現哲學家如何理解納粹的出現，也讓我們看到從德國到義大利、日本各地的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整個世界的變動。伽達默爾曾說：“洛維特是小故事的大師，這項才能並未因他顛沛流離的生活而喪失。”面對景仰的師長海德格爾與壓迫者站在一起，洛維特的敘述依舊銳利清楚。在這本書中，洛維特經常以簡單的觀察就讓當年的人物活生生地出現在書頁面前，納粹時期的德國知識狀況因而清晰呈現。
作為國際學界重要的哲學家，洛維特的哲學研究獨樹一格且著作等身，而這本洛維特自述1933年前後德國生涯的傳記，很可能是他的作品中最適合通俗閱讀，也最容易讓人認識到他鮮明的思想性格的一部分，除了作為歷史證言，在他淺白的敘述中，更是處處可見其被譽為“小故事的大師”的文學風采。
作者簡介
卡爾·洛維特（Karl Lowith）猶太裔德國哲學家。1897年生於慕尼黑，納粹主政時流亡義大利、日本、美國等地，1952年再度回到德國，于海德堡大學哲學系任教至1964年退休，1973逝世。洛維特的知名著作有：《韋伯與馬克思》（1932）、《尼采的永恆回歸哲學》（1935）、《布克哈特：這個歷史之中的人》（1936）、《歐洲虛無主義：對歐洲戰爭的前歷史的考察》（1940）、《從黑格爾到尼采：十九世紀思想中的革命性斷裂》（1941）、《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1953）、《海德格爾：貧瘠時代的思想家》（1953）與《知識、信仰、懷疑》（1956）等。德國麥茲勒（Metzler）出版社在其辭世後為之出版九大冊的作品全集（1981-1988）。
譯者簡介
區立遠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德國圖賓根大學古典語文碩士畢業（拉丁文與希臘文雙主修），現就讀於該校希臘文系博士班。
目錄
譯者導言：關於洛維特與這本自傳
編者前言
引言
1914-1933
世界大戰與戰俘經歷
在希特勒之前與之後的尼采
奧地利人，德國人以及義大利人
家鄉的迎接
“前線條款”
戰後
兩個德國人
我在戰後的第一個朋友
格奧爾格的圈子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在弗萊堡跟隨胡塞爾
海德格爾的時間哲學(1919-1936)
海德格爾將“每個本有的此在”翻譯為“德意志的此在”
海德格爾的人格
B.博士反向的“啟動”
精神與基督教在德國是一種時代錯置
B.對於猶太人問題的立場
我1933年在弗萊堡與胡塞爾、1936年在羅馬與海德格爾的
最後一次會面
我在弗萊堡學生時代的朋友
通貨膨脹將現存的一切吞噬殆盡
在麥克倫堡當家庭教師
逃離眼前的時代，前往義大利
回到馬堡，完成就職論文
父親70歲的生日與過世
政變的三個預兆
政變之前
德國1933年的“振興”與我在馬堡最後一次的演講
1934-1936
告別馬堡
義大利人與德國人
羅馬的國家社會主義教授
兩位德國主任
在羅馬的德國流亡者
在義大利與日本的俄國流亡者
將猶太人趕出義大利
日本人的天真與德國人的天真
馬堡大學的猶太人與雅利安人的遭遇
德國事件在義大利的反應
在布拉格的哲學家大會上(1934)
聘書被撤消，以及我的德國之旅
繞道巴黎返回義大利
往伊斯坦堡的飛機上
受聘到日本任教，告別德國與歐洲
出版商的困境
1936-1939
抵達日本
一個英國同事
仙台的一位義大利高官與一位德國資政委員
在日本的德國流亡者
在輕井澤的國家社會主義
我在日本與德國人的來往
1936至1939年德國發生的事件
兩個雅利安流亡者
對我來說，德國人與猶太人的隔離如何開始
同時是德國人與猶太人
德國之簡化，德國之抗議
後記
另一篇後記
生平經歷(1959)
補記
附錄
一千元美金徵文廣告
照片
人名索引
前言
在德國，月曆上雖然用基督誕生的“前”與“後”來區分歐洲的歷史，但這區分在人的心裡卻已經蕩然無存。從世界大戰里產生出來的獨裁政權，跟從前的法國大革命一樣，正重新紀元整部歷史。而事實上，不可否認地，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樣了，變動已成事實，這在德國沒有人能爭辯。而在這一點上，希特勒黨人跟那些注定只能緘默的反對者，意見是一致的——正如一位朋友前些日子從德國的來信上所說：“一切都過去了。”
精彩書摘
結束的時候，有人要求我們所有教師加入甫成立不久的國家社會主義教師聯盟。一張表格在眾人之間傳遞，大家一個接著一個在上面簽字表明加入，直到有一位神學家怯生生地舉了手，斗膽地提了一個問題，問在簽字之前是否可以看一下這新的教師聯盟的組織章程，以便了解自己加入了什麼組織。我們這位領導先是略顯尷尬，接著表示抱歉，他還沒有從柏林收到這份章程，因此目前他自己也還不知道內容。於是有些人感到猶豫，不再繼續簽字。不過是上個月，同樣這批人還為了許多雞毛蒜皮的小事，僵持討論許多鐘頭才達成協定。此外，幾個星期以後，部長下達了一道命令，規定大學教員不得加入上述的教師聯盟，若有已經加入者，必須立刻退出！同樣可悲的是校內對這政治的“世界觀”普遍的諂媚與靠攏。新學期的課程表上擠滿了與“國家”一詞沾上邊的課目：“物理學與國家”、“藝術與國家”、“哲學與政治”、“柏拉圖與國家社會主義”等等。結果是，到了下個學期，部長寄了一封信來，明令禁止教師們繼續開與政治有關的課程，除非他們專業內原本就有這樣的研究對象。兩年之後，這種傾向發展得如此嚴重，使得部長因考慮到學生慘不忍睹的考試成績，公開宣布他不會再容忍泛政治化的教授。“親近民族”的學術所產生的結果，卻引起了反政治化的要求，而且還是基於政治的考慮；而極權的國家也矛盾地轉過頭來，支持人文精神領域裡的政治中立！早在1933年瓜爾迪尼到馬堡作一場關於帕斯卡爾的演講時，因為他從頭到尾沒有隻字提到當前的局勢，我們便已有一種真正的解放感；不過這演說並不能免於受到批評。信奉國家社會主義的心理學家延施——此時他已完成了德意志精神之“對立典型”的學術發現——聽完演講極為激憤，並且宣稱，大學在當前的時刻讓一名“異國的”學者（瓜爾迪尼是義大利裔的德國人）來作一場關於一個法國人的演說，實在是一樁醜聞。
一開始，各單位發出的命令公文滿天飛舞又互相牴觸。在這樣的大混亂里，新任的教師團領導也禁止我繼續我的演講課。我並沒有就此屈服，反而立即前往柏林，通過一位當時在文化部里任職的老戰友的聯繫，得到了協商此事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