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由於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於1934年10月10日率中央紅軍主力8。6萬分人,離開中央蘇區,開始了向湘西的戰略轉移。為了減輕中央紅軍從贛南突圍向西轉移的阻力,中共中央利用敵南路軍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和陳濟棠想對紅軍保持中立的願望,由朱德、周恩來派何長工、潘漢年與陳濟棠的代表進行秘密談判,達成協定,為紅軍順利突圍創造了有利條件。
10月21日晚,中革軍委以紅1軍團為左路前衛,紅3軍團為右路前衛,紅9軍團掩護左翼,紅8軍團掩護右翼,中央和軍委機關及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居中,紅5軍團擔任後衛,從雩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間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接著中央紅軍繼續西進,通過敵人設在湘南的第二、第三道封鎖線,進至湘南臨武、藍山、嘉禾地區。
此時,蔣介石判明紅軍轉移的戰略意圖,於11月12日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16個師對中央紅軍進行“追剿”;令粵軍陳濟棠以4個師到湘粵桂邊截擊;令桂軍李宗仁、白崇禧以5個師控制灌陽、興安、全州至黃沙河一線;令黔軍王家烈派部隊到湘黔邊堵截,企圖把紅軍消滅在湘江以東。這時毛澤東曾建議,乘各路敵軍正在調動,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薜岳、周渾元兩部尚未靠攏之際,集中紅軍主力,尋殲敵軍一路或一部,殺一個回馬槍,以扭轉戰局。彭德懷也建議以一個軍團向湘中前進,威脅長沙,攻擊敵軍必救之地,迫使將介石改變部署,避免到湘桂邊與桂軍作戰。但是,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拒絕毛澤東、彭德懷的建議,一味消極避戰,以致喪失了在湘南殲敵的機會,使紅軍繼續處於被動地位。
11月下旬,中央紅軍襲占道縣以後繼續西進。敵人迅速調部隊沿湘江構成第四道封鎖線。中央紅軍在湘江兩岸與敵人浴血奮戰五晝夜,於12月1日保衛中央機關渡過湘江,突破敵人最後一道封鎖線,但傷亡慘重。此時,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餘人。
蔣介石已判斷紅軍將向北到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遂命令何鍵將“追剿軍”改編為兩個兵團,其主力進到城步、綏寧、靖縣、洪江、黔陽、芷江等地修築工事,張網以待。紅軍如果按原計畫北出湘西,勢必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作戰,有全軍覆滅的危險。12月12日,黨中央在通道舉行臨時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方向。毛澤東鑒於敵人在湘西南地區預設重兵的情況,力主放棄到湘西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黎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的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了《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改變紅軍的進軍方向,避免了覆滅的危險。在此前後,紅軍進行整編,撤銷紅8軍團,合併軍委第1、第2縱隊,改為中央縱隊。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向黔北前進,強波烏江,於1935年1月7日占領黔北重鎮遵義。
紅25軍長征中央紅軍長征後,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決定紅25軍向京漢鐵路以西的桐柏山區和伏牛山區轉移,同時還決定由中央派來的程子華任紅25軍軍長,吳煥先仍任政治委員,徐海東任副軍長。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共2900餘人,由何家衝出發西進,向京漢路以西轉移。蔣介石得悉紅25軍突圍後,急忙調動30多個團的兵力,對紅軍實行堵截和追擊,紅軍邊打邊走,衝破敵人的阻擊,相繼進入桐柏山和伏牛山區,鑒於這兩個地區都不便建立根據地,又決定向陝南進軍。12月上旬,紅軍巧妙地通過敵人在盧氏縣境的封鎖線,進入陝西省洛南縣使家河地區。紅25軍在陝南地區,粉碎了敵人兩次“圍剿”,創建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為了配合主力紅軍行動,並同陝甘紅軍會師,紅25軍於1935年7月16日從西安以南的灃峪口出發,西征北上,進占甘肅兩當、天水、秦安,切斷西蘭公路,翻越六盤山,在涇川縣四坡村,全殲馬鴻賓部1000餘人。在四坡村戰鬥中,軍政治委員吳煥先不幸犧牲。吳煥先,湖北省黃安縣人,參加領導黃麻起義,1928年以後,參加領導了柴山保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和紅軍的建設工作,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是鄂豫陝省委和紅25軍的卓越領導者,犧牲時年僅28歲。隨後,紅25軍經鎮原、慶陽、合水縣境,於9月15日在陝西延川縣永坪鎮,同西北紅軍勝利會師,組成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程子華,副軍團長劉志丹。紅15軍團組成後,立即參加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反“圍剿”鬥爭。10月,紅15軍團在勞山、榆林橋地區殲東北軍1個多師,俘敵4000餘人,給東北軍以沉重打擊。
正當反“圍剿”鬥爭緊張進行並取得重大勝利之際,陝甘蘇區內部孕育著嚴重危機。中共陝甘晉省委中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一些領導人,進行錯誤“肅反”,逮捕紅15軍團副軍團長、陝甘蘇區主要創始人劉志丹等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給陝甘蘇區和紅軍的政治生活和反“圍剿”鬥爭造成嚴重的團難局面。
遵義會議召開。中央紅軍轉戰川滇黔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遵義舉行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等。會議著重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肯定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確定黨和紅軍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關。這次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地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的會議,是我們黨在政治上成熟的標誌。這次會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地位,實際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並為勝利完成長征,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礎。
我軍進占遵義後,蔣介石調薛岳兵團和黔軍全部、滇軍主力和四川、湖南、廣西軍隊各一部,向遵義地區前進,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烏江西北、川黔兩省邊境地區。
在敵人各路大軍分進合擊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由遵義地區北上,在滬州上游北波長江,進至川西北,和紅四方面軍一起實行總的反攻,創建新蘇區。1月19日,中央紅軍分三路向土城方向開進,相繼占領土城、習水,給川敵郭勛祺部以重大殺傷。1月29日,紅軍主力從元厚場、土城地區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藺、敘永地區前進。中革軍委鑒於敵人已經加強長江沿岸防禦,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計畫,改為在川滇黔邊機動作戰的方針,爭取由黔西向黔東的有利發展。
2月9日,中央紅軍在扎西集結完畢。這時,滇軍孫渡部隊和川軍分別從南北兩面逼近扎西;周渾元縱隊正向古藺、敘永追擊。為了迅速擺脫川、滇兩敵的側擊,中革軍委決定東渡赤水河,向敵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區前進。2月18日,中央紅軍分別由太平渡、二郎灘東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區急進;同時以一部向溫水開進,以吸引追敵。紅軍回師黔北,打亂了敵人的部署,川軍3個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東追擊,黔軍急忙抽調遵義附近部隊向婁山關、桐梓增援,吳奇偉縱隊的兩個師由黔西、貴陽地區向道義開進,企圖阻止並圍殲紅軍於婁山關或遵義以北地區。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乘敵大部尚未到達之際,迅速擊破黔軍的阻攔,占領婁山關及其以南地區,再取遵義。26日,紅軍攻占婁山關,並乘勝追擊,於28日再占遵義。這時,蔣介石嫡系部隊吳奇偉縱隊第93師進至遵義以南的忠莊鋪,第59師進至新站,正向忠莊鋪開進。中革軍委決心乘援敵孤軍冒進,求殲該敵。紅軍以一部兵力阻擊第59師的進攻,主力向忠莊鋪突擊,直插吳奇偉的指揮部。吳奇偉驚恐萬狀,率殘部一個團向濫板凳方向逃跑。紅軍跟蹤追擊,吳奇偉率先逃過烏江,下令截斷江橋鐵索,使殘部當了紅軍的俘虜。留在遵義地區的敵第59師,見指揮官逃之夭夭,急忙向西南潰退,紅軍乘勝追擊,殲其大部。
在遵義地區戰鬥中,紅3軍團參謀長鄧萍不幸犧牲。鄧萍,四川省富順縣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湖南國民黨軍第5師作兵運工作。參與領導平江起義,參加開闢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歷任紅5軍軍長,紅5軍隨營軍校校長等職,犧牲時年僅27歲。
遵義戰鬥,是中央紅軍在敵情非常嚴重的情況下,5日之內,連下桐梓、婁山關、遵義,擊潰和殲滅敵人2個師又8個團,俘敵約3000人。這是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軍的士氣,嚴重地打擊了敵人,特別是打擊了蔣介石嫡系部隊的猖狂氣焰,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國民黨軍追擊以來的奇恥大辱。毛澤東在憶秦娥《婁山關》中寫下了氣壯山河的詩篇: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抒發了遵義會議後,決心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引導中國革命重新走向勝利的豪情壯志。
吳奇偉縱隊遭到沉重打擊後,蔣介石氣急敗壞,飛往重慶部署新的圍攻,決定採取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實行南北夾擊,企圖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地區。為了對付蔣介石新的圍攻,中革軍委於3月4日決定組織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不久,又成立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行動。3月16日,紅軍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藺、敘永方向前進。
蔣介石誤認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忙調整部署,令所部向川南進擊,聲稱若再不殲滅紅軍,“何顏再立於斯世”,“剿匪成功,在此一舉”。在敵人大軍再次向川南集中之際,中革軍委決定乘敵不備折而向東,在赤水河東岸尋求機動。為了迷惑敵人,以一個團偽裝主力,大張旗鼓地向古藺前進,誘敵向西。紅軍主力於3月21日晚在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波東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並從敵人重兵集團之間分路向南急進,令紅9軍團暫留馬鬃嶺地區,向長乾山、楓香壩佯攻,以吸引敵軍向北。紅軍主力繼續向南急進,於31日渡過烏江,巧妙地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把敵人幾十萬大軍甩在烏江以北。
中央紅軍南波烏江後,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進至狗場、扎佐,前鋒直逼貴陽。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一面令各部隊火速增援貴陽,一面令守城部隊趕修城防工事和死守機場,還準備了轎子、馬匹和嚮導,隨時準備逃跑。
當各路敵軍奔向貴陽時,紅軍主力出敵不意向東繼進,並在清水江架設浮橋,虛張聲勢,偽裝東渡。蔣介石信以為真,急令各路敵軍向東追擊。中革軍委抓住各路敵軍向貴陽以東運動,雲南兵力空虛的有利時機,令紅軍主力從貴陽、龍里之間南進。4月8日,中央紅軍主力分兩路向西南急進,使蔣介石圍殲紅軍於黔東的計畫又一次落空。
留在烏江北岸的紅9軍團,以積極行動牽制敵人,曾在打鼓新場以東擊潰黔軍5個團的進攻,西迸水城地區,同主力紅軍南北呼應。後又向滇東北的宣威地區發展,吸引敵人向北,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行動。
中央紅軍進入雲南後,直逼昆明。此時昆明周圍兵力空虛,龍雲急電在曲靖以東的孫渡縱隊取捷徑直開昆明,並調各縣民團防守昆明。這樣,進一步削弱了敵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禦力量,為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條件。5月3日至9日,紅軍主力由皎乎渡渡過金沙江。單獨活動的紅9軍團也由會澤以西渡過金沙江,不久與主力會合。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領導下,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根據情況的變化,適時地變換作戰方向,調動敵人,打擊敵人,四渡赤水河,威逼貴陽城,乘虛進軍雲南,巧波金沙江,打破敵人數十萬重兵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滇黔地區的計畫,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
S月15日開始,中央紅軍為執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沿會理至西昌大道北進,經滬沽、越西、冕寧,進入彝民區。彝族人民,由於長期受封建王朝和國民黨政府的壓迫和歧視,對漢人抱有根深的民族仇恨。為了順利通過彝民區,組成中央紅軍先遣隊,由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兼任司令員,紅1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兼任政治委員。先遣隊進入彝民區後,遇到不明真情的彝族民眾的攔阻和襲擾。紅軍指戰員模範地執行黨的少數民族政策,派代表同彝族首領談判,按照各家族的政治態度,採取不同的政策。
劉伯承是四川人,從小對彝族的風俗就有所了解,他根據彝族的習俗,同與我友好的沽基家族首領小葉丹獻血為盟,結為兄弟,幫助其成立了中國紅軍彝民沽基支隊,並贈送了槍枝;說服老伍家族保持中立,對受國民黨利用同紅軍對立的羅洪家族儘量爭取;同時還釋放了被國民黨扣壓的彝族民眾數百人。由於紅軍正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紀律嚴明,深受彝族人民的擁護和愛戴,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區。
5月24日,紅軍先頭部隊經過160多里的急行軍趕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大渡河水深流急,兩岸是一層層群山,只有一個口子可以上岸,而且對岸的口子有敵軍防守,大部隊要通過非常困難。太平天國著名將領翼王石達開率領數萬大軍進抵大渡河邊。因北渡未成,陷入清軍的重圍而全軍覆沒。
蔣介石妄想利用大渡河天險,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25日,紅1團第2連的17名勇士,在連長熊尚林率領下,乘一條小船由安順場駛向對岸,敵人密集的火力阻擋勇士們前進。神炮手趙章成用僅有的4發迫擊炮彈,兩發打掉了大渡河北岸的兩座炮樓,兩發摧毀了敵人據守的河防陣地,掩護17勇士強渡大渡河,擊潰了川軍的防禦,鞏固了灘頭陣地,從而在敵人視為插翅也難飛越的天險大渡河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安順場波口水深流急,不能架設浮橋,全軍數萬人靠幾條小船短期內難於通過。而川軍第24軍軍長劉文輝正以兩個旅沿大渡河左岸向滬定橋增援。
真是軍情緊急,千鈞一髮。中革軍委決定改向西北的滬定橋渡河。紅4團須受了先頭部隊的任務後,他們不顧飢餓,不怕疲勞,多次擊潰川軍的阻攔,於29日晨占領滬定橋西橋頭。在紅軍到達前,敵人已將鐵橋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鐵鏈橫在大渡河上。當日下午紅4團發起奪取廬定橋的戰鬥。第2連22名突擊隊員在連長廖大珠率領下,冒著敵人密集的火力,攀踏著懸空的鐵索鏈向對岸衝擊。第3連指戰員扛著木板,跟隨突擊隊鋪橋前進。敵人在東橋頭燒起沖天大火,企圖阻止紅軍前進。紅軍英雄們面對熊熊烈火,毫不遲疑地勇往直前,勝利地搶占鐵索橋,迅速殲滅殘餘守敵,占領滬定城,打開了中央紅軍北上的道路,為中國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勳。蔣介石要“朱毛成為石達開第二”的計畫,變成“一枕黃粱”。
6月8日,中央紅軍一舉突破敵人蘆山、寶興防線,殲敵一部。接著繼續北進,準備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夾金山,進入川西北地區。夾金山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沒有道路和人煙。山區天氣變幻無常,時陰時晴,時雨時雪,忽而冰雹驟降,忽而狂風大作。紅軍先頭分隊邊開路邊行進,稍有不慎,就會掉進深不見底的冰谷雪窟之中。廣大指戰員頂嚴寒,冒風雪,手拉著手前進,餓了就啃點千糧,渴了就咽一把冰雪。中央紅軍廣大指戰員發揚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堅韌不拔的革命毅力,同心同德,團結互助,戰勝了風雪嚴寒、高山缺氧的惡劣自然條件,終於翻越了夾金山,到達川西的達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