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第一公民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共和時期，國家內戰頻繁、政爭紛擾不已。直到前36年由屋大維掃蕩群雄，成為國家唯一的最高領導人。屋大維鑒於其養父朱利烏斯·凱撒的失敗，十分清楚精英階層的人民對於獨裁制度的反感與恐懼，但當時整個廣袤的羅馬非以穩固的中樞無法維繫。於是屋大維避開了國王或獨裁官的稱號，在公元前23年接受了第一公民的稱號。
屋大維維持了羅馬共和時期的政治架構外貌，羅馬元老院依舊存在並享有崇高地位，而執政官、大法官、監察官、營造官、財務官等官職，仍依各種型式的人民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一如共和時期。因此歷史學家所稱的“帝國時期”，在這一階段仍是以“共和”的形式而存在的。
屋大維的改制，在於重新賦予“第一公民”這一職銜的特殊意義；其字面意思雖然是首席的元老，但其議事決定權高於其他議員，甚至可以超越保民官的特權。通常，受任第一公民者，還兼具有軍事統帥的身份，以及伴隨的統治大權，這都已經讓“第一公民”具有法定的君王權力。從屋大維開始，第一公民還伴隨著奧古斯都(稱號)的頭銜，以及家族名凱撒(頭銜)的繼承，這在實值意義上都已經成了羅馬皇帝與其皇族的代名詞。
解釋
第一公民(Princeps)("第一"，但是通常地翻譯為"第一公民")是羅馬皇帝的正式頭銜，被某些歷史學家視為在古代羅馬決定皇帝歸屬的頭銜。
這個字"Princeps"來自第一元老("Primusinterpares"元老院的首席)。皇帝(Emperor)奧古斯都烏斯在公元前23年首次採用此頭銜，他聰明地看到，頭銜國王(rex)或獨裁官的使用，會在元老院以及其它有影響力的人士當中產生憤恨。這些人曾經支持刺殺朱利烏斯·凱撒，表示他們不同意獨裁者的出現。雖然當時奧古斯都烏斯已具有政治的與軍事的無上威權，但他仍然需要他的同胞羅馬人的幫助，去管理帝國。
古代羅馬也知道其它第一的種類，像第一青年，它在早期的帝國已授與帝國的合格繼承人。其它正式的羅馬頭銜，用來作為皇帝的職務包括：統帥(imperator)，奧古斯都烏斯，凱撒(頭銜)，以及後來主人(dominus)與國王(basileus)(希臘字作為"國王")。皇帝(Emperor)這個字它本身已來自羅馬的頭銜，它是非常高的，但是並非專有的，軍事頭銜，直到奧古斯都烏斯開始去使用其作為他的第一頭銜(praenomen)。
戴克里先是第一位完完全全地停止稱呼其本人"第一公民"的羅馬皇帝，他稱呼自己"主人"，於是丟棄甚至假託即作為皇帝並不是真正地皇家的職務。時期當皇帝稱他們自己第一公民治理之時-從奧古斯都烏斯到戴克里提安-被叫做"第一政治"，同時與戴克里提安開始主人政治時期。
"Princeps"是英文字prince的根源。
延伸
布魯塞爾第一公民
布魯塞爾“第一公民”小於廉銅像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市中心的埃杜弗小巷內，有一尊作撒尿狀的小男孩銅像，此是馳名世界的“布魯塞爾第一公民”雕像。關於該雕像的傳說有好幾種，其中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在一次比利時人民反侵略戰爭期間，戰敗的西班牙人侵者在逃離該市之際，點燃了通往市政廳地下火藥庫的導火索，企圖將市中心夷為平地。當時一個名叫於廉的小男孩發現正在燃燒的導火索，急中生智，立刻撤泡尿將導火索澆滅，使該市幸免於難，但小於廉卻中彈身亡。人民為紀念這位小英雄而創作了此尊銅像。另一種傳說是，中世紀有伙強盜在布魯塞爾燃起漫天大火，此時有位神童從天而降，撒了一泡尿而將大火澆滅，挽救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因此人們特立銅像進行紀念。小於廉的塑像極為生動逼真，赤身露體，叉腰挺肚，泰然自若地不斷撒尿，十分誘人喜愛。歐美各國每年狂歡節便以小於廉造像大撒啤酒，引得參加狂歡的人們爭先狂飲，一派熱鬧異常的動人情景。
中國第一公民
1984年4月6日，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隨後的7年間，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開始逐步試行身份證制度。
24年前的8月30日，北京市居民380人首批領到了居民身份證。頒發首批居民身份證是在北京朝陽門內大街的文化部大院裡進行的，中國歌舞劇院的歌唱家單秀榮成為第一個領到身份證的公民。
如今，被稱作“中國第一公民”的單秀榮，那張身份證已經被北京警察博物館收藏。她是新中國頒發的第一張居民身份證的獲得者，被媒體譽為“中國第一公民”；她是著名歌唱家，電影《歸心似箭》里那熟悉的“雁南飛，雁南飛，雁叫聲聲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來歸……”的鏇律，至今留在人們的記憶里；她是原山西電力系統職工，許多山西電力人在電視上看到她都會感到非常親切……
要說起這位“中國第一公民”單秀榮的故事，還要從中國的身份證制度如何誕生說起。
見證一個新時代
“別鬧了，大家都是有身份證的人。”相聲演員郭德綱甩出一個包袱，台下笑作一團。觀眾都明白，這是把身份一詞調侃說成身份證。現在，身份證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這張卡片幾乎成為身份的代名詞。然而時間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身份的證明卻是一件困難繁瑣的事情。
1980年，34歲的單秀榮剛剛調入中央歌舞劇院不久，因演唱《願親人早日養好傷》等大量革命歌曲，她已經名揚全國。雖然身為名人，但她也一樣為證明自己的身份而頭疼。“外出住
她是“中國第一公民”宿要介紹信，領取匯款要介紹信，就連坐火車買軟臥車票也要求有介紹信。”單秀榮對當年的往事感觸頗深。
當時，單秀榮家住在北京東城區朝陽門大街203號文化部宿舍大院內。從大院門口步行十餘分鐘便是東四頭條郵局。因時常要領取灌制唱片所得的匯款報酬，單秀榮經常來往於兩處。雖已是著名演員，郵局工作人員也早已熟識，但按照規定，她必須開具一張介紹信。“每次取款前，我都要到劇院的辦公室開介紹信，內容大致是證明此人是本劇院的工作人員。”這種冗繁的程式，已經演變成單秀榮生活中的習慣，也成為那個時代人們辦事步驟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除了介紹信，當時證明身份的還有戶口本、學生證、軍官證等多種手段，混亂的身份證明途徑造就了辦事效率的低下，出台統一的身份證明迫在眉睫。不但辦事效率低，那個時代的身份證明也極容易偽造。戶口本是一戶一本不便攜帶，而介紹信缺乏防偽手段，給當時社會治安帶來許多問題。
1983年，事情迎來了轉機。當年5月9日，公安部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提請國家立法，實行公民證制度”。隨後，公安部開始籌備發放居民身份證工作。此時，單秀榮並不知道她將獲得“中國第一公民”的榮耀，她依然揣著介紹信往來於家與郵局之間。而事實上，那段“證明身份混亂”的日子，即將走向盡頭。
1984年春天，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派出所成為了第一代身份證頒證的試點單位。派出所負責把4萬餘名居民的原始戶籍資料，轉變成一張張嶄新的身份證。因為當時國家關於頒發身份證的細則尚未成形，只有國家頒布的試行條例，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加之當時電腦尚未普及，派出所要完成這次龐大的信息採集工作，真可謂是一場艱難的戰役，其中艱苦不言而喻。
當朝陽門派出所開始蒐集居民照片時，單秀榮的愛人幫外出演出的妻子交了照片。單秀榮在電話中打趣說：“你是戶主，說不定你還是第一個拿到身份證的。”
1984年8月底，第一次發證的日子終於如期而至。當天傍晚，朝陽門內大街文化部宿舍大院內掛滿了彩燈，音樂聲迴響在院內。頒證儀式之前，還燃放了鞭炮。公安部、北京市發證領導小組、北京市公安局等有關部門在這裡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居民身份證頒發儀式，380名居民幸運地成為中國第一批居民身份證的持有者。單秀榮成為第一個領取身份證的居民。
“從來沒想到會成為第一個領到身份證的居民。”單秀榮從東城區公安局的領導手中接過身份證，意外中帶著驚喜。
之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有制企業的大量增多，各項社會改革的實施，個人與單位集體關係的漸漸疏遠，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轉變，中國人的個體意識大大增強。人們不再把單位看作個人生活的全部歸屬，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種工作的場所。在工作之外，投資炒股、買房購車、進出賓館、探親訪友、外出旅遊都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公事私事都找單位開“介紹信”也成為了歷史。
媒體稱她“中國第一公民”
多年以後，時任朝陽門派出所指導員的余嵩謙解密說，之所以選取單秀榮為第一個領證公民，主要是因為她是轄區內名望最高的歌唱家，演唱過多首革命歌曲，政治上可靠，也有說服力。
那時，單秀榮尚未意識到其所代表的榮譽。領到全國第一張身份證後，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導了此事。媒體將她稱為“中國第一公民”。1984年初秋，單秀榮就去郵局嘗試了一次。她獨自走在去往郵局的路上，不時往“的確良”襯衫兜里按按，感覺硬硬的東西還在，心又踏實下來。“的確良”的襯衫兜里有兩樣東西：一個是她為電影《歸心似箭》錄製主題歌《雁南飛》的200元匯款單，一個是她剛剛領到的“身份證”。平時只認單位介紹信的郵局工作人員，對這張他們從沒見過的“身份證”感到了一些猶豫。同時，她嶄新的身份證也引來了眾人的圍觀：一個老大爺反覆問她：“這能用嗎？”還有個小孩對那一串長長的數字感到好奇，還有人不斷追問她：“為什麼你有，我沒有呀？”
單秀榮回憶說，實際上，去銀行儲蓄，酒店住宿，只要有錢就可以，根本沒必要讓對方知道身份，身份不好的人即使有錢，也享受不到服務，還要受窩囊氣。身份證制度實施之後，就可以避免這些尷尬。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那些年，“頭腦靈活”的人能不依靠集體，自找致富門道，在當時是一種“能力”的體現，單秀榮有時也會“走穴”。“那時候我的工資是一個月50多元，收到的稿費、演出費等一筆就有幾十元上百元。”每次單秀榮去郵局取稿費，都要到單位開介紹信，別人就不免會羨慕地問，誰又給你寄錢啦？這是我的勞動所得，雖然沒有什麼大不了，但也覺得沒有必要都跟人匯報。”身份證制度的實施，單秀榮有了自己的“隱私”。“這是我的私事”，這種意識也開始慢慢萌芽。“公私分明，工作和生活分開”也就自然成了規則。
自從媒體報導了第一代身份證頒發的事情以後，隨之而來的是，全國各地郵寄給單秀榮的信件。“《新聞聯播》中說了地點和名字，觀眾們就給我寫信，主要是希望我能簽首日封，大家都認為首個身份證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此後，文化部宿舍大院收發室每天都堆滿了來信。單秀榮抱著信件回家，從中取出首日封，認真寫下名字，再貼上郵票回寄。
1985年9月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國家主席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當日已由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聽到這個訊息,39歲的歌唱家單秀榮有點失落,自己持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張身份證將不再是稀罕的寶貝,“馬上人人都有了”。
截至1991年，全國已組建103個居民身份證製作中心（所），形成了從翻拍、擴印、印刷到塑封的“一條龍”制證流水線，制證周期逐步縮短，越來越多的人拿到了身份證。
轉眼時光就進入了21世紀，身份證頒發20餘年，早已沒有人再質疑身份證的功效了。這張小小的卡片讓社會變得更加有序清晰，也讓辦事更為高效便捷了。2001年，北京警察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聯繫到單秀榮，希望收藏建國後的第一張身份證。
這位一生行事低調的老歌唱家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她把這張具有紀念意義的身份證無償捐獻了。“我只是國家的一名普通公民，第一公民的榮譽屬於國家，和榮譽相比，我覺得更具紀念意義的，是身份證所帶來的劃時代的變革。”她說。
太原一電廠是她的”娘家”
誰曾想這樣一位著名的歌唱家，不僅親身經歷了一個時代的變遷，還曾與山西電力有著不解之緣。
1946年，單秀榮出生在天津漢沽。在她8歲那年，因為父親調動工作，全家由漢沽遷到了山西太原。由於部分親屬還在漢沽，所以這么多年來，她經常往來於太原和漢沽。也算是半個太原人。
1963年，單秀榮國中畢業到太原一電廠參加了工作。因為愛好唱歌，就參加了工廠的宣傳隊。1965年初的一次偶然機會，她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宮演出，正趕上中央音樂學院去招生，學院的老師那天正好在台下看演出。聽了單秀榮的演唱，感覺她在聲樂方面很有可塑性。演出剛剛結束，他們就到後台找到單秀榮，問她“你想上學嗎？”“當然想上！”單秀榮脫口而出。幾天之後，中央音樂學院的兩位老師來到她所在的工廠，找到領導提出能不能送單秀榮去上學。領導說，為國家輸送人才，當然同意。就這樣，單秀榮憑著自己對音樂的愛好和理解，又有領導和朝夕相處的廠宣傳隊的大力支持，從初試、複試一直到三試，順利過關。6月份文化課考試合格。8月初錄取通知書就到了單秀榮的手裡。其實，單秀榮雖然幾次參加考試，但一直到錄取通知書真的發到手裡，去還是不去她還沒拿定主意。當時，她的母親不願意讓她去。她姐妹七個，只有她和父親兩人上班，她雖然剛參加工作收入不高，但在60年代，20幾塊錢，對九口之家也是個補貼。這個時候，她父親的一句話決定了單秀榮今後的命運：“砸鍋賣鐵也要上學！”
就這樣，一個只有國中文化的普通工人，走進了全國最高的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這對單秀榮來說，真是太偶然了。但是接下來的學習，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她的同班同學，除了來自什麼音樂附中的，就是省市級文藝團體的，而單秀榮進入音樂學院之前連鋼琴都沒見過。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和毅力，她就像上滿了弦的鐘表，緊張忙碌地充實自己，完成學習，收穫果實。
由於學習成績優秀，1969年畢業時，學校正式分配的名單還沒下來，單秀榮就被提前選調到中央芭蕾舞團工作，擔任獨唱。後來調到了中國歌劇舞劇院。為了不斷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她不辭辛苦，經常深入山區鄉下進行學習採風。儘管當時的條件很艱苦，但是她都特別珍惜每一次採風的機會，像勤勞的蜜蜂一樣不斷吸吮著民間藝術的營養，使她的民歌演唱風格日臻完善。就這樣，單秀榮憑著一股漢沽人特有的樸實、真誠和吃苦的精神，很快在演唱事業上一步一個腳印地收穫著成果。
《雁南飛》原唱
1979年，由斯琴高娃主演的電影《歸心似箭》拍攝完成，可是李俊導演總覺得最後幾個畫面顯得有點空，感覺應該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李俊導演反覆琢磨，想出幾句詞“雁南飛，雁南飛，雁叫聲聲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來歸。”之後又請著名作曲家李偉才譜曲，才形成了這首《雁南飛》。最初也找了一些人試唱，但效果都不理想。這時，錄音師想到了單秀榮。因為在這之前，他曾為單秀榮錄製了《沂蒙頌》的插曲《我為親人送雞湯》，所以對她的聲音非常熟悉，於是提議讓她來試一試。
為了唱出這首歌的韻味，單秀榮拿著曲譜獨自回家揣摩了好幾天，還請她的丈夫做第一聽眾。其實，單秀榮的丈夫可算是一位專業的老聽眾了。每次單秀榮接到新歌都要先唱給他聽一聽，這一次也不例外。她丈夫原來也在部隊工作過。他就啟發單秀榮，你想一下，假設我也要為了部隊的工作到很遠的地方去，你會是什麼心情呢？是啊，我會是什麼心情呢？單秀榮想著想著就唱出了歌詞：“雁南飛……”這一飛就飛得很遠，她把這個“飛”字從字頭到字尾都做了處理，用以情帶聲的方式演唱了這首歌。錄音結束後，導演非常滿意。
電影一經放映，《雁南飛》這首歌曲很快就在社會上傳唱起來。電影插曲《雁南飛》的成功，確立了單秀榮在演唱領域的地位，也為她今後演唱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單秀榮從事音樂事業以來，先後為50多部電影和電視劇配唱主題歌和插曲，這些歌曲在社會上產生很大的影響並廣為流傳。她還先後錄製了20多盒獨唱專輯和唱片，如抒情歌曲集《雁南飛》、《祖國美》、《中國北方民歌》、《放風箏》等。香港雨果製作有限公司還專門為她錄製了CD中國民歌專輯《走西口》。中國唱片總公司將單秀榮的專輯列為20世紀中華歌壇名人百集系列。此外，她還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及部分省市廣播電台錄製了400多首歌曲。評論界和輿論界對單秀榮和她的演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單秀榮還先後赴德國、奧地利、日本、朝鮮等國家和台灣地區訪問演出，並參加了1992年在日本舉辦的“環日本海藝術節”的演出，均獲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的單秀榮已經64歲了，但是她退而未休，一直在中央音樂學院做兼職聲樂教授。她教給學生的不僅是聲樂的知識和技巧。在教學實踐中，她還運用民族發聲與西洋發聲相結合的方法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學生，更重要的是那種從工人到歌唱家的理想與執著，而這些才是通往歌唱家的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