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上書
《第一上書》系《上清帝第一書》的通稱，為康有為所撰，寫於1888年12月10日（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康有為鑑於中法戰爭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伸入中國西南邊陲，以及“洋務變動”開始破產，上書請求變法，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這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議。康有為，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戊戌以後又易號更生，更，清鹹豐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9日）生於廣東省南海縣銀塘鄉敦仁里一個官僚簪纓世家，他五歲即從叔伯們讀唐詩，能誦數百首，六歲開始讀四書五經，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父親去世後，十一歲的康有為即跟著祖父住在連州官舍里，由祖父親自執教，並博覽群書，打下了深厚紮實的舊學基礎，在祖父任職處，他還看到了不少清廷發到各地的“邸報”，漸知朝廷政事。康有為自幼胸懷大志。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開口閉口不離聖人，鄉鄰戲呼其“聖人學”。
他又喜歡雜覽群書，寫那氣概縱橫豪宕的詩文，對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卻很是厭惡，十四、五歲時兩次考秀才皆未中，1874年他見到了講述各國史地風俗的“瀛環志略”、“海國圖志”和地球圖，開始接觸“西學”知識，十九歲至二十一歲到九江禮山草堂從學於廣東著名學者朱次琦，系統學習經史典籍，接受“濟人經世”的實學，這對他的哲學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可以說，這三年的苦讀鑽研在他一生的思想上烙有深深的印痕，然而，作為一個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的青年，面對國家和民族遭到的厄難，他深感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典籍中找不到可以解救鴉片戰爭後江河日下的國勢和使祖國富強振興的答案，產生了傳統學問“究復何用”的懷疑。
1878年冬，他離師而去，避入當地名勝西樵山中，潛心佛道之學，可仍然未能解決他心中的疑惑和苦悶，後來，他結識了翰林院編修張鼎華，他倆“過從累年”、“談學最多”、“博聞妙解，相得至深。在張鼎華的指引下，他開始接觸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眼界為之一開。不久，他先後遊覽了香港、上海，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文化的一些側面，深感“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頭腦中的傳統偏見開始動搖了，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要比封建制度優越。自此，購買、閱讀了當時所能找到的經過翻譯的西書，大講西學，開始了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歷程。萌生非變革不足以救國的思想，他對中國的舊文化和舊風俗也日益厭棄了，在家鄉創辦了“不裹足會”，制訂會章條例，發動親友參加，這是康有為第一次對封建勢力和傳統陋俗進行的衝擊。
1884年（清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康有為受到強烈的刺激，經過長期的探索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他把中國傳統的哲學跟西方的自然科學結合起來，形成了“以元為體，以陰陽為用”的哲學體系，還把《公羊傳》上的“三統”、“三世”的變易觀點發展成“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的歷史進化觀，並認為人類社會是由“據亂世”向“開平世”再向“大同世”發展的，康有為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體系正式形成了，他不無自滿地說：“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以布衣身份向清光緒帝上書，極陳列強相逼，中國危難之狀，請求變法以挽救國家危亡，他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變法綱領，這就是《上清帝第一書》，希望光緒帝取法泰西、日本，自上而下改革，由於封建體制的限制和舊守官員的層層阻擾，這封書並未到皇帝處，康有為反因布衣（平民）上書而受打擊嘲諷，謠讒四起，但原稿在一些傾向變革的官員和士大夫中流傳，恰如在一潭死水中扔進一塊大石，在朝野引起很大的反響，播下了變法的種子，人們都知道了廣東有個不怕闖禍，上書言變法的康有為，這也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潮由理論研究發展成實際政治活動的第一次嘗試。
《上清帝第一書》開篇就提出了眾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必欲瓜分而後快的嚴峻形勢，十九世中葉開始，資本主義國家侵入中國，用軍艦和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封建的清王朝無力保衛自己的國家，一次又一次打了敗仗，由於中國長期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發展緩慢的的狀況，由於帝國主義的侵入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在近代面臨著亡國的巨大的危難。從鴉片戰爭（1840年）開始，列強紛紛在中國強占我領土和進而劃分勢力範圍，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和政治，中國遭到愈來愈厲害的掠奪和奴役，清朝政府的封建政權也日益成為外國侵略者壓迫中國人民的工具，中國被瓜分的慘禍已臨眉睫了。
“竊見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剪，將近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教民今會黨遍江楚河隴間，將亂於內，臣到京師來，見兵兵弱財窮，節頹俗敗，經綱教亂，人情偷惰，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遊之樂，晏安歡娛，恭賀太平，頃河之決不塞，兗豫之民，藥折愁苦，沿江淮間，地多苦旱，廣東大水，京師大風，拔木百餘，甚至地震山傾，皆未有之大災也。”
當時的清王朝實在是內外交困，卻一味尚且偷安，溺於“興土木”，“習宴遊”，康有為進一步指出，國家、民族所面臨的危難局勢已到了不容忍視的地步。“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內同我，其非常之變局也，日本雖小，然其君臣其得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剪朝鮮向窺我邊。俄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則誥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炮來，九日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英之得緬甸，一日而舉之，與我滇為界矣，滇五金之礦，垂涎已久矣，其窺藏衛也，在道光十九年，己陰圖其地至今乃作釁焉。”
康有為鑑於中法戰爭後，帝國主義勢力侵略伸入中國西南邊陲的事實，揭發了其狼子野心：“法既得越南，開鐵路以通商，設教堂以誘眾，漸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誘我民，今遍滇、粵間，皆從天主教者，其地百里，無一蒙學，識字者寡，決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誘之。又滇、越、暹羅間，有寮國，了家諸小國，及棵苗諸種，法人日煽亡，比聞諸夷令尊法神父為總統焉。法與英仇，畏英屬地之多也，近跡遍覓外府，攻馬達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專力越南以窺中國，數年之後，經營稍定，以諸夷數十與我從教之民，內外並起，分兩路以寇滇、粵，別以舟師擾我海疆，入我長江，江楚教民從焉，不審何以御亡？”針對這樣的形勢仍有人苟安旦夕，“大廈將傾而處堂為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為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康有為“日夜憂懼”，提出了改革主張，即“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論述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引用了前朝歷代先例的加以佐證。
“今論治者，皆如其弊，然以為祖宗亡法，莫之敢言變，豈不誠恭順哉？然未深思國家階級之故也。今之法例，雖亡承列聖之舊。實皆六朝，唐、宋、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撫有天下，不同滿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遺訓，不過因其俗而已，然則世祖章皇帝已變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國亡有法，猶治痛之有方也，痛變則方亦變。若病既變而用舊方，可以增疾，時既變而仍用舊法，可以範圍，董子曰：“為政不和解而更張之，乃可以理。”呂覽曰：“治國無法則亂，守而弗變則悖。”《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設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領天下，則我期定能一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面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
康有為用治病要對症下藥來作比喻，說明時代變了，法律制度也要隨之改變，否則只會“危國”，這是變法的必要性，而為了證明變法的可行性，他不但援引了中國歷代變法先例，而且在下文同日本成功明治維新的事實來加強佐證。“日本崎嶇小國，近者君者變法興治，十餘年間，百廢具舉，南滅琉球，北辟蝦夷，歐洲大國，睨向其莫敢伺。”
以後幾年中，康有為著書講學，從事變法理論的研究，培養出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青年其間幾次上本，包括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這些都使變法運動深入人心，而成為一股有一定力量的政治潮流了。
《上清帝第一書》手跡：見《南海先生遺稿》。有正書局印本，刊印較早的是《救時芻言》和光緒二十二年上海時務報館印的《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此外，《皇朝經世文新編》、《康南海書牘》等也都登載，今據手跡錄出，手跡“臣”字，沈曾植批云：“篇中不必作臣字”，“南海先生四上書記”，“臣改為生”。康有為的政治論文，以他上清帝的前後七封書和戊戌變法時期的奏議為代表作。這些文章都是直接地“為時而作”的，有著鮮明的時代性和戰鬥性，飽含政治熱情、放言高論，筆鋒犀利，言人所不敢言，故能強烈地震撼著讀者的心靈，如《上清帝第五書》中有力地指出：“蟻穴潰堤，釁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職員狂言獲罪，雖死亡日，猶生之年也，否則詔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即來，職誠不忍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闕憂思憤盈，淚盡血竭，不復有雲。
書中關切國家命運，對很可能到來的亡國慘禍抱著憂憤的心情，議論亢直，大聲疾呼，的確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連光緒帝讀了都感動得“垂涕濕紙”，作者的筆鋒帶著強烈的愛和恨，愛的是祖國，愛的是人民，恨的是外來侵略者，恨的是國內的頑固派，文章中描述頑固派賣國投降的心理活動，真是入木三分：以為京師為重，邊省為輕，割地則都畿能保，不割則都畿震驚，故苟從權宜，忍於割棄也。又以群議紛紜，雖力擯和議而保全大局終無把握，不若隱忍求和，猶苟延旦夕也，又以為和義成後，可數十年中無事，如庚申以後也。左右貴近，論率如此，故盈適之言，雖切而不入，議臣之說雖辱而易行，所以甘於割地棄民而不顧也。
——《上清帝第二書》作者要求對頑固派嚴厲懲處，“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膽，或輕予褫革以散其事，詔告天下，暴物罪狀。”
康有為的政論散文“邏輯嚴密，說理透闢，為了闡自己的論點，作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後列舉大量古今中外的事實，層層深入去分析問題，使文章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在《強學會序》中，一開頭就說“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東映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指出中國處在列強虎視眈眈的危險境地，接著舉出印度，土耳其等或亡國或喪權失地的例子，說明守舊之國不能瓦全的道理，最後是號召國人同心同力，為挽求國家危亡而奮鬥。故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附錄“改革起源”中評論本文說：“康有為撰此開會主義書痛陳亡國以後慘酷之狀，以激勵人心，讀之者多為之下淚，故熱血震盪，民氣漸伸”，因此往往康有為的文稿一出，便不脛而走，很快就在士大夫階層流傳開來，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
大筆淋漓，雄奇瑰偉，是康有為的文章風格一大特色，如著名的《上清帝第二書》，洋洋萬餘言，一氣呵成，汪洋恣肆，很能代表他的政論的獨特文風，他自己，當應考時，由於自己的“策論瑰偉”，連考官都能辨認出來說：“此卷當是康某。”康有為的文章，擺脫了傳統的古文形式的束縛，也沒有受到盛極一時的桐城派講求“義法”，“雅沽”的空洞模式的影響，文章的內容充實，言之有物，在行文上或駢或散，信筆所至無一定格，有時喜歡運用一連串的排句和偶句連類引發，氣勢甚盛。
這種宏偉壯闊的文章風格得到梁啓超的繼承和發揚，形成風靡一時的“新民體”，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宣傳家們就是利用這種新的文體跟僵化的八股文體進行較量的，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益發顯出它的優越性。康有為文章的語言跟內容配合得很恰當。一般來說，大多數的政論都寫質樸得明白，不厭其煩地反覆申說，以便讀者了解和接受，而康有為的哲學論文的語言卻都比較幽深古典，文藝論文的語言又比較新奇瑰麗。我們縱觀康有為的全部著作，則可發現作者在掌握語言藝術上的高度技巧，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康有為是清代未期的散文大家，原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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