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
康有為，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戊戌以後又易號更生，更?，清鹹豐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9日）生於廣東省南海縣銀塘鄉敦仁里一個官僚簪纓世家，他五歲即從叔伯們讀唐詩，能誦數百首，六歲開始讀四書五經，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父親去世後，十一歲的康有為即跟著祖父住在連州官舍里，由祖父親自執教，並博覽群書，打下了深厚紮實的舊學基礎，在祖父任職處，他還看到了不少清廷發到各地的“邸報”，漸知朝廷政事。康有為自幼胸懷大志。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開口閉口不離聖人，鄉鄰戲呼其“聖人學”。
他又喜歡雜覽群書，寫那氣概縱橫豪宕的詩文，對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卻很是厭惡，十四、五歲時兩次考秀才皆未中，1874年他見到了講述各國史地風俗的“瀛環志略”、“海國圖志”和地球圖，開始接觸“西學”知識，十九歲至二十一歲到九江禮山草堂從學於廣東著名學者朱次琦，系統學習經史典籍，接受“濟人經世”的實學，這對他的哲學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可以說，這三年的苦讀鑽研在他一生的思想上烙有深深的印痕，然而，作為一個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的青年，面對國家和民族遭到的厄難，他深感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典籍中找不到可以解救鴉片戰爭後江河日下的國勢和使祖國富強振興的答案，產生了傳統學問“究復何用”的懷疑。
1878年冬，他離師而去，避入當地名勝西樵山中，潛心佛道之學，可仍然未能解決他心中的疑惑和苦悶，後來，他結識了翰林院編修張鼎華，他倆“過從累年”、“談學最多”、“博聞妙解，相得至深。在張鼎華的指引下，他開始接觸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眼界為之一開。不久，他先後遊覽了香港、上海，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文化的一些側面，深感“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頭腦中的傳統偏見開始動搖了，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要比封建制度優越。自此，購買、閱讀了當時所能找到的經過翻譯的西書，大講西學，開始了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歷程。萌生非變革不足以救國的思想，他對中國的舊文化和舊風俗也日益厭棄了，在家鄉創辦了“不裹足會”，制訂會章條例，發動親友參加，這是康有為第一次對封建勢力和傳統陋俗進行的衝擊。
1884年（清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康有為受到強烈的刺激，經過長期的探索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他把中國傳統的哲學跟西方的自然科學結合起來，形成了“以元為體，以陰陽為用”的哲學體系，還把《公羊傳》上的“三統”、“三世”的變易觀點發展成“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的歷史進化觀，並認為人類社會是由“據亂世”向“開平世”再向“大同世”發展的，康有為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體系正式形成了，他不無自滿地說：“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
《上清帝第一書》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以布衣身份向清光緒帝上書，極陳列強相逼，中國危難之狀，請求變法以挽救國家危亡，他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變法綱領，這就是《上清帝第一書》，希望光緒帝取法泰西、日本，自上而下改革，由於封建體制的限制和舊守官員的層層阻擾，這封書並未到皇帝處，康有為反因布衣（平民）上書而受打擊嘲諷，謠讒四起，但原稿在一些傾向變革的官員和士大夫中流傳，恰如在一潭死水中扔進一塊大石，在朝野引起很大的反響，播下了變法的種子，人們都知道了廣東有個不怕闖禍，上書言變法的康有為，這也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潮由理論研究發展成實際政治活動的第一次嘗試。
背景
《上清帝第一書》開篇就提出了眾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必欲瓜分而後快的嚴峻形勢，十九世中葉開始，資本主義國家侵入中國，用軍艦和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封建的清王朝無力保衛自己的國家，一次又一次打了敗仗，由於中國長期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發展緩慢的的狀況，由於帝國主義的侵入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在近代面臨著亡國的巨大的危難。從鴉片戰爭（1840年）開始，列強紛紛在中國強占我領土和進而劃分勢力範圍，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和政治，中國遭到愈來愈厲害的掠奪和奴役，清朝政府的封建政權也日益成為外國侵略者壓迫中國人民的工具，中國被瓜分的慘禍已臨眉睫了。
“竊見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剪，將近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教民今會黨遍江楚河隴間，將亂於內，臣到京師來，見兵兵弱財窮，節頹俗敗，經綱教亂，人情偷惰，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遊之樂，晏安歡娛，恭賀太平，頃河之決不塞，兗豫之民，藥折愁苦，沿江淮間，地多苦旱，廣東大水，京師大風，拔木百餘，甚至地震山傾，皆未有之大災也。”
當時的清王朝實在是內外交困，卻一味尚且偷安，溺於“興土木”，“習宴遊”，康有為進一步指出，國家、民族所面臨的危難局勢已到了不容忍視的地步。“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內同我，其非常之變局也，日本雖小，然其君臣其得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剪朝鮮向窺我邊。俄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則誥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炮來，九日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英之得緬甸，一日而舉之，與我滇為界矣，滇五金之礦，垂涎已久矣，其窺藏衛也，在道光十九年，己陰圖其地至今乃作釁焉。”
康有為鑑於中法戰爭後，帝國主義勢力侵略伸入中國西南邊陲的事實，揭發了其狼子野心：“法既得越南，開鐵路以通商，設教堂以誘眾，漸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誘我民，今遍滇、粵間，皆從天主教者，其地百里，無一蒙學，識字者寡，決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誘之。又滇、越、暹羅間，有寮國，了家諸小國，及棵苗諸種，法人日煽亡，比聞諸夷令尊法神父為總統焉。法與英仇，畏英屬地之多也，近跡遍覓外府，攻馬達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專力越南以窺中國，數年之後，經營稍定，以諸夷數十與我從教之民，內外並起，分兩路以寇滇、粵，別以舟師擾我海疆，入我長江，江楚教民從焉，不審何以御亡？”針對這樣的形勢仍有人苟安旦夕，“大廈將傾而處堂為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為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康有為“日夜憂懼”，提出了改革主張，即“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論述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引用了前朝歷代先例的加以佐證。
“今論治者，皆如其弊，然以為祖宗亡法，莫之敢言變，豈不誠恭順哉？然未深思國家階級之故也。今之法例，雖亡承列聖之舊。實皆六朝，唐、宋、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撫有天下，不同滿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遺訓，不過因其俗而已，然則世祖章皇帝已變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國亡有法，猶治痛之有方也，痛變則方亦變。若病既變而用舊方，可以增疾，時既變而仍用舊法，可以範圍，董子曰：“為政不和解而更張之，乃可以理。”呂覽曰：“治國無法則亂，守而弗變則悖。”《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設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領天下，則我期定能一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面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
康有為用治病要對症下藥來作比喻，說明時代變了，法律制度也要隨之改變，否則只會“危國”，這是變法的必要性，而為了證明變法的可行性，他不但援引了中國歷代變法先例，而且在下文同日本成功明治維新的事實來加強佐證。“日本崎嶇小國，近者君者變法興治，十餘年間，百廢具舉，南滅琉球，北辟蝦夷，歐洲大國，睨向其莫敢伺。”
以後幾年中，康有為著書講學，從事變法理論的研究，培養出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青年其間幾次上本，包括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這些都使變法運動深入人心，而成為一股有一定力量的政治潮流了。
發展
《上清帝第一書》手跡：見《南海先生遺稿》。有正書局印本，刊印較早的是《救時芻言》和光緒二十二年上海時務報館印的《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此外，《皇朝經世文新編》、《康南海書牘》等也都登載，今據手跡錄出，手跡“臣”字，沈曾植批云：“篇中不必作臣字”，“南海先生四上書記”，“臣改為生”。康有為的政治論文，以他上清帝的前後七封書和戊戌變法時期的奏議為代表作。這些文章都是直接地“為時而作”的，有著鮮明的時代性和戰鬥性，飽含政治熱情、放言高論，筆鋒犀利，言人所不敢言，故能強烈地震撼著讀者的心靈，如《上清帝第五書》中有力地指出：“蟻穴潰堤，釁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職員狂言獲罪，雖死亡日，猶生之年也，否則詔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即來，職誠不忍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闕憂思憤盈，淚盡血竭，不復有雲。
書中關切國家命運，對很可能到來的亡國慘禍抱著憂憤的心情，議論亢直，大聲疾呼，的確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連光緒帝讀了都感動得“垂涕濕紙”，作者的筆鋒帶著強烈的愛和恨，愛的是祖國，愛的是人民，恨的是外來侵略者，恨的是國內的頑固派，文章中描述頑固派賣國投降的心理活動，真是入木三分：以為京師為重，邊省為輕，割地則都畿能保，不割則都畿震驚，故苟從權宜，忍於割棄也。又以群議紛紜，雖力擯和議而保全大局終無把握，不若隱忍求和，猶苟延旦夕也，又以為和義成後，可數十年中無事，如庚申以後也。左右貴近，論率如此，故盈適之言，雖切而不入，議臣之說雖辱而易行，所以甘於割地棄民而不顧也。
《上清帝第二書》作者要求對頑固派嚴厲懲處，“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膽，或輕予褫革以散其事，詔告天下，暴物罪狀。”
康有為的政論散文“邏輯嚴密，說理透闢，為了闡自己的論點，作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後列舉大量古今中外的事實，層層深入去分析問題，使文章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在《強學會序》中，一開頭就說“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東映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指出中國處在列強虎視眈眈的危險境地，接著舉出印度，土耳其等或亡國或喪權失地的例子，說明守舊之國不能瓦全的道理，最後是號召國人同心同力，為挽求國家危亡而奮鬥。故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附錄“改革起源”中評論本文說：“康有為撰此開會主義書痛陳亡國以後慘酷之狀，以激勵人心，讀之者多為之下淚，故熱血震盪，民氣漸伸”，因此往往康有為的文稿一出，便不脛而走，很快就在士大夫階層流傳開來，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
文章筆風
大筆淋漓，雄奇瑰偉，是康有為的文章風格一大特色，如著名的《上清帝第二書》，洋洋萬餘言，一氣呵成，汪洋恣肆，很能代表他的政論的獨特文風，他自己，當應考時，由於自己的“策論瑰偉”，連考官都能辨認出來說：“此卷當是康某。”康有為的文章，擺脫了傳統的古文形式的束縛，也沒有受到盛極一時的桐城派講求“義法”，“雅沽”的空洞模式的影響，文章的內容充實，言之有物，在行文上或駢或散，信筆所至無一定格，有時喜歡運用一連串的排句和偶句連類引發，氣勢甚盛。
這種宏偉壯闊的文章風格得到梁啓超的繼承和發揚，形成風靡一時的“新民體”，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宣傳家們就是利用這種新的文體跟僵化的八股文體進行較量的，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益發顯出它的優越性。康有為文章的語言跟內容配合得很恰當。一般來說，大多數的政論都寫質樸得明白，不厭其煩地反覆申說，以便讀者了解和接受，而康有為的哲學論文的語言卻都比較幽深古典，文藝論文的語言又比較新奇瑰麗。我們縱觀康有為的全部著作，則可發現作者在掌握語言藝術上的高度技巧，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康有為是清代未期的散文大家，原是當之無愧的。
《上清帝第一書》全文
上清帝第一書
光緒十四年十月
奏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恭折仰祈聖鑒事。
臣聞言事有越職之禁者，所以定名分也;辟門有傳言之典者，所以采芻蕘也。定分以靖臣下之心，采言以通天下之氣。臣猥荷天慈，蒙被蔭典，入監讀書，雖復疏賤，然自祖父世受國恩，區區之私，常懷報稱。竊見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剪，將及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教民、會黨遍江楚河隴間，將亂於內。臣到京師來，見兵弱財窮，節頹俗敗，紀綱散亂，人情偷惰，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遊之樂，晏安歡娛，若賀太平。頃河決久不塞，兗豫之民，盪析愁苦，沿江淮間，地多苦旱，廣東大水，京師大風，拔木百餘，甚至地震山傾，皆未有之大災也。
而尤可駭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縣十餘;甚至沖及永陵山谷，哆圮坍坼，凡十八山，形勢全改，今上海新報館繪圖募賑，遍傳各省。伏念永陵為我朝發祥之地，岸谷告變，震動非常，以為皇太后、皇上聞此奇變，必悚惶震悼，戒勵群臣，痛哭戒誓，乃伏處下風，未聞有恐懼責躬，求言恤民之特詔;親臣重臣，卿貳台諫，受國厚恩，亦未聞有直言極諫痛哭入告之封章。內而侍臣，外而藩僚，不聞一言，下而部寺司員，亦不聞一言。上下內外，鹹知天時人事，危亂將至，而畏憚忌諱，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臣所為憂憤迫切，瞻望宮闕而惓惓痛哭也。
伏讀世祖章皇帝聖訓曰：“近來條奏，多系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未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朕雖不德，於古帝王納言容直，每懷欣慕，朕躬如有過失，諸臣須直諫無隱，言之過戇，亦不譴責，欽此。”此真開國聖人省身求言之極則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聰聽彝訓，樂聞讜言，臣竊慕漢、宋時大學生劉陶、陳亮有上書之義;近鹹、同時，監生周同轂、貢生黎庶昌遞折言事，荷蒙列聖嘉納，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披瀝血誠，忘其僭越，為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竊維國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間，未有若今日之可憂也。方今中外晏然，上下熙熙，臣獨以為憂危，必以為非狂則愚也。夫人有大癘惡疾不足為患，惟視若無病，而百脈俱敗，病中骨髓，此扁鵲、秦緩所望而大懼也。自古為國患者，內則權臣女謁，外則強藩大盜而已。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體清明，內無權臣女謁閹寺之弄柄，外無強藩大盜之發難，宮府一體，中外安肅，宋、明承平時所無也。臣獨汲汲私憂者何哉?誠以自古立國，未有四鄰皆強敵，不自強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
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變局也。日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翦朝鮮而窺我邊、。俄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炮來，九日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英之得緬甸，一日而舉之，與我滇為界矣，滇五金之礦，垂涎久矣。其窺藏衛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陰圖其地，至今乃作釁焉。
法既得越南，開鐵路以通商，設教堂以誘眾，漸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誘我民，今遍滇、粵間，皆從天主教者，其地百里，無一蒙學，識字者寡，決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誘之。又滇、越、暹羅間，有寮國、萬象諸小國，及猓苗諸種，法人日煽之，比聞諸夷合尊法神父為總統焉。法與英仇，畏英屬地之多也，近亦遍覓外府，攻馬達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專力越南以窺中國，數年之後，經營稍定，以諸夷數十萬與我從教之民，內外並起，分兩路以寇滇、粵，別以舟師擾我海疆，入我長江，江楚教民從焉，不審何以御之?
夫敵國並立，無日不訓討軍實而虞敵之至也。邇者德法之爭，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萬渡禮吳河而壓法境矣。兵勢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練，器不素備，急乃徐購募以應之，雖使廉頗、韓信為將，庸有幸乎?又美人逐我華工，英屬澳大利亞隨之，將來南洋諸島紛紛效尤，我民出洋者千數百萬，中國漏 于洋貨久矣，稍藉此補其尾閭，若不保護，還無所業，必為盜賊，金田之役，將復起矣。
昔甲申之事，法僅以一、二舟師驚我海疆，我沿海設防，內外震動，皇太后、皇上宵旰憂勞，召問諸臣，一無所措，乃旁皇募兵購炮，所費數千萬計，而安南坐失矣。且是時猶有左宗棠、彭玉麟、楊岳斌、鮑超、馮子材、曾國荃、岑毓英、劉錦堂、王德榜等，皆知兵宿將，布列邊外，其餘偏裨亦多百戰之餘，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則二三宿將重臣漸皆凋謝，其餘舊將皆已耄老，數年後率已盡，即偏裨之曾列戎行者亦寡，而強鄰四逼於外，教民蓄亂於內，一旦有變，其何以支?我既弱極，則德、奧、意、丹、葡、日諸國亦狡焉思啟，累卵之危，豈有過此，臣所為日夜憂懼也。
竊觀內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從容，事無大小，無一能舉。有心者嘆息而無所為計，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廈將傾而處堂為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為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譬彼病痿，臥不能起，身手麻木，舉動不屬。非徒痿也，又感風痰;百竅迷塞，內潰外入，朝不保夕，此臣所謂百脈敗潰，病中骨髓，卻望而大憂者也。今兵則水陸不練，財則公私匱竭，官不擇才而上且鬻官，學不教士而下患無學，此數者，人皆憂之痛恨焉，而未以為大憂者也。
夫先王之治，於理財至精也。《周禮》：“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又有草人、稻人化土宜焉。”善乎《禮記》之言曰：“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管子日：“慎民在舉賢，慎富在務地。”夫有土此有財，而以政事緯之。地利既辟，於是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材任能，豈有以中國地方萬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眾，物產二十六萬種之多，而患貧弱哉?故臣皆不以為大憂也。臣所大憂者，患我皇太后、皇上無欲治之心而已。
伏惟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法祖宗，用耆舊，聖德之美逾越今古，臣敢以為無欲治之心何也?竊.見與強夷和後，苟幸無事，朝廷晏安，言路閉塞，紀綱日隳。頃奇災異變，大告警厲，天心之愛至矣，不聞有休惕修省之事，上答天心。又古者災異策免三公，樞臣實秉國鈞，亦無戰兢之意，未聞上疏引罪，請自免謝，泄泄如是。而徒見萬壽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馳驅樂游，電燈、火車奇技淫巧，輸人大內而已。天下將以為皇太后、皇上拂天變而不畏，蓄大亂而不知，忘祖宗艱大之託，國家神器之重矣。天命無常，而民窮難保，棟折榱壞，誰則能免，臣所為夙夜憂懼，不敢畏而自隱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恭儉憂勤，臨政之日，不為淺矣，所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雪列聖之仇恥，固萬年之丕基，宜有在矣。乃事無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亂將至者何哉?以為所任非其人歟?則以皇太后、皇上之明，豈敢謂盡非其人;以為所由非其道歟?則以皇太后、皇上之聖，豈敢謂盡非其道;而遂以致此者，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堅，無欲治之心故耶?今天下所憂患者，曰兵則水陸不練，財則公私匱竭，官不擇材而上且鬻官，學不教士而下皆無學。臣雖痛恨之，皆未以為大患，獨患我皇太后、、皇上無欲治之心而已。夫諸苑及三山，暨圓明園行宮，皆列聖所經營也，自為英夷燒毀，礎折瓦飛，化為礫石，不審乘輿臨幸，目睹殘破，聖心感動，有勃然奮怒，思報大仇者乎?若有此也，臣欲鑾馭日臨之也。然亦未聞有興發聳動之政焉。天下則以為皇太后、皇上無欲治之心也。以皇太后聰明神武，臨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從善如流水，當同治初年，勵精圖治，起翁心存、李棠階相機務於內，用曾國藩、左宗棠治戎事於外，李鴻章、沈葆楨、郭嵩燾、韓超並由道員擢受巡撫，劉蓉且以諸生超授撫藩，開誠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盜而至中興。臣每伏讀穆宗毅皇帝聖訓，未嘗不感極起舞而至於流涕也。
又光緒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興作之意，臣竊謂皇太后、皇上有光明聖德，可與為堯、舜之治也;所以倦勤者，得無以勵精已久，而致治無期耶?臣維同治初年，大亂甫定，上下肅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補之自強，此中國圖治第一機會也。然聖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變法故也。
光緒八九年，宮廷赫然求治，士風大變，譬久病稍起，非更加醫藥，不能驟廖，此中興第二機會也。不幸法夷入寇，於是復蹶.得無有讒匿之口，間於左右，以為臣下能言者不周於用乎?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通治者未必知兵。夫天下多才，不能以一人僨事，而盡疑天下之才。豈聖意以為嘗圖治矣，而輔相無人，因而漸怠耶?生謂中遭事變，所以不競厥施者，不慎選左右故也。如使皇太后、皇上優危惕厲，震動人心，赫然願治，但如同治、光緒初年之時，本已立則末自理，綱已舉則目自張，風行草偃，臣下動色，治理之效，必隨聖心之厚薄久暫而應之。臣所欲言者三，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舊，敢輕言變者，非愚則妄。然今天下法弊極矣。六官萬務所集也，卿貳多而無所責成，司員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畫諾，文書數尺，高可隱身，有薪炭數斤之微，銀錢分厘之瑣，遍行數部者，卿貳既非專官，又多兼差，未能視其事由，勞苦已甚，況欲整頓哉?故雖賢智，亦皆束手，以為周公為今冢宰，孔子為今司寇，亦無能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縣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賦、稅、教、養合責於一人，一盜佚、一獄誤、一錢用而被議矣，責之如是其重，而又選之極輕，以萬餘金而賣實缺焉。祿之極薄，以數百金而責養廉矣。其下既無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無漢人三老、嗇夫之化，而求其教養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書，皆欺飾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選賢才也，仍用簽除;武舉以為將帥也，乃試弓石;翰林以儲公卿也，猶講詩字;其他紊於法意，而迂於治道，舛亂餚決，難遍以疏舉。是以皇太后、皇上雖有求治之心，而無致治之效也。
今論治者，皆知其弊，然以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變，豈不誠恭順哉?然未深思國家治敗之故也。今之法例，雖雲承列聖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撫有天下，不用滿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遺制，不過因其俗而已，然則世祖章皇帝已變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國之有法，猶治病之有方也，病變則方亦變。若病既變而仍用舊方，可以增疾。時既變而仍用舊法，可以危國。董子曰：“為政不和，解而更張之，乃可以理。”《呂覽》曰：“治國無法則亂，守而弗變則悖。”《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設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領天下，則我朝豈能一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而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
今之時局，前朝所有也，則宜仍之，若知為前朝所無有，則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與治敵國並立之世固異矣。昔漢臣魏相專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謂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於治平之世也。若孫叔敖改紀，管仲制國，蘇綽立法，此宜於敵國並立之世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漢之法意，即深得列聖之治術者也。皇太后、皇上知舊法之害，即知變法之利，於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實，變通盡利，裁製厥中，如欲采聞之，則農夫耕而君子食焉，臣愚願盡言於後也。 尤望妙選仁賢，及深通治術之士，與論治道，講求變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變，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
日本崎嶇小島，近者君臣變法興治，十餘年間，百廢俱舉，南滅琉球，北辟蝦夷，歐洲大國，睨而莫敢伺，況以中國地方之大，物產之盛，人民之眾，二帝、三王所傳，禮治之美，列聖所締構，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謂變法則治可立待也。今天下非不稍變舊法也，洋差、商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強，中國行之而奸蠹，何哉?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撫、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門堂十重，重重隔絕，浮圖百級，級級難通。夫太尊則易蔽，易蔽則奸生，故辦事不核實，以粉飾為工， 疾苦不上聞，以摧抑為理。至於奸蠹叢生，則雖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變之為愈矣。
今上下否塞極矣。譬患咽喉，飲食不下導，氣血不上達，則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論之禮，《大學》之美文王曰“與國人交”，《詩》曰：“喲喲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懇誠發乎中禮，群臣若嘉賓，故群臣盡心，下情既親，無不上達，則奸消弊縮，雖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霽威嚴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盡其言於前，天下人人得獻其才於上。周有土訓、誦訓之官，掌道地圖、地慝、方誌、方慝，漢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議郎，專主言議：今若增設訓議之官，召置天下耆賢，以抒下情，則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宮之中，遠洞萬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以皇太后、皇上明目達聰，宜通下情久矣。然今猶壅噎底滯者，得無左右皆宦官宮妾，壅塞聰明，而無學士大夫與論治耶?即有其人，亦皆讒餡面諛之人，而非骨鯁直亮之士耶?不然，以聖德之茂，何未能日緝熙於光明也?
古者師傅以傅德義，史官以記言動，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所以養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暨於漢制，君臣猶親，袁盎、汲黯入內燕見，而唾壺、虎子、執戟皆妙選良士，如東方朔、孔光、揚雄為之，猶有古義也。明年皇上大婚禮成，親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聲色之防;聖德日新，宜慎近習之選。所謂慎者，辨忠佞而已。伊尹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故承顏順意者，佞臣也，弼違責難者，忠臣也;逢上以土木聲色者，佞臣也，格君以側身修行者，忠臣也;欺上以承平無事者，佞臣也，告上以災危可憂者，忠臣也。《書》稱“毋以側媚，其惟吉士”。孔子稱去讒賤貨，所以修身。伏願皇太后、皇上熟辨之，去讒慝而近忠良，妙選魁壘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預燕內以資啟沃，則德不期修而自修矣。皇上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士節自奮，風俗自美，餘事何足為哉!
臣伏惟念祖宗辛苦經營，休養生息，有此天下，置之安危，在今日矣。今不築金湯之，而築丹雘之宮，不游勛華之世，而游藪囿之內，臣竊為皇太后.、皇上惜之。故從臣之言，及今亟圖，猶為可治，律朝廷益尊，宗社益固，令德神功，播聞後嗣。否則恐數年後，四夷逼於外，亂民作於內，於時乃欲為治，豈能待我十年教訓乎?恐無及也。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為計，獨不為天下計乎?即不為天下計，獨不為列祖、列宗計乎?即幸而天命眷顧，僅能圖存，設令敵人割我尺土寸地，皇太后、皇上何以對列祖、列宗乎?《易》日：“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孟子》曰：“盤樂怠敖，是自求禍。”伏願皇太后、皇上念列聖付託之重，答天心警示之勤，無忘庚中之變，震悼祖陵之災，特下明詔，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懼修省，求言圖治，則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草野愚賤，罔識忌諱，竭露愚誠，乾冒宸嚴，不勝戰慄惶悚之至。伏惟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察。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