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章培恆先生先後受教於朱東潤教授和蔣天樞教授；在注重理論闡釋上，則受益於賈植芳教授。
章培恆1952年秋，他因院系調整而由私立上海學院中文系轉入復旦大學中文系。這正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黃金時代，名師薈萃。他一進復旦，就受到了朱東潤、賈植芳教授等的薰陶。朱先生是一位不受權威束縛、敢於並善於獨立思考的專家，當時教他們古代文學，對當時的很多主流見解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據。如對於《詩經·國風》出於民間的這種幾乎為學術界所公認的說法，朱先生就作了十分有力的批駁。這使他很感振奮，並把這種治學精神作為自己的楷模。而朱先生對他也十分讚賞，在其所撰《自傳》中曾有生動的記述。
1956年秋，章先生作為中文系的助教，開始接受蔣天樞教授的指導。蔣先生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是陳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以治學謹嚴，不曲學阿世，而為陳先生所賞識和信任，後來並將保存和編刊自己全集的重任託付給他。他要章先生先從歷史和語言學方面打基礎，以三年時間讀《說文》段注、《爾雅註疏》、《爾雅義疏》和《方言》，同時讀《通鑑》，校點“前四史”，泛覽目錄、版本、校勘學方面的著作，從《漢書·藝文志》直到《書林清話》。這使章先生走入了一個新的學術境界。雖然學得很艱苦，但卻取得了很大收穫。所以後來日本著名學者伊藤漱平教授在論及復旦大學研治元明清文學的專家時曾說：“從師承來說，在復旦大學曾師事碩學陳寅恪博士的高弟蔣天樞教授的章培恆教授，與趙景深教授的學風有別而獨樹一幟。他的本領在於以目錄學、書志學為基礎，先提出大膽嶄新的假設，再努力加以證實。”另一方面，他從1952年起就向賈植芳教授學習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而且還由此懂得了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原著的重要性。他在讀高中時就不止一次地讀過魯迅的小說集和雜文集，此時又系統地讀了新文學開始以來直到30年代的著名文學作品，還認真地讀了胡風的八本論文集。後來他雖轉而研習古代文學，但對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仍很感興趣，並反覆地研讀了《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反杜林論》、《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原著。他自己說，他在對古代文學的評價、闡釋上，常常提出一些與時賢不同的見解，實緣於他的這種學習經歷。
人物年表
1934年1月8日生於浙江紹興。 於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參加中國共產黨。
1954年1月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並任教至今。
章培恆1980年12月任教授。1983年至1985年間任中文系主任。
1984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1985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同年被批准為博士生導師。
1996年先後獲得 復旦大學首席教授、傑出教授稱號。
2011年6月7日凌晨在華山醫院逝世，享年77歲。
社會兼職
章培恆先生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第二、三屆），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家教委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 章培恆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先後開設中國文學史（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明代文學研究、中國哲學與文學、西遊記研究、中國小說史、古籍校讀法等課程。承擔指導中國古代文學（元明清文學）的博士生、碩士生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古籍整理） 碩士生的任務。
學術成果
概述
章培恆先生主要學術成果，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是歷年發表的一百餘篇論文，大多已收入《獻疑集》（嶽麓書社，1993）、《災棗集》（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三書中；
二是以專著形式發表的《洪升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國文學史》（主編之一兼作者，復旦大學出版杜，1996）和《中國文學史（新著）》（第一主編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三是由他單獨主持或與其他專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體項目如《辭海》的中國古代文學分科、《新編明人年譜叢刊》等。
專著
年青時代的章培恆1979年出版專著《洪升研究》，對清初戲劇家洪升的生平作了系統的考訂和研究，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該書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和中國戲劇家協會理論著作獎。
章培恆教授與駱玉明教授共同主編了《中國文學史》，1996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學術界和讀書界引起了較強烈的反響，被認為是中國文學史研究上的一種突破。 後又編成《中國文學史新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從人性發展的視角對中國文學史進行描述，被認為是中國文學史研究上的突破，具有廣泛影響。
1985年編纂《全明詩》（集體科研項目），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1979年修訂《辭海》他擔任分科主編（負責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和編委。合編大型叢書《古本小說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 《近代小說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編《文史名著選譯叢書》（巴蜀書社出版），《中國禁書大觀》（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國禁書簡史》 （己由日本新潮社出版日譯單行本），《新編明人年譜叢刊》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論文
論文大致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考證性的，其所提出的看法大都與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見解有相當大的距離，如關於百回本小說《西遊記》的作者，解放後的中國研究學者都已肯定為吳承恩，他卻認為吳承恩所作《西遊記》為遊記性質的作品而非通俗小說，發表了《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等幾篇論文加以論證。中國現已有部分研究者接受他的觀點。此類論文中的大部分收入其論文集《獻疑集》，於1993年由嶽麓書社出版。該書曾先後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二等獎和國家教委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
另一類論文是對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現象重新加以剖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其所得出的結論，或為以前的研究者所未嘗言及，或與流行的見解相歧異。前者如《金聖歎的文學批評》、《中華文史論叢》 第三輯，與人合作），聯繫金聖歎的哲學思想以研究其文學批評，為前人所未及；後者如《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日本《古田敬一教授退官紀念中國語言文學論集》），將李夢陽作為晚明文學新思潮的先驅，與通常把李夢陽僅僅視為晚明文學新思潮的批判對象的觀點大相逕庭。這些也都為同行所重視。
論《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64年01期）
論晚清譴責小說的思想傾向（《學術月刊》1964年12期）
論黃遵憲的詩歌創作（《學術月刊》1966年04期）
再論李賀詩歌與形象思維——答王文生同志（《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04期）
關於洪升生平的幾個問題——讀《洪升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03期）
關於屈原生平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81年10期）
李夢陽的一個側面——古文辭的平民性（吉川幸次郎、章培恆，《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02期）
《儒林外史》原書應為五十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04期）
施彥端是否施耐庵（《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06期）
《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學術月刊》1982年07期）
論《金瓶梅詞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04期）
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04期）
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展望（《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05期）
關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注的作者（《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03期）
再談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01期）
再談《金瓶梅詞話》的寫作時代（《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02期）
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6年03期）
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01期）
再論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問題——兼答劉世南君（《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02期）
明代的文學與哲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01期）
從《詩經》、《楚辭》看我國南北文學的差別（《中國文化》1989年01期）
關於《水滸》的郭勛本與袁無涯本（《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03期）
被妻子所棄的詩人——《南陵別兒童入京》與李白的婚姻生活（《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01期）
研究近代文學 首先須研究近代詩（《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02期）
《封神演義》作者補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04期）
神聖憂思錄:雜談中國戲曲的前景——以崑曲、京劇為中心（《上海戲劇》1994年01期）
從遊俠到武俠──中國俠文化的歷史考察（《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03期）
說“衝冠一怒為紅顏”（《上海文學》1995年06期）
關於現存的所謂“宋話本”（《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01期）
關於中國文學史的思考（章培恆、駱玉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03期）
論五四新文學與古代文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04期）
中國詩歌里的酒（《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年02期）
關於李陵《與蘇武詩》及《答蘇武書》的真偽問題（章培恆、劉駿，《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02期）
20年來的巨大成就——中國文學學科的回顧與瞻望（《思想理論教育導刊》1998年Z2期）
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巨觀與微觀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01期）
人性、美感及文學的發展（章培恆、駱玉明，《文學報》2000年6月1日）
從“論”說“史”……（《文學報》2000年7月6日）
今天仍在受凌辱的偉大逝者（《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期）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兼及“近代文學”問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02期）
傳統與現代：且說《玉梨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02期）
關於《三國演義》的黃正甫本（《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5期）
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兼談十二卷本《東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章培恆、徐艷，《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04期）
《玉台新詠》為張麗華所“撰錄”考（《文學評論》2004年02期，第5～17頁）
關於《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過程與寫作年代（《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01期）
必須重視漢語言文字的發展特點——談一種關於寫作的無理要求和批評（《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5年01期）
從《紅樓夢》看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03期）
余秋雨何曾剽竊我的著作——一場鬧劇及其背後（《藝術評論》2005年09期）
再談《玉台新詠》的撰錄者問題（《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01期）
關於《大招》的寫作時代和背景（《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02期）
從《紅樓夢》看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6年02期）
經濟與文學之關係（《學術月刊》2006年05期）
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意義和效應（《河北學刊》2006年05期）
《玉台新詠》的編者與梁陳文學思想的實際（《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02期）
書評
《明代徽州文學研究》——一部地域性文學研究中的優秀之作（《文匯讀書周報》2006年8月4日）
不尚空論，言必有據——讀談蓓芳《中國文學古今演變論考》（《文學報》2006年12月28日）
雜文
章培恆著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古籍整理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1993年04期）獨立思考與細心求證（《光明日報》2000年8月10日）
不能欣賞崑曲是知識分子素養上的缺憾——關於保存和復興崑曲的幾點構想（《文匯報》2001年8月18日）
規範文科學術刻不容緩（《中國高等教育》2001年12期）
關於建立學術規範的兩點建議（《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01期）
序跋
《三國演義辭典》前言（《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02期）
《三國演義辭典》序（《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02期）
對武俠小說的再認識（代序）（《武俠世界的怪才——古龍小說藝術談》，曹正文著，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年）
《全明詩》前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05期）
《江盈科集》序（《書屋》1997年04期）
人性的解放與形式的演進——《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序（《文匯報》2007年7月17日）
評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古籍整理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1993年04期）
獨立思考與細心求證（《光明日報》2000年8月10日）
不能欣賞崑曲是知識分子素養上的缺憾——關於保存和復興崑曲的幾點構想（《文匯報》2001年8月18日）
規範文科學術刻不容緩（《中國高等教育》2001年12期）
關於建立學術規範的兩點建議（《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01期）
訪談
美好的中文（章培恆、陳村，《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05期）
關於中國文學研究的古今貫通——章培恆教授訪談錄（章培恆、宋榮，《語文教學與研究》2004年22期）
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章培恆先生學術訪談錄（章培恆、馬世年《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01期）
學術述評
洪升研究
章培恆《洪升年譜》章先生獨立從事關於文學史的個案研究是從1957年開始撰寫《洪升年譜》而起步的，這同時也是他進行實證研究的首次嘗試。儘管當時學術界已開始關注清代成就最高的兩大戲曲家，但有關洪升的生平交遊、思想著述等基本問題，尚無人作系統而深入的研究。為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先後自費去北京、南京、杭州等地蒐集到大量罕見資料，然後辨偽訂誤，五歷寒暑，終於在1962年完成全書。該書“引用書目”達246種，通過認真考證和排比，不僅首次全面細緻地臚敘了譜主的家世背景、個人遭際、思想著述、親友關係等，而且還就洪氏“家難”、洪升對清廷的態度以及“演《長生殿》之禍”等諸多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看法，把對洪升及其劇作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這部書稿塵封了十七年之後，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當時仍屬於學科前沿性質的成果，因而立即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稱揚它“搜羅宏富、取捨謹嚴、考訂翔實，論證有據”，1980年版《中國百科年鑑》將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國文學遺產的四部優秀著作之一。
文學史重要個案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學術研究逐漸走上正軌之後，章先生繼續瞄準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個案，上溯先秦兩漢，中探六朝唐宋，下迄元明清，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學術空間上下求索，僅就微觀考證而言，就發表了三十多篇論文。由於這些文章或是向既有定論挑戰，或與時論相左，或發前人所未發，因而往往會引起熱烈的討論，這不僅促使本學科相關領域的研究逐漸走向深入，而且對於改革開放初期學術領域的撥亂反正和後來引導學風從浮躁走向求實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考證《聊齋志異》的寫作年代，撰有《聊齋志異三會本·新序》、《〈聊齋志異〉寫作年代考》、《再談〈聊齋志異〉原稿的編次問題》三文，指出通行的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都是後人所編，唯原稿本共八冊，是作者按寫作先後排列的，原稿中的四冊雖已佚失，但通過對鑄雪齋抄本的研究仍可以考訂出正確的次序。然後考定該書前後寫作歷四十年餘，並進而推考出原稿各冊寫作的大致年代。
其次，還有一類是對於先秦至唐宋辭賦詩文作家作品疑案的考證。如《關於屈原生平的幾個問題》、《李白的婚姻生活、社會地位和氏族》皆提出獨到見解，但影響最大的還是對北宋幾位作家的連環案的探討，共撰文三篇。
章先生就文學史個案進行理論闡釋是從1962年秋開始的。在這方面他最重視的，是與劉大傑先生合撰的《論金聖歎的文學批評》。該文原本是為劉大傑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而寫的一節，由劉先生改定；因全文從論點的確定到形諸文字都主要是他獨立完成的，所以作為論文於1963年5月單獨發表時二人一起署名，後來劉夫人李輝群女士編《劉大傑古典文學的論文選集》時則未收入。
與此同時而就古代文學一系列個案所進行的理論剖析，章先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各個案的主體（含某作家群或某個時代的作家）是否“比他們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而這些“新的東西”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正是那些與五四新文學相通的各種因素。因此，其所論述也都往往與當時的主流觀念相左。就所選個案的分布而言，以明清文學最多，論文達十多篇，如1983年發表的《論〈金瓶梅詞話〉》和《試論凌?初的“兩拍”》、1986年發表的《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等。
重寫文學史
章培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重寫文學史”的思潮，在中國大陸學術界蕩漾了多年，討論的文章連篇累牘，實踐的成果也紛至沓來。章先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於1987年承擔了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作為全國自學考試教材的任務，隨後還應邀在《上海文論》主持對古代文學重加研討的欄目，從而開始了建構文學史的思考和實踐。上述論文中，有一部分既是這種思考過程中的成果，也是在為其建構文學史作準備。隨著文學觀念的更新和結合一系列個案研究而進行的思考，“文學的進步與人性的發展相聯繫”這一理念日益明晰，最後被確定為描敘文學史的基本線索。全書竣稿後，於1993年底由國家教委自學考試委員會中文學科組專家進行審查並獲通過。但後來覺得該書對自學考試不盡合適，所以乾脆改作獨立的著作交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該著以馬克思主義人性觀為指導，重新審視和建構中國文學史，卷首的《導論》對文學的性質和文學發展的主線都作了截然有異於國內一般文學史的深入論述，書末《終章》則討論了元明以來的文學發展與五四新文學的關係。無論是文學史觀，還是對文學史的巨觀把握與微觀考察，都有許多獨到的認識，令人耳目一新。打破了文學史研究的舊模式，開創了文學史研究的新格局和新境界。因而在當年舉行的專家研討會上，既稱它為“石破天驚”之作，也指出其不足之處。隨著新書的上市流播，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震盪，報導評論如潮。但他很快就感到了此書的重要缺陷:沒有從文學的藝術特徵的角度（他又稱之為形式的角度）來探討和描述中國文學的發展，也未能較具體地顯示中國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聯繫。其後他讀了《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發表的孫明君《追尋遙遠的理想——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回顧和瞻望》一文（該文既肯定了復旦版《中國文學史》的出版“標誌著古典文學研究打破了舊的思維定勢，完全走出了政治因素干擾的時代，使文學研究進入了自由的新天地”，又指出其“距離人們的期望尚有一定的距離”，例如“分期的標準依然是取決於王朝的更替”等），認為其批評深中肯綮。
章先生本是一位既執著地堅持真理，也敢於修正謬誤的學者，通過深思熟慮之後，他毅然決定再次重寫《中國文學史》。但此次的重寫不僅要繼續突破文學史研究中的舊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首先從思想觀念上突破自我。因而他曾就文學的功能、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文學與人性的關係、人性的發展與文學的藝術形式及其美感的發展的關係、文學史的分期、巨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關係、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進行過深入的反思檢討，然後重組生力軍從事新的攀登，才重新建構了獨具特色的文學史體系，其成果於1998年以《中國文學史（新著）》為書名梓行於世，成為與“前著”（指復旦版《中國文學史》，下同）不同的另一著作。
個人軼事
蔣天樞蔣天樞對章培恆的影響很大，不光是學術方面，還有言行處事。章培恆先生回憶“四人幫”粉碎時，古籍出版社要蔣天樞幫忙編纂陳寅恪的文選，事後給了蔣天樞1000多元稿費。當時蔣天樞先生在學校的工資是200元一個月。1000多元相當於小半年的收入。但是蔣先生嚴辭拒絕了這一筆當時的巨額稿費，理由只有一個：學生替老師編書，怎能收錢? “文革”時期，陳寅恪怕自己的文稿被抄走，著作從此失傳，便把文稿做了備份寄給蔣天樞，要蔣天樞先生幫忙保存。“文革”之後，蔣天樞便一肩擔起幫陳寅恪重編文稿的責任。“蔣先生自己的許多著作在‘文革’時也被抄走，‘文革’後也該先編自己的書，可是他將自己的書拋在一邊，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整理陳先生的稿件上。”章培恆說，語氣敬佩。
蔣天樞尊師已經到了一種近乎偏執的地步。蔣天樞與陳寅恪有師生之誼，對王國維自然也是嚴執弟子禮。同行或學生“王國維長王國維短”，即便滿貯崇敬之情，都有引起蔣先生側目之虞，在他看來，說“王國維先生”已經大不敬了，何乃直呼其名也!至於他，當然恪守舊例，開口閉口是“靜安先生”。
章培恆中國文學史新著當時朱東潤算來是個高調人物，好發警言奇語，一次假工會禮堂開會，說到得意處他老人家神采飛揚起來，大概隨意說了陳寅恪什麼什麼，未見得有不敬之意。還沒等在座老少反應過來，蔣天樞先生從人群中拔起，指著朱先生哼哼了幾句，便拂袖而去。在平常的日子裡，據說難得看到朱東潤先生難堪，這回給他的倒是十足的難堪。朱先生唯有嘖嘖幾聲，並哭笑不得地攤攤手。中文系已故的教授許道明先生在回憶章培恆和蔣天樞的文章里有這么一段：“蔣天樞先生的高足章培恆教授算來已是當今滬上學術大腕了，他從他的老師那邊得到了許多做學問的道道，當是無容爭辯的。此外，他顯然還是一個上過‘尊師’課的人。記不清何人向我談過，一天，章先生隨蔣先生外出辦事，晚間完事後，他照例陪送老師歸家。途中來了一場大雨，車到第一宿舍大門，遍地清濕，而蔣先生腳上套的卻是家常的布鞋。學生背老師，是章先生的最初提議，自然被蔣先生堅拒。那年章先生的年歲好像也已直逼花甲，安全第一嘛，弄不好兩個老頭，一老一小跌成一團，終究不是好玩的。於是，老師蔣天樞跨出車門，松爽地進了大門直奔寓所，學生章培恆脫下皮鞋，一手拎著，在黑夜裡穿著一雙白襪跟在老師的身後。”
獲獎情況
《洪升研究》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和中國戲劇家協會理論著作獎。
1980年版《中國百科年鑑》將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國文學遺產的四部優秀著作之一。
《獻疑集》曾先後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二等獎和國家教委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
1984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1996年先後獲得 復旦大學首席教授、傑出教授稱號。
1996年《中國文學史》上市流播，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震盪，報導評論如潮。對於“石破天驚”之譽，章培恆有清醒認識：所謂“石破天驚”也不過是肯定了它的開創性，但與文學史的應有任務——對文學發展過程的內在聯繫的描述——還有很大的距離。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毅然決定重寫《中國文學史》。這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各種指責紛至沓來，認為這么快就重出一部是為了撈錢。 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國文學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當時教育部正擬推薦若干供大學文科使用的教材，經專家評審後，該書雖未出齊和上架，但已被列入重點推薦的教材。 可惜的是，章先生在1999年被查出患了癌症，第三卷的出版因此擱置下來。這成了他的心頭大事。《中國文學史新著》另一責編韓結根說，章先生在病房裡也一直沒有放下手頭的工作，因此這部新著的不少統稿工作，是章先生在住院期間逐步完成的。2005年，章先生身體略為好轉後，完成了第三卷的寫作，並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皇皇三卷本《中國文學史新著》，宣告完成。 個人著史，似乎是復旦大學文史專家的傳統和情結。周谷城著《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劉大傑著《中國文學發展史》，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朱東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皆可說明這一點。往後，還有葛劍雄撰《中國人口發展史》等不一而足。章培恆先生之於《中國文學史新著》，名義上是主編，實際上是繼承了復旦大學文史專家個人著史的傳統。這一點未必為章先生所認同，但相信很多人會作如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