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列資料
關於契稅的起源，《土地典賣稅契制度考略》（張雪慧，《平準學刊》第4輯上冊，1989 年出版）中對稅契制度的起源、發展和演變加以全面闡述，認為契稅制度是國家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土地所有權的一種法律保證，“稅契之役，原以上供國賦，下杜分爭”。此外，《明朝田地赤契與賦役黃冊》（王毓銓，《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中指出，稅契是確保田地差糧過割的手段，不僅僅是為了徵稅，其原設意圖是使田地差糧“務不失原額”。賣主出賣田地立的白契是為了保證賣主、買主的雙方利益而立的，鈐蓋縣印的赤契則主要是保證官府利益的。在《元代土地典賣的過程和文契》（陳高華，《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在探討元代的土地典賣過程和契約格式時，也引用了一些元代徽州土地買賣文書和契尾，並同其它地區文書加以對比，說明了元代土地典賣的一般特點以及典與賣的區別與聯繫。同年，楊國楨的《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書主要利用契約文書來研究所有權內部的縱向結構與橫向結構，它認為利用契約文書研究中國的所有權，可以避免機械地套用外國的或現在的所有權觀念，不致把豐富多姿的中國所有權內部結構運動形態簡單化、凝固化。
歷史演變
書中分析了土地所有權中所並存著的國家的、鄉族的和私人的三個不同層次的權利，並考察了從“永佃權”到“一田二主”的歷史演變過程，明確指出永佃權與田面權不是同一概念，前者反映土地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分離，屬於租佃制度變化；後者反映土地所有權的分割，屬於所有權制度的變化。封建社會後期，政府對民間田宅契買活動的管理集中體現在稅契這一環節，如何規範契稅的征管工作，成為明清政府一直關注的問題。通過乾隆年間的契尾改革與契稅整頓，古代的稅契制度已相當完善。但是，長期以來的吏治問題和財稅體制弊端，使得清代的稅務沉痼難治。清末，地方政府為分攤朝廷的巨額賠款，同時又要自籌經費、大舉新政以圖自強，不得不大力開闢和疏理財源，原屬雜稅項下不太引人注目的稅契收入，竟成為晚清政府的“歲入大宗”，從中可以看出清代財稅中的巨大黑洞和亂稅亡朝的命運。
